海外黨史學者蘆笛。他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用業已公開的史料，還原了一個真實的毛澤東。
1. “波蘭模式”的曆史背景
1936年3月，蘇聯把外蒙當成主權國家，和它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蘇聯這一行動，給毛澤東極大鼓舞。他在5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宣布：“三月間訂立的蘇蒙條約，就是告訴中國革命者，你們可以如此做，我們可以同你聯盟。”（3）毛由此萌生了“西北大聯合”的構想。這一構想的核心是：紅軍與東北軍張學良和西北軍楊虎城聯手，“三位一體”，同蘇聯結盟，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4）
1939年8月23日，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瓜分了波蘭。這年9月底，斯諾問毛：“蘇聯對中共的幫助是否會采取占領半個波蘭那樣的形式？毛積極肯定地答複：‘按照列寧主義，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談話被英美報刊泄露，季米特洛夫大為震驚，來電斥責毛澤東失言。（5）
1939年9月14日，受蘇德條約和波蘭模式啟發，毛澤東斷言：“過去關於法西斯國家與民主國家之劃分已經失掉了意義”，今後各國共產黨的任務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推翻世界反動營壘，用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戰爭，打倒戰爭禍首，推翻資產階級”。（6）對此蘆笛評論道：“馬列主義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當時的中國是蔣介石的，不是無產階級的。若能有一半落在無產階級手裏，也是世界革命的偉大勝利，‘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7）
1940你1月19日，基於中共武裝力量的迅速壯大，毛澤東首次提出隔江而治，建立南北朝的構想，同時準備一旦國共全麵破裂，則揮軍向南。他寫道：“新四軍是否能向南發展，向皖浙贛大活動，抑或應過江向北，要看今後的形勢來決定。假如全國剿共，則我們可以向南，假如前途是國共劃界而治，則我們不宜大舉向南，而宜向北，以求與蔣隔江而治。”（8）
當時莫斯科正在與東京談判，中國問題是中心。毛澤東期待蘇日條約簽訂，以波蘭模式解決中國問題，而這正是蔣介石最擔心的。目睹波蘭被瓜分，蔣介石和毛澤東顯然有不同的感受。毛希望亂，他告訴周恩來：“蔣介石最怕的是內亂，是蘇聯，故我們可以這點欺負他。”（9）蘇聯大使潘友新當時寫道：“毛的打算是，如果內戰打起來，俄國人會援助中共。”（10）
2. “十五萬精兵”計劃的提出
1940年11月1日，在法國被劃分為德國占領區和維希政府之後，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中指出：“蘇聯出麵調整中日關係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國要爭得比 法國優勝的地位，隻有蘇聯出麵調整與我們堅持努力才有可能。”（11） 他還說：“應估計日蔣夾擊消滅我軍是日蔣雙方的計劃。” （12）一天前，10月31日，根據蘇聯大使的秘密通報，毛說：“據我們判斷，蔣介石正在與日本講妥協並可能在兩三個月內成功，時局將直轉急下。”（13）基於這個判斷，毛認為日蔣合流、聯合剿共已是迫在眉睫的危險，於是決定給斯大林寫信，提出“十五萬精兵”計劃，要求蘇聯援助，幫他打通西北，與國民黨全麵開戰。
11月4日，毛澤東起草了給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的電報，請共產國際考慮他集中“十五萬精兵”打到國民黨後方去的先發製人的軍事計劃。電報說，“蔣介石的計劃是驅除我們至華北，修築重層縱深封鎖線（正在大規模修築）置我們於日蔣夾擊中而消滅之”。毛表示，中共不會就範，擬以大部軍隊堅守根據地，而以一部精銳（約十五萬）打到國民黨後方的河南與甘肅等地去。考慮此舉必被指責為破壞抗日，並“有可能鬧到蔣介石與我們最後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因此，我們“最後決心還沒有下”，“請求你們給以指示”。（14）電報由毛本人署名，特地注明抄送斯大林和國防部長鐵木辛哥。
電報發出的前一天，11月3日，毛澤東曾向周恩來講過自己的構想：“如果我們在反對內戰的口號下不怕內戰，待他的剿共軍前進時出十五萬精兵（以三十萬支持各個根據地），抄到他後方，打幾個大勝仗，提出請求撤懲何應欽（清君側），”“那時蘇聯又出來調整一番，這種好轉是有可能的，恐怕中國的真正好轉要在那時也說不定。這是生產經過陣痛的道理。但那時也有蔣介石做貝當並最後做汪精衛之可能，那就是最後大決裂···。如果蔣那時做了貝當，便證明我們正是打得對，我們便把清君側（或兵諫）的旗幟改換為打漢奸的旗幟，一直打到底，這就是取內戰形式的民族革命戰爭。”（15）
