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幫為虎作倀的雜孽，將良心出賣給了魔鬼。他們在幫魔鬼發聲洗白。他們繼承了那些親手殺人者的狡辯：沒有名字就不算數字，數字不精確到個位就不算數。沒有數字就根本沒殺過人。最無恥者假裝善人，說仇恨讓人心靈扭曲，麵目可憎。反倒要被殺者去愛殺人者，去讚美殺人者的心靈？你們為了錢可以為魔鬼賣命。但不是所有人都那麽賤。錢隻能償財物，不能抵命。血債隻能血償！
朱成山：為了否定南京大屠殺，日本右翼製造了這些話術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朱成山】
日前，上海震旦職業學校教師在課堂上公然質疑南京大屠殺數字的真實性，在網絡上引起公憤。筆者曾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道：“宋庚一的種種錯誤言論表明，其自身對曆史知之甚少，卻站在日本右翼勢力的立場上胡言亂語，跟著日本右翼勢力起舞，是徹頭徹尾的媚日分子。”[1]
立場問題反映出教育工作者說話做事的價值傾向。宋的過錯，就在於不應該站在日本右翼勢力否定侵華史的立場上，把教書育人的崗位當作為日本右翼勢力在中國的代言場所。
實際上，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日本右翼勢力就煞費苦心地在否定侵華史上的立場上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話術體係。本文主要以南京大屠殺為例，揭示部分話術。還望讀者朋友們不要掉入他們設置的話語陷阱中去。
全盤否定術
南京大屠殺是“中國方麵的‘白發三千丈’式的誇大了的偽證”。[2]
日軍當年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早已經被一係列鐵證證明，也早已被國際社會所公認。但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日本國內總有那麽一些人忽視大量曆史事實，拋出翻案言論。
1972年，日本右翼學者鈴木明采取所謂的“采訪”方法，專門尋找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舊軍人作偽證，加上不顧事實的炮製後，他在《諸君》雜誌上發表《“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等文章，還被賜予“大宅壯一報告文學獎”。
不久之後，他以《 “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為書名，正式在日本文藝春秋出版社出版書籍。此書一再重版，被右翼奉為圭臬，長期以來被作為“虛構論”者的根據，甚至被作為教科書審定時辯護的依據。
80年代中期，日本又冒出了一名虛構派代表人物——拓殖大學講師田中正明。他在日本文藝春秋社出版了《“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公然為甲級戰犯鬆井石根翻案招魂。
他把鬆井石根《陣中日記》的原文修改了900多處，把“數萬人”改為“數千人”，極力“論述”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虛構的。就是這樣一本造謠者的專著在日本卻深受歡迎，在4個月時間內曾連續再版了5次。
偷換概念術
“南京市的人口隻有20多萬人，怎麽會有30萬人的大屠殺？”“從當時的資料看，除了呆在安全區的20萬難民外，南京市內的市民幾乎是沒有了。” [3]
一些日本右翼學者故意把南京國際安全區20多萬的人口，說成是南京市的總人口數。
而據史料記載，1937年初，南京市的人口總數達到了101多萬人。隨著日軍開始侵占上海，逼近南京，並對南京城狂轟濫炸，一部分有條件的市民逃離南京，南京的人口急劇下降，但至日軍占領南京之前，仍然有50多萬南京市民滯留在南京。加上守城的中國軍人和從上海、蘇州、無錫等江南地區的難民先後來到，南京淪陷前的人口約有60多萬人，其中超過20多萬人躲進了國際安全區避難。
此外，還有一些日本右翼人士鼓噪“南京市民當時全部被國際安全區保護起來”，這絕對不符合事實真相，譬如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常誌強、楊明貞等人，當時他們和全家人都沒有躲進國際安全區。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 夏淑琴（資料圖）
過小損失術。
