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起源，已經寫到第6個主題貼了
中國人喜歡尋根，夏都到底在哪裏？，商文明起源到底來自哪裏？青銅器技術從何而來？
這些問題一直是中國人和考古界的終極問題。
剛才讀了南方古猿關於張光直的介紹和其中的一篇文章，《商文明起源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終極問題》
南方古猿介紹時說，“非常遺憾的是，未能見到張光直近年來三星堆考古的最新發現。”
張光直為啥不研究三星堆呢？在國內考古界，本土起源說是政治正確吧。。。
關於中華文明的起源，分本土起源說和外來傳播說。
張光直是立足本土起源說的，所以外來傳播說不會去認真涉及，也許是在盡量回避（在我眼裏是中國考古界的政治正確）。
他的這篇文章裏有下麵一句話很有趣。
“我相信，如果將來在這裏真的發現了早商文化，一方麵它必然帶有一些二裏頭類型夏文化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麵，它填補了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與商文明較晚階段的過渡階段。較晚的商文化因此可以說是東西方文化結合的產物。”
我昨天提到 ”三星堆源於蘇美爾, 大陸學界不擔心（我猜這個會成為事實）。
擔心的是三星堆與夏文明二裏頭關係，所以三星堆不敢繼續挖了。。“
說到三星堆，就會涉及學術界提到的青銅之路，關於青銅之路，國內外研究文章也很多。
選兩篇文章，有興趣的可以細看。
《東亞古物》A卷,76-96頁，文物出版社， 2004。
提 要：青銅之路與絲綢之路是一對相輔相成的概念。青銅之路活躍於夏商周三代，幾乎沒有文字記載，主要是由西向東傳播青銅與遊牧文化。絲綢之路繁忙於漢唐宋元時代，史不絕書，主要是由東向西傳播絲綢與定居農業文化。兩者先後相繼而方向相反，可以說是青銅之路誘發了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取代了青銅之路。研究表明青銅技術的傳播並不是孤立的現象，而與羊、羊毛、牛、牛奶、馬、馬車等技術的傳播密切相關。青銅之路將歐洲和東亞納入了以西亞為中心的古代世界體係，絲綢之路又加強了東亞與西亞、歐洲的聯係。隻有將絲綢之路與青銅之路相結合才能全麵係統地理解歐亞大陸文化的形成及其相互交流與互動的曆程。
《全球史評論》第五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摘 要：大約五千年前西亞和中亞部分地區已進入青銅時代，逐漸形成了世界體係。大約四千年前東亞開始進入青銅時代世界體係，和歐洲一樣東亞也是這個體係的邊緣地區。從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作物、居住方式等來看三代文化顯然是東亞新石器時代定居農業文化的繼續，但是新出現的青銅器、金器、牛、羊、馬等表明受到了中亞青銅遊牧文化的明顯影響。隻有將東亞置於青銅時代世界體係才能透視中國原史或三代史。夏朝建立之前東亞尚未有遊牧與農耕之分，正是夷創造了東亞新石器時代定居農業文化，夏或戎狄引進了青銅時代遊牧文化。夷夏結合與轉換開創了中國的曆史，形成獨特東亞文化傳統。
關鍵詞：夷、夏、青銅時代、世界體係
摘錄一下討論與結語
四、討論與結語
考古學家關注考古學文化的特征和細節，人類學家尋求人類文化的共性和通則。考古學與人類學相結合（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全方位（holistic）研究才能透視人類文化的來龍去脈。中國是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與世界不是並立的。人類同源，中國人不可能有獨立的起源；文化多樣，中國文化不會孤立於世界潮流之外。現代世界體係概念已深入人心，中古世界體係亦眾所周知，古代世界體係也逐漸清晰。人類曆史上曾經存在各種類型的“交往網絡”、“共生圈”或“共同體”，隻要大於一個洲就可稱為世界體係。全球史就是用跨文化、跨地區、跨民族的視角重新審視曆史，從而描述一個更大的曆史圖景，它是宏觀史（Macro history）或大曆史（big history）。美國曆史學會首任主席安德魯·懷特早在十九世紀就號召研究世界史：“我們可以視之為樹幹，而把專門史和傳記視為枝葉；樹幹從枝葉那裏獲取生命力，同時也給予枝葉以生命力，兩者並行不悖地均衡生長。”[133]中國考古人類學之父李濟亦指出：“中國的文化和種族史的宏大堪與整個歐洲的文化和種族史相比擬。隻有從這樣的角度來觀察並以此為依據來研究，才能在中國古代史及其考古遺存的闡釋上取得真正的進展。”[134]舍本逐末或本末倒置是不合適的，我們研究枝葉時，不要忘了樹幹！