這是目前看到的關於“十五萬精兵”計劃最完整的敘述。誠如楊奎鬆所說，毛澤東提出這一計劃是基於錯誤情報做出的被動反應，但同樣應該承認的是，毛對此計劃醞釀已久。拉蘇聯下水，推翻國民政府是中共的一貫戰略。這個戰略中共1927年試過（八一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廣東領取蘇聯武器）；1930年試過（李立三發動城市起義，要求蘇聯出兵幫助中共建立政權，說這是“莫斯科的國際主義義務”）；1936年試過（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搞“西北大聯合”，並爭取華北宋哲元、山西閻錫山等加入，試圖效法外蒙，與蘇聯結盟）；1940年又再次嚐試。不同的隻是，這次的理由是“預防日蔣合流，全麵剿共”。
“十五萬精兵”計劃是毛澤東精心策劃的一場豪賭：錯了是清君側，對了就是打漢奸。質疑者說：千裏奔襲國民黨後方太荒唐，作為一個戰略家，毛不可能製定這麽愚蠢的計劃。回答是：的確很荒唐，所以才要采取波蘭模式，以蘇聯為後盾。事實上，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毛非常謹慎，“十五萬精兵”計劃是他唯一浪漫之作。網友匣中劍先生批評筆者：十五萬人要千裏迢迢取重慶，“這個曆史發明太過荒謬，共軍又不是傻子。”（16）熟讀黨史的匣先生太小看毛澤東了：七百人都敢上井岡山，十五萬人為何不敢下重慶？！事實上，毛在不久後一次談話中就講到，“一經調動即須有決心打到四川去”。（17）去四川，應該不是去峨眉山旅遊。
值得一提的是，西安事變時，毛澤東也曾有過一個類似的計劃，即調動二、三萬精兵，萬裏奔襲打到南京去。（18 ）[/size]
斯大林否決了“十五萬精兵”計劃。11月25日，克裏姆林宮來電：“目前暫時不要動，爭取時間，在華中地區軍隊北移問題上，與蔣介石盡量周旋，討價還價。”“絕對關鍵的是你不要首先挑起軍事行動”。（19）在與毛澤東的往來電報中，季米特洛夫強調，目前還看不出蔣有全麵剿共和降日的決心，要求毛無論如何“不該將破裂作為出發點”。（20）沒有莫斯科的支持，毛隻好將計劃擱置，等待時機。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毛澤東認為他對時局的判斷得到證實：“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國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始，是全麵投降全麵破裂的開始。”激憤之下，他重提“十五萬精兵”計劃，讓周恩來質問崔可夫：“葉項被俘，全軍覆沒，蔣介石無法無天至此，請問崔可夫如何辦？”“何種時機他們可以公開援助我們?”“五月後他們有何辦法援助我們奪取蘭州？”他強調：“沒有飛機及攻城部隊，奪取蘭州及甘涼肅三州是不可能的，而這一問題遲早必須解決。”（21）
毛澤東與彭德懷等軍事領袖商量，準備大打。“如立即取攻勢，即須調動華北兵力，而一經調動即須有決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奪取陝甘），即須有決心同蔣介石打到底”。“問題是遠方（按指蘇 聯）的政策與我們所想的相左；三個月來幾經往複，尚未解決。故目前我們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隻能取守勢，惟須作攻勢的積極準備，以便在四個月或 六個月後能夠有力的轉入攻勢。”（22）
此時的毛澤東不僅準備以重兵攻入四川，而且還請求蘇聯出兵，幫助共軍奪取蘭州和甘、涼、肅三州，以建立軍火走廊。這一計劃之所以胎死腹中，完全是因為斯大林需要蔣介石把日本人拖在中國泥潭中，以防日本人和希特勒兩麵夾擊蘇聯，所以再次否決了毛的計劃。
3. 莫斯科的“國際主義義務”
1941年 4月13日，蘇日簽訂中立條約，蘇聯“誓言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則“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中國被兩大惡鄰肢解，蔣介石痛心疾首，毛澤東興高采烈，他在為中共起草的聲明中寫道：“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又一次偉大勝利。”蘇日條約增強了蘇聯的國際地位，“這對於一切反動派都是不利的，而對於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與被壓迫民族則都是有利的。” （23）
為什麽對人民有利？毛澤東的解釋是：“日蘇條約使蘇聯徹底解除被攻威脅”，從而“對製止中國投降與反共危險有積極作用。”（24）他希望，解除了後顧之憂，蘇聯可以騰出手來，履行國際主義義務，幫助中共推翻蔣介石反動政權了。
斯大林再一次使毛澤東失望。根據蘇日中立條約，蘇日的確瓜分了中國，但瓜分的並不徹底，沒有完全按照波蘭模式。4月16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指出：“蘇日條約訂立之後，蘇、日雙方都得到自由，但對中國問題沒有解決。”（25）對此蘆笛以他特有的尖刻寫道：“美中不足的是，該條約沒能像蘇德條約‘解決’波蘭問題那樣，徹底瓜分中國，將毛‘與蔣隔江而治’的夢想化為國際條約，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如‘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一樣扶植起來。（26）