還有的日本右翼學者提出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為“4萬人”[4]，更誇張的觀點稱“殺人的事件隻有49起。在哪裏也算不上大屠殺”[5]，筆者將持這種觀點的人稱作“過小損失派”。
“過小損失派”以秦鬱彥、板倉由明等為代表，他們一方麵認為攻進南京的日軍，確實屠殺過南京市民，另一方麵又否認侵華日軍在南京進行過大規模的屠殺，提出了屠殺“總數也隻有3.8萬至4.2萬人”。
他們通過“小部分肯定、大部分否定”的辦法，向世人灌輸這樣的觀點：“沒有發生過南京大屠殺”、“東京審判的結論是錯誤的”。他們例舉所謂的種種理由，提出：“從審判資料上看，或是說日軍殺死30多萬人，或是說日軍殺死20萬人，或是說日軍殺死10萬人。”[6]
他們認為“南京大屠殺死難人數沒有30萬人”，“埋葬數至多不過1300到1500具”“城內埋葬數至多為623具。”[7]凡此種種，不一而論。
其目的就是妄圖推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曆史判決，否認中國方麵保留的當年最原始的埋屍記錄，否認戰後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專案調查數據，否認海內外眾多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證人、證物、證據！
這種以論證“過小損失”為手段的話術，其實是一種更為巧妙的南京大屠殺否定論。
瞞天過海術
“漢語中的‘屠殺’意思，包括戰死者和戰傷者。如此說來，中國所說‘30萬以上’的數字，不全是遇難者。”[8]這是日本南京大屠殺否定派代表人物犬飼總一郎得出的結論。
1995年7月，以東京大學教育係教授藤岡信勝為首的一些中青年教師，組成了“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提出要自由地編纂曆史。而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隻是犬飼總一郎和藤岡信勝等日本右翼學者肆意曲解漢語來蒙騙世人的卑劣伎倆。
他們還刻意引用了鬆井石根的說法：“我軍入南京城後，竟發生不少強奸及搶劫事件，以敗壞皇軍威德。……因本事件受軍法判決之官兵，達104人。”[9]在這裏，他們把遠東國際法庭認定的“在占領南京的一個月中，南京城內發生了將近2萬起強奸案”[10]修訂為“104起”，妄圖以瞞天過海的形式，大大減輕日軍的罪行。
觀眾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觀。（新華網資料圖）
賊喊捉賊術
“掠奪、強奸、防火不是日本軍所為，而是中國人幹的”。[11]這是日本右翼學者又一種賊喊捉賊的話術。
他們造謠說道：“自（1937年）12月7日蔣介石政府和軍界首腦逃離南京，至13日南京陷落，這五天期間南京城內外完全處於無政府狀態。‘中國人自己進行了有組織的破壞。’中國軍隊搶劫、放火、破壞造成的損失，比日本軍隊轟炸、炮擊造成的損失，要多出十倍以上。”[12]
他們指責“東京審判，把中國士兵的堅壁清野和殘兵敗將的殘酷掠奪暴行、強奸和殺人等，全部扣到日本官兵頭上，並以此來定罪。”[13]
他們大肆汙蔑中國違反國際法使用便衣隊，說什麽“日本人不同於中國人，他們絲毫不以奸淫為樂趣”……這些謬論為侵華日軍塗脂抹粉的同時，千方百計地貶低和抹黑中國人的形象。他們瘋狂地叫嚷著為日軍製造的南京大屠殺翻案，為日軍鳴不平，並試圖把汙水潑給中國人。
的確，中國軍隊在撤退過程時曾出現過小範圍的相互槍戰的混亂情況，但閉口不談日軍幹出的燒、殺、淫、掠的暴行，而去爭論中國軍隊的這類行動，這是他們慣用的賊喊捉賊的卑劣伎倆，我們斷然不能允許。
戰場特殊術
“在南京發生的若幹‘強奸和搶劫’，這在作戰行動中是常事，想完全杜絕那些頭腦發熱的士兵的強奸和搶劫行為，哪個國家（軍隊）也很難做到。”[14]
這是日本右翼勢力的又一種詭辯，他們用“戰場特殊論”，意圖為當年日軍在南京的強奸和搶劫等犯罪行為洗白。不僅如此，他們還竭力宣傳當時侵占南京的日本部隊是“軍紀嚴明”和“秩序井然”的。[15]
為此，他們還特意引證了《朝日新聞》記者守山於（1937年）12月21日所發的一組照片和文章，稱日軍當時在南京街頭給居民理發、發糖果和香煙等。[16]當然，這些擺拍和虛假的宣傳，難以掩蓋日軍在南京的種種罪行。
對日偏見術
一些日本右翼學者指責《拉貝日記》“被過度潤色”，經過“拉貝自身的露骨篡改”，甚至攻擊當年留在南京擔任國際安全區主席拉貝“將流言蜚語當作事實”。[17]