青銅技術和遊牧文化是舊大陸古代世界體係形成的技術文化基礎。青銅、牛、馬、羊、小麥、大麥、蠶豆、牛耕、車馬、毛製品、磚、火葬、墓道、好戰風氣、金崇拜、天帝信仰等是青銅時代世界體係的指示物或示蹤元素，三代中國幾乎照單全收，無疑已進入青銅時代世界體係。中國不是考古學上的孤島，更不是人類文化的死角。人類屬於一個物種智人，走上了長途跋涉的遷徒之路，分散到全球各地，互動一直影響著人類。
全球史治史方法很多，其中常用的是通過比較求同尋異，發現世界史的契合點。具體比較研究為宏觀比較透視提供了基礎。西亞中亞既是歐洲的東方，也是中國的西方。中國和歐洲分處歐亞大陸東西兩端，可以進行宏觀比較或類比。青銅遊牧文化可以傳播到歐洲，沒有理由阻止其傳入東亞。如果歐洲是青銅時代世界體係的邊緣地區，中國不太可能在邊緣之外。事實上雖然離青銅時代世界體係核心區較遠，歐洲和東亞是古代世界體係兩個巨大的邊緣區。
中心與外圍（center and periphery）視角審視世界史來自經濟學。很多國家和地區對自己地位有特殊理解，一個人的中心可能是另一個人的外緣，反之亦然。世界體係中心與外圍是相對的，因時而變，且可有多個中心。青銅時代世界體係中中國既是邊緣，也是中心。東亞處於古代世界體係的邊緣，中國又長期是東亞文化的中心。中古世界體係中，漢唐宋元中國處於中心地位。現代世界體係中中國逐漸由邊緣轉變為中心，中美國(Chimerica)概念意味著現代世界體係正在形成雙核格局。古代世界體係中，四千年前龍山時代的中國是遙遠的邊緣，四千年後夏商周三代逐漸成了中心之一。所謂四大文明古國實質上是青銅時代世界體係的四個中心。
聚合與離散（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是全球史另一個重要研究視角，青銅與遊牧文化的離散和中國民族文化的聚合是兩個極好的例證。從青銅時代世界體係的中心來看，西亞青銅冶煉技術和中亞遊牧文化全球擴散。青銅技術起源於西亞，首先擴散到中亞、地中海地區（南歐和北亞）、南亞，然後擴散到歐洲大部、東亞和東南亞、南部非洲，乃至整個舊大陸及其附近島嶼；與此相關的文化要素有小麥、磚和黃金崇拜。遊牧文化形成於中亞，然後向四麵八方擴散，與印歐文化的形成和印歐人的擴張密切相關。青銅時代世界體係是由西亞中亞向周圍擴張形成的，五千年前局限於西亞及其附近地區，四千年前擴展到中亞地區，三千年前普及到幾乎整個舊大陸。另一方麵三代文化是聚合而成。本土起源的豬、狗、雞和外來的牛、馬、羊組成了六畜，外來的麥與本土的稻、粟、黍、豆構成了五穀。牛耕姍姍來遲，耒耜或鋤頭一直是基本的生產工具，犁耕與鋤耕互補形成了東亞農業傳統。絲綢西傳，毛毯東播，絲毯是東西文化交織的象征。舟船源自中國，車馬來自中亞，舟船車馬在中原交匯。夯築是本土起源，秦磚或周磚源自西亞，夯土城牆外砌磚邊是東西合璧。土葬是東亞文化特色，火葬源自中亞，土葬火葬並行不悖。禮樂文化源於新石器時代，好戰風尚來自中亞，祀與戎均成國之大事。玉文化源於新石器時代，金崇拜始於青銅時代，金聲玉振集大成。祭祖是東方特色，拜天是中亞傳統，敬天法祖兩不誤。上述十個方麵綜合比較研究均可證明三代文化的“雙螺旋”特性：新石器時代文化是本土起源，以定居農業為特色，是中國文化的基礎；青銅時代遊牧文化來自西方，影響了整個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上層文化；兩者有機結合形成了獨特的三代文化。離散如裂變反應，是文化傳播或擴張的主要形式；聚合如聚合反應，是文化進化加速的根本動力。
演化和傳播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兩種主要形式。演化緩慢，以量變為主；傳播迅速，常常引起質變。中國的新石器時代六千多年發展緩慢，漫長而和平；進入青銅時代明顯加速日趨複雜，戰爭或改朝換代不斷重演。本土起源說可以解釋東亞定居農業文化的起源與發展，外來說可以闡明青銅遊牧文化的來源。傳播論和進化論並不總是對立的，傳播亦是文化進化的動力或方式，隻有將兩者結合的互動論才能闡明三代文化的起源與發展。
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是互動，全球史研究就是“大範圍的互動研究”。[135]不同人群相遇之後相互影響，小地方與大世界互動，地方史也可全球化。某個地區的發明創造可以在世界範圍內引起連鎖反應，產生長距離或間接互動。直接互動無時不有；間接互動時斷時續。中心與周圍是直接互動，中心與邊緣是間接互動。近距離接觸互動與交流有目共睹，遠距離互動與交流難以察覺。石器時代人類靠兩足行走近距離接觸互動是主要形式，青銅時代車輛和騎乘的發明和普及使長距離互動成了人類的日常活動。蘇秉琦“區係類型理論”和張光直“相互作用圈假說”已眾所周知，但都局限於中國或東亞，洲際互動並末引起足夠的重視。海洋和山脈不能阻止人類遷徒和交流，互為鄰居，時刻互動。帕米爾高原西邊或中亞與西亞之間有青金石之路，東邊或中亞與東亞之間有玉石之路，溝通東西的是青銅之路。絲綢之路是雙向交流，青銅之路亦然，洲際互動在青銅時代已蔚然成風。牛羊往來，駿馬奔馳，麥浪滾滾，歐亞非三洲之間並無明確的分界線，舊大陸已形成連續互動的體係。