1941年的莫斯科有更重要的敵人要對付，來不及幫助中共奪取政權。此時離德國進攻蘇聯隻有兩個月。如果斯大林真如毛澤東所願幫助中共實施“十五萬精兵”計劃，他將犯一個巨大的錯誤。斯大林從不相信條約，也不認為日本會守約。蘇聯的國家利益要求中國盡可能長久地拖住日本，而這隻有決心抗戰的蔣介石才能做到。那時的中國姓蔣不姓毛，蔣是在看守自己的家。崔可夫來華就任蘇軍軍事總顧問時，斯大林曾明確告訴他：“由於有我國的援助和英美盟國的援助，蔣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長期拖住它。···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至於國共兩黨關係的惡化，暫不要去管他們”，“蘇聯的援助隻能給予蔣介石國民黨而不能給予中國共產黨。”（27）
看到蘇聯遲遲不履行它的國際主義義務，失望的毛澤東隻能寄希望於未來，宣稱：“中國人民的希望，隻要說到外援，便是首先寄托在蘇聯身上的，而蘇聯在這次條約上並沒有使中國失望，也永遠不會使中國失望。”（28）
毛澤東是對的，隻是需要再耐心等上四年。
1945年8月，毛澤東盼望已久的國際援助終於到來：蘇聯出兵東北，並在撤軍時把關東軍全部武器裝備連同東北一起交給了中共。解放戰爭期間，莫斯科繼續履行國際主義義務，大力支持中共。1949年，三大戰役結束，解放軍飲馬長江，斯大林重提“劃江而治”，毛澤東回答：“宜將乘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4. “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以波蘭模式為基礎的“十五萬精兵”計劃無疾而終。失去蘇聯的後援，毛澤東迅速調整戰略，放棄與國府劃江而治、必要時發動全麵內戰的戰略目標，開始韜光養晦。“他知道，沒有蘇聯援助就不可能推翻國府，現在蘇聯已自身難保，中共唯一明智的戰略就是苦撐待變，待蘇聯打贏了戰爭，再挾蘇援與蔣爭天下。”（29 ）
在毛澤東身上，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高度統一。極端自尊的人，心底裏一定自卑。一個極端的理想主義者，在政治鬥爭中往往極端現實，不擇手段。既然共產主義的目的是打碎舊世界，共產主義者的行為不受傳統道德束縛，自然就在情理之中。既然工人無祖國，愛國、賣國之類的概念對他們也就沒有意義。
講到“波蘭模式”，人們就想到瓜分。其實，對於共產主義者來說，瓜分隻是權宜之計，是力量不足暫時妥協的結果，赤遍全球才是最終目的。1939年，蘇聯力量不足，和德國瓜分了波蘭；1945年，它戰勝德國，遂將整個波蘭納入共產主義版圖，並與美國瓜分了德國。同樣，1939年，力量不足的毛澤東想的是“隔江而治”，“蔣、日、我，三國誌”；（30）到1949年，口號變成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及至文革，目標又升級為做世界革命領袖，“解放全人類”。
在愛國主義成為主旋律、抗日劇泛濫的今天，毛澤東的“十五萬精兵”計劃可能令人難以接受。但如果回到當時具體的曆史條件下，他的計劃則是完全符合現實和國際共產主義正統理論的。鑒於對蔣介石抗戰決心的錯誤判斷和對列寧主義原則的真誠信仰，毛期待斯大林以“波蘭模式”解決中國問題，不僅合符邏輯，政治上也無可挑剔。當毛向莫斯科提出“十五萬精兵”計劃時，他心裏想的一定是革命導師“工人無祖國”和“化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教導。列寧不就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推翻了本國資產階級政權嗎？蘇共能幹，中共為什麽不能？何況，當時的中共，遠比 “十月革命”時的蘇共強大。
1940年的毛澤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所以他要抗戰，奉蔣介石為抗日領袖；他也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隨時防備日蔣合流聯合剿共；他同時更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相信共產主義的利益高於一切。對於共產黨人毛澤東來說，民族利益不是最高利益。即使在日本入侵，民族危亡關頭，也是如此。如果能效法列寧十月革命，化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推翻蔣介石政權，他不會有絲毫猶豫。
