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是所謂自然災害造成的? 風調雨順的三年 (ZT)

　“三年自然災害”已經成為現代漢語中的一個習慣詞組。無論過來人還
是沒有親曆過的人，提到1959～1961年間發生在中國大陸的那場災難，都會
首先想到或說起“自然災害”。從當年的傳媒報導、黨政文件到後來的各種
說法，幾乎無一例外地證明著和重複著這一“無可懷疑”的事實。

　　話語的力量就是如此強大，它甚至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們親身經曆
的烙印。

　　雖然任何思維正常的人在當時都知道那三年不是因為自然災害，或者主
要不是因為自然災害，但是“三年自然災害”一旦成為習慣說法，重複幾十
年，便進入了人們的潛意識，以至人們會不自覺地懷疑是不是自己搞錯了。

　　“三年自然災害”似乎已經成了曆史的定論。

　　在這裏，筆者卻想對這個無人懷疑的神話問上一問：那三年果真是“自
然災害”麽？

　　若問那三年有自然災害嗎？當然有的，中國地闊天長，不可能每一寸土
地每年都風調雨順。若再問自然災害嚴重嗎？答案大概是否定的。遠的不說，
單看近40多年，其間大規模的嚴重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震、霜、
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那三年能獨占哪一項呢？可以說一項也沒有，有
的隻是“三年自然災害”這麽一個籠統的習慣說法。


　　　　　　　　　　　　　　　二

　　80年代起，中國國家統計局頒布的“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麵積”表，似
乎為“三年自然災害”這一說法提供了具體而權威的證據。請看筆者摘錄的
表1.

表1　部分年度全國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麵積及糧食總產量

　　說明一下表1對年份的選擇。除了1959～1961年這三年外，還摘錄了其前
和其後的各三年，即1956年～1958年、1962～1964年，同時又選了氣象界和
減災界公認的三個大災年，即長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國大旱的1965年和
1972年。

　　從表1看，1959～1961年全國的自然災害確實是相當嚴重的，尤其是1960
年和1961年，受災麵積和成災麵積都遠遠高於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災年。
然而，這還僅僅是一個方麵，更要命的是災害的後果──糧食減產。從1959
～1961年，中國的糧食產量連續三年大幅度減產。195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
17000萬噸，比1958年銳減15％；1960年總產量比上年再遞減15□6％，隻有
14350萬噸；1961年比1960年雖然稍有增加，也僅僅為1958年的74％。自然災
害的後果如此之嚴重，糧食減產的幅度如此之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
上，是絕無僅有的。

　　中國本來是個災害大國，按《中國統計年鑒（1984）》公布的數字計算，
在1949～1983年間，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災麵積為3273萬公頃，32年的年均成
災麵積為1295萬公頃。也就是說，一年中全國若有1000餘萬公頃耕地的“農
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 這還不能算是真正的“災年”， 而隻是
“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國的糧食總產量卻在頻繁的自然災害中實現了穩
步增長。

　　如果除去1959～1961年那三年，從1949～1983年，全國的糧食總產量基
本上是逐年遞增的趨勢。隻有1968、1972、1977和1980 這4個年頭的產量比
上年稍有減少，減產的幅度高者為4％（1968年），低者為1.3％（1977年）。
上述各年的成災麵積，1972年為1718萬公頃，1977年為1516萬公頃，1980年
為2232萬公頃（1968年的數字缺），都高於或大大高於1959年的成災麵積，
或者說災情至少比1959年嚴重得多。

　　而1980年的成災麵積，已經接近1960年的災情。但是這些年與那三年比
起來，糧食的減產則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災麵積為100，則1956年
為 68，1957年為 67，1962年為 74，1963年為 89，1978年為 97，1979年為
67，1981年為 83，1982年和1983年都為 72。 就災情講，這些年都是相當嚴
重的，都超過了1959年的水平。但這些年的糧食總產量不僅沒有比上年減少，
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9個年頭中，有6年都是創造了糧食總產量的曆史最好
水平。

　　通觀新中國自然災害與糧食產量的概況，說明在大多數年份，自然災害
及成災麵積並不能直接決定糧食收成的豐與歉。隻有1959～1961年這三年是
“不同尋常”的例外。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然災害並非導致三年災難的主要因
素。或者說，那三年的自然災害不足以、也不應該使糧食減產那麽多。


　　　　　　　　　　　　　　　三

　　其實，從氣象水文概率和統計學上說，三年災難的原因不要說完全推給
自然災害，就是“三分天災”，也不具備充份條件。

　　這裏有一份《全國各地曆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該表是
由國內一批著名的氣象水文科學家根據全國 120個水文站點曆年的水文氣象
檔案資料編製的，逐年清楚地記錄下了這80年間全國及各地的旱澇態勢。

