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特搞笑的是,一些人出國都快一輩子了,在國外的時間比在國內時間都長了,還在賴中國教育耽誤了他們創新,阻礙了他們的創新精神。我懷疑他們遇到事從來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永遠都是別人的錯。
還有一種更可笑,說缺乏質疑精神是海外大陸人沒拿諾獎的主要原因。海外華人缺乏質疑精神嗎?我看一點都不缺,隻是他們的質疑是有方向性的,隻有在質疑中國時才振振有詞。麵對西方權威就是另一個樣了,崇拜還來不及呢,怎麽會質疑呢?
當然不是說一個沒有,我一個在美國拿到生物學PHD的朋友就特喜歡質疑西方,從古希臘到拜占庭都讓他貶低個遍,還喜歡和白人同學同事抬杠。最忘乎所以的是,他連自己的導師都不服,因為學術問題竟然和自己的導師杠上了,最後導師威脅要fire他,他隻好自己乖乖地辭職轉到別的學校了。
文革後頭幾批大學生,都是毛時代長大的,從小就受的是造反有理,蔑視權威的教育,說他們比香港殖民地的人和台灣儒家文化熏陶出的人缺乏質疑精神是說不過去的。可為啥這些人出了國就喪失了對西方權威的質疑精神呢,我覺得主要是對西方的仰視讓他們沒有勇氣和信心質疑西方權威。正是這種對西方五體投地的崇拜阻礙了其創新精神。不過這也完全可以理解,畢竟八十年代出國的人,不崇拜西方的幾乎沒有。那個年代中國和西方的差距太大了。
所以我說我們這代人是沒希望了,仰視慣了,改不了啦。把創新和拿諾獎的希望寄托在90後和00後身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