以上講述的是一個沒有發生的故事。今天的人們，缺乏信仰，蝸居在“小時代”中，計算著彼此的含金量，很難理解毛澤東、蔣介石那一代人的故事。那是一個主義高於利益的“大時代”，屬於獅子和老虎。故事的主角雖然沒有走出叢林——他們用槍杆子搞政治，卻有堅定的信仰：蔣是純粹的民族主義者，毛本質上則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們相互殺戮，不僅是為了利益，更是為了主義。最重要的，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路，他們相信：“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於是，有了“十五萬精兵”計劃。
注釋
1 青石（楊奎鬆）：《毛澤東的“十五萬精兵”計劃》，《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9年8月5日。
2 何方：《黨史筆記》，利文出版社，（下冊），212頁。
3 《毛澤東關於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1936年5月8日，轉引自楊奎鬆：《西安事變新探》，100頁。
4 畢萬聞：《英雄本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
5 斯諾與毛澤東的談話，轉引自張戎、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開放出版社，2006年，189頁。
6 毛澤東：《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講演提綱》，1939年9月14日。轉引自楊奎鬆：《走進真實》，275頁。
7 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明鏡出版社，2011年，353頁。
8 《中共中央對新四軍發展方針的指示》，1940年1月19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53頁。
9 《毛澤東關於國內形勢和應付投降、力爭時局好轉致周恩來》，1940年11月3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38頁。
10 潘友新：轉引自張戎、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開放出版社，2006年，194頁。
11 《毛澤東關於目前時局的指示》，1940年11月1日。
12 毛澤東：轉引自青石（楊奎鬆）：《毛澤東的“十五萬精兵”計劃》，《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9年8月5日。
13 同上。
14 《毛澤東致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1941年11月4日，轉引自楊奎鬆：《抗戰期間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文獻資料評述》，載《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
15 《毛澤東關於國內形勢和應付投降、力爭時局好轉致周恩來》，1940年11月3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38-39頁。
16 匣中劍：《斷章取義的伎倆——評《馮勝平：對何方先生“澄清一則傳聞”的澄清及致歉》，天涯社區，煮酒論史，2013年12月26日。
17 《毛澤東關於時局發展情況給周恩來的通報》，1941年1月30日。
18 《毛澤東致張學良電》，1936年12月17日，《文獻與研究》，1986年第6期。
19 季米特洛夫：轉引自張戎、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196頁。
20 季米特洛夫：轉引自青石（楊奎鬆）：《毛澤東的“十五萬精兵”計劃》，《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9年8月5日。
21 《毛澤東關於時局發展情況給周恩來的通報》（1941年1月30日）；《毛澤東關於請問崔可夫蘇聯何時可以公開援助我們給周恩來電》（1941年1月30日）；轉引自楊奎鬆：《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09頁。
22 毛澤東：轉引自青石（楊奎鬆）：《毛澤東的“十五萬精兵”計劃》，《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9年8月5日。
23 《中國共產黨對蘇日中立條約發表意見》，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75-76頁。
24 《毛澤東年譜》，（中），電子書。
25 同上，324頁。
26 蘆笛：同上，354-55。
27 瓦·伊·崔可夫：《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33、35-36頁。
28 《中國共產黨對蘇日中立條約發表意見》，1941年4月16日。
29 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明鏡出版社，2011年，332頁。
30 毛澤東：轉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網絡版。
