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注意到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老子的思想就像孫子和爺爺的關係。黑格爾的辯證法有沒有“偷”了老子的辯證法？個人認為他借了不少思想，他看過1788年拉丁文《道德經》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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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會對道家思想的接觸始於1788年出版的第一本拉丁文《道德經》譯本。
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初，西方世界出現了大量的老子學說譯本，這些翻譯工作主要由傳教士完成，不可避免地與基督神學有所關聯。而一戰後，特別是二戰以後，歐洲人越來越渴望擺脫強權，回歸寧靜。追求自然生活的他們開始關注老子的“無為”思想及老子學說的哲學意義，老子學說一時風靡整個歐洲及北美地區，備受西方學術界的推崇，也深受普通大眾的喜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世紀80年代關於“譯成外文發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的相關統計中，《道德經》排名第二，僅次於《聖經》。 最早的《道德經》德文全譯本於1870年問世，但德國的老子思想研究卻發端於1827年，德國哲學家卡爾·約瑟夫·希羅尼姆斯·溫迪斯曼（KarlJoseph Hieronymus Windischmann， 1775-1839）轉譯了法國著名漢學家安娜·梅德林·雷慕莎（Anne-Madeleine Rémusat，1696-1739）1823年發表的論文《老子的生平與學說》中的《道德經》節選，並對老子思想進行深入研究，開啟了德國對老子學說的譯介與傳播。
19世紀早期，老子學說傳入德國後，很快被喜愛思索的德國人接受，並掀起了老子學說的傳播熱潮。德國近現代哲學家與文學家深受老子學說影響，創作了大量與老子及其學說相關的德語文學、哲學作品。《道德經》的各類譯本層出不窮，截至2014年已達104本之多，書中的章句名篇更是成為德國人奉為經典的至理名言。研究老子的論著也如雨後春筍般頻頻現世，到目前為止，已有700餘部。
1870年，德國出版的《老子道德經：通往德行之路》 （Lao-Tse Tao-Te-King：Der Weg ZurTugend）由萊茵霍爾德·馮·普蘭克內爾（Reinhold von Plänckner， 生於1820年，卒年不詳）翻譯完成，是首部直接從中文翻譯注解為德文全譯本的《道德經》，部分章節參考雷慕莎譯本，不過，其語言轉換的精確度及其影響遠遜於同年出版的漢學家維克多·馮·施特勞斯(Victorvon Strauss，1808-1899年，簡稱施特勞斯)的譯本《老子的道德經》（Lao-Tse's Tao Te King），以至於很多人都將施特勞斯譯本當作第一部德文版本《道德經》。1957年，蘇黎世馬內塞（Manesse）出版社推出的《老子道德經》（Lao-tse，Tao Te King）前言中便稱“施特勞斯帶給我們第一部《道德經》的德文譯本，這對當時的世界文學，尤其是中國文學而言是一個偉大的貢獻”施特勞斯譯本譯文簡潔，注釋詳盡，但曾學習神學的他深受基督神學的影響，將老子非凡智慧與卓越思想歸功於“上帝的啟示”，他的這一觀點影響了隨後的諸多德國學者。
1899年，以傳教士身份來到中國的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被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吸引，先後翻譯了《論語》等大量中國古典名著。1911年，由其所譯的《老子，道德經——老者的思想與人生之書》（Laotse， Tao Te King， Das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在耶拿（Jena）問世。衛禮賢借助德國人熟悉的文學形象與文學概念，用富有詩性的文字，將《道德經》原有的詩歌節律巧妙轉化成了德語詩歌的特有韻律，其譯本至今仍被奉為經典。衛禮賢的譯文中也包含了很多與神學相關的文字與內容，但隨著他對老子思想的進一步研究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入理解，經過數次修訂，逐漸去除了此類內容。這一轉變體現了德國漢學界擺脫神學束縛與定勢思維，科學研究老子思想的曆史突破與求真態度。
