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災害
對於自然災害在大饑荒中扮演的角色，存在一定爭議[2][4][7]。一方麵，據《中國災情報告》記載，1958年，「1-8月，全國大麵積旱災……冀、晉、陝、甘、青與西南川、滇、黔及華南粵、桂等省區。春旱時間長，波及麵廣，嚴重影響農作物播種、生長。河北省中部、東部連續200多天無雨雪……5月中旬……西南、華南及冀東持續乾旱。入夏，華東、東北800多萬頃農田受旱。吉林省266條小河、1384座水庫乾枯，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內，旱災波及24個省區2236萬公頃農田。」[223] 1959年，「1-4月，冀、黑嚴重春旱。」[223] 1960年的旱災期間，「1-9月，以北方為主的特大旱災」、北方地區60%的農業耕地未有任何降水[223]。1961年，旱情持續，但氣候環境有所緩和，其中「1-9月，全國範圍的特大旱災。全國旱區受災麵積達3784.6萬公頃，成災1865.4萬公頃。」[223] 1962年，「1-9月，全國大麵積旱災。」[223]
另一方麵，據楊繼繩研究，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薛暮橋於1958年曾說道「我們匯報上級想要的任何數據」以誇大自然災害、減輕官員對饑荒死亡的責任[224]。許多國外的觀察家也持有相似觀點，認為自然災害的程度和影響力被誇大了[225]。 一些學者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氣象日誌研究指出，氣候最惡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難時期[226]。楊繼繩調查了全國範圍內350個非政府氣象站的氣候數據，結果顯示1958-1961年的氣候屬正常，並無特大旱災、特大水災或異常低溫[224]。歷史學家馮客也指出，大饑荒時期的許多水災並不是由於異常天氣所致，而是大躍進期間大規模地不合理修建灌溉工程所致[227]。美國中央情報局一份1964年7月31日的文件中稱，自然災害本身無法解釋的整個事情，而當時中國大陸的領導層要為這次事件負上主要責任[125]。還有學者指，「根據當年的氣象資料，1958年無論從官方的記載，還是老農的回憶來看，都是風調雨順的一年。...... 至於1959年到1961年氣候方麵的負麵影響，最多也隻是局部性的，絕對不是蔓延全國且長達三年之久的大饑荒產生的主要原因。況且，受災麵積不等於成災麵積。在糧食供應充沛的條件下，即使發生大災，農民也有體力和積極性將災害損失控製到最小。」[7] 此外，在1949-1983年間，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災麵積為3273萬公頃，32年的年均成災麵積為1295萬公頃，幾乎年年都有自然災害，但除了1959-1961年大饑荒期間，中國的糧食產量幾乎都處於年年增長的狀態[228][229]。
- 1960年降水量距平均值百分率約為負30％、屬一般乾旱，其乾旱幅度與1955、1963、1965-1967等年份比，並非特別突出[230]。作為對比，1978年的旱災遠比1960年嚴重，而且恰處於文革結束不久的「經濟瀕臨崩潰」的時期，卻沒有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 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為約為80％、屬一般澇年，但其澇程度遠遠低於1954、1973等年份；此外，1958年黃河中下遊發生了水災，但防汛工作相對成功[231][232]。澇災分為一般澇、大澇兩個等級，1954年長江有大澇，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也沒有出現大規模餓死的現象。4－10月是農作物生長期，這個時期的降水量直接影響農作物的產量。從總的趨勢上看，1959－1961年的生長季降水量距偏離幅度是40年來較小的，這三年是常態年份。
- 氣溫對農作物的生長同樣有重要影響，1958年－1961年的氣溫同歷史平均水平的偏差比較正常。1959-1961年氣溫偏離也不算大，沒有出現超常低溫。[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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