1. “波蘭模式”的曆史背景
1936年3月，蘇聯把外蒙當成主權國家，和它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蘇聯這一行動，給毛澤東極大鼓舞。他在5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宣布：“三月間訂立的蘇蒙條約，就是告訴中國革命者，你們可以如此做，我們可以同你聯盟。”（3）毛由此萌生了“西北大聯合”的構想。這一構想的核心是：紅軍與東北軍張學良和西北軍楊虎城聯手，“三位一體”，同蘇聯結盟，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4）
1939年8月23日，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瓜分了波蘭。這年9月底，斯諾問毛：“蘇聯對中共的幫助是否會采取占領半個波蘭那樣的形式？毛積極肯定地答複：‘按照列寧主義，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談話被英美報刊泄露，季米特洛夫大為震驚，來電斥責毛澤東失言。（5）
1939年9月14日，受蘇德條約和波蘭模式啟發，毛澤東斷言：“過去關於法西斯國家與民主國家之劃分已經失掉了意義”，今後各國共產黨的任務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推翻世界反動營壘，用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戰爭，打倒戰爭禍首，推翻資產階級”。（6）對此蘆笛評論道：“馬列主義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當時的中國是蔣介石的，不是無產階級的。若能有一半落在無產階級手裏，也是世界革命的偉大勝利，‘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7）
1940你1月19日，基於中共武裝力量的迅速壯大，毛澤東首次提出隔江而治，建立南北朝的構想，同時準備一旦國共全麵破裂，則揮軍向南。他寫道：“新四軍是否能向南發展，向皖浙贛大活動，抑或應過江向北，要看今後的形勢來決定。假如全國剿共，則我們可以向南，假如前途是國共劃界而治，則我們不宜大舉向南，而宜向北，以求與蔣隔江而治。”（8）
當時莫斯科正在與東京談判，中國問題是中心。毛澤東期待蘇日條約簽訂，以波蘭模式解決中國問題，而這正是蔣介石最擔心的。目睹波蘭被瓜分，蔣介石和毛澤東顯然有不同的感受。毛希望亂，他告訴周恩來：“蔣介石最怕的是內亂，是蘇聯，故我們可以這點欺負他。”（9）蘇聯大使潘友新當時寫道：“毛的打算是，如果內戰打起來，俄國人會援助中共。”（10）
2. “十五萬精兵”計劃的提出
1940年11月1日，在法國被劃分為德國占領區和維希政府之後，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中指出：“蘇聯出麵調整中日關係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國要爭得比 法國優勝的地位，隻有蘇聯出麵調整與我們堅持努力才有可能。”（11） 他還說：“應估計日蔣夾擊消滅我軍是日蔣雙方的計劃。” （12）一天前，10月31日，根據蘇聯大使的秘密通報，毛說：“據我們判斷，蔣介石正在與日本講妥協並可能在兩三個月內成功，時局將直轉急下。”（13）基於這個判斷，毛認為日蔣合流、聯合剿共已是迫在眉睫的危險，於是決定給斯大林寫信，提出“十五萬精兵”計劃，要求蘇聯援助，幫他打通西北，與國民黨全麵開戰。
11月4日，毛澤東起草了給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的電報，請共產國際考慮他集中“十五萬精兵”打到國民黨後方去的先發製人的軍事計劃。電報說，“蔣介石的計劃是驅除我們至華北，修築重層縱深封鎖線（正在大規模修築）置我們於日蔣夾擊中而消滅之”。毛表示，中共不會就範，擬以大部軍隊堅守根據地，而以一部精銳（約十五萬）打到國民黨後方的河南與甘肅等地去。考慮此舉必被指責為破壞抗日，並“有可能鬧到蔣介石與我們最後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因此，我們“最後決心還沒有下”，“請求你們給以指示”。（14）電報由毛本人署名，特地注明抄送斯大林和國防部長鐵木辛哥。
電報發出的前一天，11月3日，毛澤東曾向周恩來講過自己的構想：“如果我們在反對內戰的口號下不怕內戰，待他的剿共軍前進時出十五萬精兵（以三十萬支持各個根據地），抄到他後方，打幾個大勝仗，提出請求撤懲何應欽（清君側），”“那時蘇聯又出來調整一番，這種好轉是有可能的，恐怕中國的真正好轉要在那時也說不定。這是生產經過陣痛的道理。但那時也有蔣介石做貝當並最後做汪精衛之可能，那就是最後大決裂···。如果蔣那時做了貝當，便證明我們正是打得對，我們便把清君側（或兵諫）的旗幟改換為打漢奸的旗幟，一直打到底，這就是取內戰形式的民族革命戰爭。”（15）