世界體係是開放的動態係統，應該從係統動態角度來理解青銅時代世界體係。人類遷徒和文化特別是技術傳播是青銅時代世界體係形成和變化的關鍵因子。見物不見人是中國考古學家的自嘲。四足動物和無足植物都可以不遠萬裏來到中國，兩足的人難道會止步不前？分子遺傳學研究證明了人類的同一性，中國人並不是特殊人類，與其他人一樣同源於非洲。新疆等地發現的青銅時代文化遺址的主人部分屬於印歐人，殷墟遺骨中亦有印歐人成分[136]。三星堆青銅群像、西周蚌雕人頭像、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銅人麵像等均有明顯的印歐人特征。吐火羅人開拓了絲綢之路；赤狄、白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線”。部分印歐人春秋戰國時代進入了山東。[137]現代人起源的“走出非洲”假說已經得到了遺傳學和人類學證據的廣泛支持。通過東亞及周邊地區基因多樣性的比較，發現Y染色體的O-M175、C-M130、D-YAP單倍群以及mtDNA的單倍群B、R9、M為南線成分，兩者分別構成了80％和85%的東亞人群父係、母係基因庫；而來自北線的譜係包含了9％和1.2％的東亞人群Y染色體和mtDNA。[138]這一結果表明來自南線的成分是構成東亞人群基因庫的絕對主體，90%以上的人來自南方即蒙古種人或夷人，不到10%來自西方即印歐種人或夏人，漢人多數是混血而成。
語言人類學研究亦支持青銅時代存在世界體係。蒲立本通過上古漢語和印歐語的比較研究亦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印歐人進入中國絕不晚於其進入印度[139]。他大膽猜想幹支是上古漢語的聲母係統，可能與閃美特語字母表中二十二個輔音符號有關，堅信漢語與印歐語不止是借用或相互影響，而且有發生學關係[140]。語言學研究發現了中國文化外來說的一些證據：中國文明並不是完全的土著文明，如印地安文明；而是次生文明，如印度文明、希臘文明[141]。歐亞超語係假說（Eurasiatic Macro-family Nostratic Hypothesis）有利於我們理解古代世界體係。[142]
赤縣神州隻是九州之一，九州之外還有大九州。曆史傳說亦表明上古可能存在世界體係。東亞的新石器時代是以定居農業為基礎的“玉帛古國”時代，即傳說中的堯舜時代。中國的青銅時代實際上是夏商周三代，受到了遊牧文化的明顯影響，炎黃故事就是這種互動的曲折反映。黃帝來自西方或北方，後來居上，反客為主，逐漸變成了五帝之首。司馬遷將堯舜傳說和炎黃神話混為一談，創作了《五帝本紀》，體現了“天下一家”的民族觀。堯舜傳說與炎黃神話是兩組來源不同的故事叢，分別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時代精神。堯舜是夷人的傳說，耕田、製陶、捕魚、掘井、治水、禪讓，象征著新石器時代東亞定居農業文化與禮樂文明的興起；炎黃是夏人的故事，造車、製劍、鑄鼎、往來征戰無常處，反映了青銅時代遊牧文化與尚武好戰風氣的東進[143]。
青銅時代以小麥為標誌的農耕文化和以馬為標誌的遊牧文化傳播歐亞大陸，形成了世界體係。大約五千年前西亞和中亞部分地區已進入青銅時代，逐漸形成了青銅時代世界體係，歐洲與東亞都是這個體係的邊緣地區。大約四千年前東亞開始進入青銅時代世界體係。齊家文化、朱開溝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和二裏頭文化既是東亞早期青銅文化的代表，亦是東亞進入青銅時代世界體係的標誌。青銅遊牧文化不僅傳播到了歐洲，徹底改變了歐洲的文化麵貌；而且傳播到了東亞，影響了東亞的文化發展。青銅遊牧文化的廣泛傳播增加了東西方文化的同質性，改變了歐洲和東亞的曆史進程。
曆史記載或傳說表明夏朝建立之前東亞為夷蠻之地，大禹父子在蠻夷之中建立了夏朝之後才有南蠻北蠻，東夷西夷之分。考古學發掘和研究表明夏朝建立之前東亞尚未有遊牧與農耕之分，正是夷創造了中國新石器時代定居農業文化，夏或戎狄引進了青銅時代遊牧文化。青銅時代世界體係學說將中國整合到世界，有助於透徹理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以及中國乃至東亞的民族形成與曆史。夷夏不僅有東西之分，而且有先後之別。夷夏先後說以各種本土起源說和外來說為基礎，從更宏觀的時空闡述中國民族與文化的來源與形成，為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提供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