他們隻承認和使用作為“加害者”的日本方麵的資料，對第三國證人資料則一律斥責為“對中國友好的外國人的偏見”，中、美、英、德記者的現場報道則是“共同的反日宣傳”。他們說當年留在南京的外籍證人拉貝、馬吉、貝茨、費區等都是“親中國的外國人”“一開始就對日軍抱有嚴重的偏見……把日軍稱作‘侵略者’”，並狡辯說， “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是由一些由反日親蔣的美、英、德三國人員控製的”。 [18]
他們對來自受害者方麵的資料，統統視作是“中國政府的偏頗宣傳”，提出政治組織的話，不足為信。
徹底檢證術
散布南京大屠殺的證人證據“疑點重重”，需要徹底檢證，這是日本右翼勢力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又一手法。
1998年，日本亞細亞大學教授東中野修道在日本展轉社出版了一本書，名字叫《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2000年1月23月，他又以這一題目在大阪國際和平中心進行演講，激起了日本反戰人士的反對。他打著“學術研究”的幌子，以所謂的“曆史檢證”為借口，對南京大屠殺所有的證人證據一概予以否定。他還羅列了一些現象，大言不慚地說“日軍通報的強奸事件有10件左右”，全是“自編自演的強奸劇”[19]等等。
特別是他指責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本人和家庭受害時，例舉8歲女孩（夏淑琴）對馬吉說的話、日本著名記者本多勝一在《通向南京之路》書中的話和出席遠東國際法庭作證的許傳音的證詞中間存在模糊之處——夏淑琴的年齡是7歲還是8歲（虛年還是實齡），家中死亡人數是7人還是11人（夏家亡7人，同一院內的哈國梁一家亡4人），從而得出結論是南京大屠殺“疑點重重”。[20]
當80多歲高齡的夏淑琴勇敢地赴東京地方法院作證時，他不敢與夏淑琴見麵對質而選擇撤訴，夏淑琴當庭提出反訴，並最終打贏了這場跨國官司。
無獨有偶，日本某企業一個技術人員鬆村俊夫也在日本公開出版了一本名為《南京大屠殺大疑問》的書籍，公開誣陷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是“假證人”，李、夏兩位幸存者在日本提起訴訟，他很快敗訴。
他頑固地站在軍國主義的立場上，說什麽“僅僅限於南京之戰並將其定為‘屠殺’，隻能讓人想到那是抱有什麽意圖？”“所謂南京事件，不過是作為軍隊行動的槍殺二三百人而已”，並且那也是為了排除中國人和中國軍隊的抵抗不得已的行為。[21]
日本右翼勢力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話術”還有不少，不僅僅局限於上述這些。值得指出的是，在否認日本侵略史和侵華罪行方麵，他們也有種種令人發指、卑鄙無恥的“話術”。
例如，“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被說成是對中國的侵略，然而，我（即日本獨協大學教授中村粲）卻要對此提出重大異議。”[22] “盧溝橋事件是偶然發生的事件”“沒有一本教科書說是日本幹的”“該事件無疑是中國軍隊發動的”[23]等等。
他們還無恥地說：“日本開戰完全是自存自衛的行為。當時存在著A（美國）B（英國）C（中國）D（荷蘭）包圍圈。日本處境非常艱難。為了打破這種局麵，日本向南方出兵。”[24]
他們還恬不知恥地說：大東亞戰爭“是有色人種和白色人種之間的生存鬥爭”，“日本是想解放亞洲”“亞洲各國人當初都對日本人表示感謝”。[25]
談及 “侵略”二字時，他們認為“‘侵略’的定義未定”，“日本沒有侵略（別國）領土的野心，歐美各國才是侵略者”。[26]
其他還有：
“東京審判是盟國強加給戰敗國的‘對人道的犯罪’。”[27]
“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南京大屠殺事件，是在東京審判中突然冒出來的”，“所謂南京大屠殺這等事是不可能存在的”。[28]
“慰安婦是商業行為”，“有關慰安婦的話完全不可信”，“是徹頭徹尾的謊言”。[29]
……
總而言之，日本右翼勢力絞盡腦汁，製造出一係列的“話術”，其目的就是要否定曆史真相，混淆視聽，洗刷日本那段不光彩的曆史。然而此舉注定是越描越黑，最終必將是徒勞的。
2019年12月3日，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葛道榮（前排左一）、夏淑琴（前排左二）、艾義英（前排右一）及新確認死難者周萬榮的女兒陶秀華（前排右二）在家祭活動現場。新華社記者 李博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