這是目前看到的關於“十五萬精兵”計劃最完整的敘述。誠如楊奎鬆所說，毛澤東提出這一計劃是基於錯誤情報做出的被動反應，但同樣應該承認的是，毛對此計劃醞釀已久。拉蘇聯下水，推翻國民政府是中共的一貫戰略。這個戰略中共1927年試過（八一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廣東領取蘇聯武器）；1930年試過（李立三發動城市起義，要求蘇聯出兵幫助中共建立政權，說這是“莫斯科的國際主義義務”）；1936年試過（支持張學良、楊虎城搞“西北大聯合”，並爭取華北宋哲元、山西閻錫山等加入，試圖效法外蒙，與蘇聯結盟）；1940年又再次嚐試。不同的隻是，這次的理由是“預防日蔣合流，全麵剿共”。
“十五萬精兵”計劃是毛澤東精心策劃的一場豪賭：錯了是清君側，對了就是打漢奸。質疑者說：千裏奔襲國民黨後方太荒唐，作為一個戰略家，毛不可能製定這麽愚蠢的計劃。回答是：的確很荒唐，所以才要采取波蘭模式，以蘇聯為後盾。事實上，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毛非常謹慎，“十五萬精兵”計劃是他唯一浪漫之作。網友匣中劍先生批評筆者：十五萬人要千裏迢迢取重慶，“這個曆史發明太過荒謬，共軍又不是傻子。”（16）熟讀黨史的匣先生太小看毛澤東了：七百人都敢上井岡山，十五萬人為何不敢下重慶？！事實上，毛在不久後一次談話中就講到，“一經調動即須有決心打到四川去”。（17）去四川，應該不是去峨眉山旅遊。
值得一提的是，西安事變時，毛澤東也曾有過一個類似的計劃，即調動二、三萬精兵，萬裏奔襲打到南京去。（18 ）[/size]
斯大林否決了“十五萬精兵”計劃。11月25日，克裏姆林宮來電：“目前暫時不要動，爭取時間，在華中地區軍隊北移問題上，與蔣介石盡量周旋，討價還價。”“絕對關鍵的是你不要首先挑起軍事行動”。（19）在與毛澤東的往來電報中，季米特洛夫強調，目前還看不出蔣有全麵剿共和降日的決心，要求毛無論如何“不該將破裂作為出發點”。（20）沒有莫斯科的支持，毛隻好將計劃擱置，等待時機。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毛澤東認為他對時局的判斷得到證實：“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國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始，是全麵投降全麵破裂的開始。”激憤之下，他重提“十五萬精兵”計劃，讓周恩來質問崔可夫：“葉項被俘，全軍覆沒，蔣介石無法無天至此，請問崔可夫如何辦？”“何種時機他們可以公開援助我們?”“五月後他們有何辦法援助我們奪取蘭州？”他強調：“沒有飛機及攻城部隊，奪取蘭州及甘涼肅三州是不可能的，而這一問題遲早必須解決。”（21）
毛澤東與彭德懷等軍事領袖商量，準備大打。“如立即取攻勢，即須調動華北兵力，而一經調動即須有決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奪取陝甘），即須有決心同蔣介石打到底”。“問題是遠方（按指蘇 聯）的政策與我們所想的相左；三個月來幾經往複，尚未解決。故目前我們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隻能取守勢，惟須作攻勢的積極準備，以便在四個月或 六個月後能夠有力的轉入攻勢。”（22）
此時的毛澤東不僅準備以重兵攻入四川，而且還請求蘇聯出兵，幫助共軍奪取蘭州和甘、涼、肅三州，以建立軍火走廊。這一計劃之所以胎死腹中，完全是因為斯大林需要蔣介石把日本人拖在中國泥潭中，以防日本人和希特勒兩麵夾擊蘇聯，所以再次否決了毛的計劃。
3. 莫斯科的“國際主義義務”
1941年 4月13日，蘇日簽訂中立條約，蘇聯“誓言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則“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中國被兩大惡鄰肢解，蔣介石痛心疾首，毛澤東興高采烈，他在為中共起草的聲明中寫道：“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又一次偉大勝利。”蘇日條約增強了蘇聯的國際地位，“這對於一切反動派都是不利的，而對於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與被壓迫民族則都是有利的。” （23）
為什麽對人民有利？毛澤東的解釋是：“日蘇條約使蘇聯徹底解除被攻威脅”，從而“對製止中國投降與反共危險有積極作用。”（24）他希望，解除了後顧之憂，蘇聯可以騰出手來，履行國際主義義務，幫助中共推翻蔣介石反動政權了。
斯大林再一次使毛澤東失望。根據蘇日中立條約，蘇日的確瓜分了中國，但瓜分的並不徹底，沒有完全按照波蘭模式。4月16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指出：“蘇日條約訂立之後，蘇、日雙方都得到自由，但對中國問題沒有解決。”（25）對此蘆笛以他特有的尖刻寫道：“美中不足的是，該條約沒能像蘇德條約‘解決’波蘭問題那樣，徹底瓜分中國，將毛‘與蔣隔江而治’的夢想化為國際條約，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如‘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一樣扶植起來。（26）