　　《全國各地曆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將每一年度的旱澇狀
況統一劃分為 5個等級，即 1度為澇，2度為偏澇，3度為正常或旱澇相當，
4度偏旱，5度為旱。 筆者將其中一些年度的數據綜合整理為表2，選擇的年
份與表1相同。為了使情況一目了然，表2對原表中的旱澇等級做了符號意義
上的對應調整，其中：澇由1度改為－2度，偏澇由2度改為－1度，正常或旱
澇相當由3度改為0度， 偏旱由4度改為1度， 旱由5度改為2度。 一般而言，
－2度的澇和2度的旱，為氣象水文意義上的災害氣候。

表2　部分年度全國旱澇等級資料統計表

　　表中的總指數和平均指數越趨近於 0，則說明全國的旱澇大勢越接近於
旱澇相當或是不旱不澇的正常年景。當然這裏邊也包含了先旱後澇或先澇後
旱以及南澇北旱等各種情況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體數字，則使這一
統計更接近於真實的準確情況。

　　盡管人們一直在說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是“嚴重乾旱”，
可是這種說法卻得不到科學統計數據的支持。

　　表2顯示，1959～1961年間，中國大地風調雨順，，全國的旱澇態勢相
當正常。

　　並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驚。

　　1959年總指數為－9， 平均指數為－0.075，其中旱的2度站為13個，它
們是長治、洛陽、鄭州、信陽、德州、臨沂、荷澤、蘇州、宜昌、漢中、安
康、萬縣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為25個。2度站、1度站合計38個。澇的－2度
站13個。旱、澇站合計26個，為總站數的1／5強。

　　1960年總指數為＋11， 平均指數＋0.092，其中旱的2度站僅8個，即大
同、臨汾、鄭州、屯溪、邵陽、百色、漢中和銅仁；偏旱的1度站為44個。2
度站、1度站合計52個，說明1960年偏旱的地區較常年為多。澇的－2度站14
個。旱、澇站合計22個，不到總站數的1／5.

　　1961年總指數為－1， 平均指數－0.008， 其中旱的2度站15個，開原、
沈陽、朝陽、赤峰、南陽、信陽、濟南、安慶、鄖縣、沅陵、喀什、康定、
重慶、銅仁和貴陽；偏旱的1度站29個。2度站和1度站合計稍超出總站數的
1／3.澇的－2度站12個。旱、澇站合計27個，不到總站數的1／4.

　　不論是從總指數、平均指數看，還是從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
占的比例看，也不論是單獨看其中一年，還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
都可以說確實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認的風調雨順的1957年（總指數
＋27，平均指數＋0.208）和1958年（總指數－21，平均指數－0.175）更為
接近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指標──0.尤其是接連三年平均指數都沒有
溢出±0.1，三年總平均指數僅為＋0.003，這在《全國各地曆年旱澇等級資
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組來。

　　我們還可以比較真正大澇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災，總指數達－79，
平均指數為－0.658，僅澇的－2度站達到41個，就超過了總站數的1／3；另
外還有29個偏澇的－1度站。 而1965年和1972年則是真正的大旱年，總指數
分別高達＋95、＋97，平均指數分別為＋0.792和＋0.808， 旱的2度站也都
超過了總站數的1／3，分別是41個和42個；偏旱的1度站還分別為34個和35個。

　　我們再看與1959～1961年相鄰的兩個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
年。 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總指數、平均指數，以及旱、澇站的合計數，都
要比三年災難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這三年被稱為“三年恢複時
期”，盡管這三年的氣象水文條件大不如1959～1961年，並且它又是在三年
災難的巨大廢墟上艱難起步的，但這三年的農業還是實現了連年增產，整個
國民經濟也從三年災難時期的近乎崩潰狀態得到了複蘇。

　　不論與其他任何災年或是常年比較，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全國的
氣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甚或“曆史上的最好時期”。


　　　　　　　　　　　　　　　　四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中說：

　　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
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誌、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誌在勝利麵前滋長了驕
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
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
人民公社化運動， 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 為主要標
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誌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誌的批判，進
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
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
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
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
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筆者認為，《旱澇等級資料統計表》比《受災和成災麵積表》更能準確
地說明本來意義上的自然災害的真實情況。實際情況是，在1959～1961年間，
導致“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的成災麵積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
不是什麽自然災害，而是左傾狂熱及其指揮下的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
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
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
成了三年災難。它顯然不是什麽“自然災害”。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該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