1941年的莫斯科有更重要的敵人要對付，來不及幫助中共奪取政權。此時離德國進攻蘇聯隻有兩個月。如果斯大林真如毛澤東所願幫助中共實施“十五萬精兵”計劃，他將犯一個巨大的錯誤。斯大林從不相信條約，也不認為日本會守約。蘇聯的國家利益要求中國盡可能長久地拖住日本，而這隻有決心抗戰的蔣介石才能做到。那時的中國姓蔣不姓毛，蔣是在看守自己的家。崔可夫來華就任蘇軍軍事總顧問時，斯大林曾明確告訴他：“由於有我國的援助和英美盟國的援助，蔣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長期拖住它。···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至於國共兩黨關係的惡化，暫不要去管他們”，“蘇聯的援助隻能給予蔣介石國民黨而不能給予中國共產黨。”（27）
看到蘇聯遲遲不履行它的國際主義義務，失望的毛澤東隻能寄希望於未來，宣稱：“中國人民的希望，隻要說到外援，便是首先寄托在蘇聯身上的，而蘇聯在這次條約上並沒有使中國失望，也永遠不會使中國失望。”（28）
毛澤東是對的，隻是需要再耐心等上四年。
1945年8月，毛澤東盼望已久的國際援助終於到來：蘇聯出兵東北，並在撤軍時把關東軍全部武器裝備連同東北一起交給了中共。解放戰爭期間，莫斯科繼續履行國際主義義務，大力支持中共。1949年，三大戰役結束，解放軍飲馬長江，斯大林重提“劃江而治”，毛澤東回答：“宜將乘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4. “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以波蘭模式為基礎的“十五萬精兵”計劃無疾而終。失去蘇聯的後援，毛澤東迅速調整戰略，放棄與國府劃江而治、必要時發動全麵內戰的戰略目標，開始韜光養晦。“他知道，沒有蘇聯援助就不可能推翻國府，現在蘇聯已自身難保，中共唯一明智的戰略就是苦撐待變，待蘇聯打贏了戰爭，再挾蘇援與蔣爭天下。”（29 ）
在毛澤東身上，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高度統一。極端自尊的人，心底裏一定自卑。一個極端的理想主義者，在政治鬥爭中往往極端現實，不擇手段。既然共產主義的目的是打碎舊世界，共產主義者的行為不受傳統道德束縛，自然就在情理之中。既然工人無祖國，愛國、賣國之類的概念對他們也就沒有意義。
講到“波蘭模式”，人們就想到瓜分。其實，對於共產主義者來說，瓜分隻是權宜之計，是力量不足暫時妥協的結果，赤遍全球才是最終目的。1939年，蘇聯力量不足，和德國瓜分了波蘭；1945年，它戰勝德國，遂將整個波蘭納入共產主義版圖，並與美國瓜分了德國。同樣，1939年，力量不足的毛澤東想的是“隔江而治”，“蔣、日、我，三國誌”；（30）到1949年，口號變成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及至文革，目標又升級為做世界革命領袖，“解放全人類”。
在愛國主義成為主旋律、抗日劇泛濫的今天，毛澤東的“十五萬精兵”計劃可能令人難以接受。但如果回到當時具體的曆史條件下，他的計劃則是完全符合現實和國際共產主義正統理論的。鑒於對蔣介石抗戰決心的錯誤判斷和對列寧主義原則的真誠信仰，毛期待斯大林以“波蘭模式”解決中國問題，不僅合符邏輯，政治上也無可挑剔。當毛向莫斯科提出“十五萬精兵”計劃時，他心裏想的一定是革命導師“工人無祖國”和“化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教導。列寧不就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推翻了本國資產階級政權嗎？蘇共能幹，中共為什麽不能？何況，當時的中共，遠比 “十月革命”時的蘇共強大。
1940年的毛澤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所以他要抗戰，奉蔣介石為抗日領袖；他也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隨時防備日蔣合流聯合剿共；他同時更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相信共產主義的利益高於一切。對於共產黨人毛澤東來說，民族利益不是最高利益。即使在日本入侵，民族危亡關頭，也是如此。如果能效法列寧十月革命，化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推翻蔣介石政權，他不會有絲毫猶豫。
以上講述的是一個沒有發生的故事。今天的人們，缺乏信仰，蝸居在“小時代”中，計算著彼此的含金量，很難理解毛澤東、蔣介石那一代人的故事。那是一個主義高於利益的“大時代”，屬於獅子和老虎。故事的主角雖然沒有走出叢林——他們用槍杆子搞政治，卻有堅定的信仰：蔣是純粹的民族主義者，毛本質上則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們相互殺戮，不僅是為了利益，更是為了主義。最重要的，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路，他們相信：“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於是，有了“十五萬精兵”計劃。
注釋
1 青石（楊奎鬆）：《毛澤東的“十五萬精兵”計劃》，《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9年8月5日。
2 何方：《黨史筆記》，利文出版社，（下冊），212頁。
3 《毛澤東關於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1936年5月8日，轉引自楊奎鬆：《西安事變新探》，100頁。
4 畢萬聞：《英雄本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
5 斯諾與毛澤東的談話，轉引自張戎、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開放出版社，2006年，189頁。
6 毛澤東：《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講演提綱》，1939年9月14日。轉引自楊奎鬆：《走進真實》，275頁。
7 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明鏡出版社，2011年，353頁。
8 《中共中央對新四軍發展方針的指示》，1940年1月19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53頁。
9 《毛澤東關於國內形勢和應付投降、力爭時局好轉致周恩來》，1940年11月3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38頁。
10 潘友新：轉引自張戎、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開放出版社，2006年，194頁。
11 《毛澤東關於目前時局的指示》，1940年11月1日。
12 毛澤東：轉引自青石（楊奎鬆）：《毛澤東的“十五萬精兵”計劃》，《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9年8月5日。
13 同上。
14 《毛澤東致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1941年11月4日，轉引自楊奎鬆：《抗戰期間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文獻資料評述》，載《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
15 《毛澤東關於國內形勢和應付投降、力爭時局好轉致周恩來》，1940年11月3日，《皖南事變》（資料選輯）》，38-39頁。
16 匣中劍：《斷章取義的伎倆——評《馮勝平：對何方先生“澄清一則傳聞”的澄清及致歉》，天涯社區，煮酒論史，2013年12月26日。
17 《毛澤東關於時局發展情況給周恩來的通報》，1941年1月30日。
18 《毛澤東致張學良電》，1936年12月17日，《文獻與研究》，1986年第6期。
19 季米特洛夫：轉引自張戎、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196頁。
20 季米特洛夫：轉引自青石（楊奎鬆）：《毛澤東的“十五萬精兵”計劃》，《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9年8月5日。
21 《毛澤東關於時局發展情況給周恩來的通報》（1941年1月30日）；《毛澤東關於請問崔可夫蘇聯何時可以公開援助我們給周恩來電》（1941年1月30日）；轉引自楊奎鬆：《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09頁。
22 毛澤東：轉引自青石（楊奎鬆）：《毛澤東的“十五萬精兵”計劃》，《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9年8月5日。
23 《中國共產黨對蘇日中立條約發表意見》，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75-76頁。
24 《毛澤東年譜》，（中），電子書。
25 同上，324頁。
26 蘆笛：同上，354-55。
27 瓦·伊·崔可夫：《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33、35-36頁。
28 《中國共產黨對蘇日中立條約發表意見》，1941年4月16日。
29 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明鏡出版社，2011年，332頁。
30 毛澤東：轉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網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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