進入20世紀，德國先後發動兩次世界大戰，均以失敗告終，隻留下一片廢墟、滿目瘡痍。德國人民在深重的苦難裏開始反思戰爭，並尋找心靈的慰藉。老子“順應天道與自然”“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在此情此景之下恰如一注甘露撒入尋找出路的德國人那彷徨的靈魂深處。因而，德國的老子及其學說研究在兩次世界大戰後都呈現了疾速繁榮的盛況。二戰後，隨著漢學在德國的發展與興盛，漢語典籍翻譯的質量逐步提升，在德國出現了新時期具有代表性的高水準譯本。1961年，海德堡大學漢學教授君特·德博（GüntherDebon， 1921年至今）翻譯的《道德經——道路與德行的神聖之書》（Tao-tê-King. Das heilige Buch vom Weg undvon der Tugend）因其譯文簡潔通暢且兼顧押韻排比的翻譯風格備受好評，半個世紀以來陸續發行10餘版，深受德國讀者歡迎，但由於其注釋部分與以往的譯本一樣過於簡單，讓研究老子及其學說的人感覺興致未盡，難以完全獲得滿足。1970年，德國著名漢學家恩斯特·施瓦茨（ErnstSchwarz， 1916-2003，簡稱施瓦茨）的翻譯彌補了這一缺憾。施瓦茨曾在二戰期間流亡中國，在江浙滬一帶學習任教，十分了解中國的風土人情與古典文化，他的譯本《道德經》（Daudesching）行文流暢、通俗易懂，並注重對原文篇章形式與修辭手法予以保留與沿用，是德國老子學說譯本中最具影響力與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卡爾·特奧多爾·耶斯貝爾斯戈特弗裏德·威廉·萊布尼茨 從受基督教神學影響而對老子學說進行宗教解讀，到擺脫宗教束縛後的職業漢學研究者的專業翻譯與研究，再到20世紀下半期漢學興盛時的老子哲思，直至當今在德國廣泛傳播的道家思想，老子相關研究與《道德經》的譯介在德國從未停滯，反而越發繁豐。現當代德國對老子學說的喜愛 進入20世紀，道家思想與學說在德國從宗教研究逐步轉為哲學思考，又擴展到文學與文化等眾多領域。近半個世紀以來，與道家思想相關的風水、太極、陰陽學、氣功等在德國盛行。這種流行趨勢也吸引著更多人開始關注老子。 老子的“道（Tao）”與“無為（Wu-wei）”思想令德國人更加向往古老的東方文明與道教的神秘奧義。各個領域的德國人，無論在工作還是日常談話中，總喜歡引用老子的名言名句，以此增加說服力。《道德經》中體現的思想與智慧更是被廣泛應用於心理學、物理學、自然學、企業管理與金融學等學科門類。 德國總理施羅德曾呼籲“每個家庭買一本中國的《道德經》”，並期望老子學說能幫助人們解決思想上的困惑。被譽為“足球皇帝”的貝肯鮑爾鍾愛老子學說，一直用老子“自勝者強”等思想指導自己的足球生涯與個人生活。一些暢銷書作家也開始創作以老子智慧為基礎的管理哲學類著作，如維爾納·施萬菲爾德（WernerSchwanfelder，1951年至今）的《為經理人談老子——冷靜而冠》及皮特·T·胡根塔勒（Peter TRuggenthaler，1938年至今）的《老子的權力之“道”——管理學之思》。 隨著老子思想在各個領域的傳播，這股追捧老子的熱潮還將繼續，而德國人對老子及其道家學說的推崇與喜愛也必定會與日俱增。老子學說與德國哲學 今天，中國哲人紛紛將目光投向西方，特別是盛產哲學家的德國。一時間，西方哲學備受推崇，並被廣泛接受。然而，東西方哲學的碰撞往往令我們更為清楚地發現兩者之間存在的“非此即彼”“相互包蓄”的諸多方麵。其實，早在18世紀，德國哲人就把目光投向了遙遠東方的老子及其哲學學說。 提出“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這一觀點的戈特弗裏德·威廉·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是最早接觸老子學說的德國哲學家，他借鑒老子在《道德經》中闡述的陰陽學說提出了二進製思想。 18世紀中葉，老子及其學說才在歐洲廣為傳播。因而，真正較早涉獵老子學說的哲學家應是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簡稱康德）。康德把老子學說看成“自我意識下的哲學”，批判地認為“他的理性不理解自身和它想要的東西，更願意醉心於超驗之物”，並“在感性世界的界限內有所限製地保持自身” 2。康德思想的繼承者格奧爾格·威廉·弗裏德裏希·黑格爾（Georg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簡稱黑格爾）辯證地接受了康德的觀點，對《道德經》中的哲學意識給予肯定，並對老子的“三生萬物”觀點表示讚同。不過，他也強調：“道的現實性和生活性仍然是現實而直接的意識”3，沒有對“道”進行設定。與黑格爾同時代的弗裏德裏希·威廉·約瑟夫·馮·謝林（Friedrich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在闡述“中國三大宗教”時表示，孔子學說及其“所有智慧僅僅涉及公眾生活和國家”4，既非佛教的宇宙說，也非老子的“形而上”，反而老子學說和道家思想是“純粹哲學的體現”。他把道解釋為“存在之入口（Pfortedes Seins）”。 20世紀初，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社會發生巨大變化，德國哲人在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思想日益膨脹的窘迫之中努力尋找文化自救的新途徑。追求內心寧靜的道家思想成為解脫當下困境的一種可能，因此在德國掀起了第一次“道家熱”和“老子熱”，這股熱潮一直持續到了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1889-1945）上台。這一時期，衛禮賢的《老子》譯本廣為流傳，與猶太教神秘主義運動關係密切的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把老子哲學看成“神秘主義哲學”。這一思想在20世紀下半葉由卡爾·特奧多爾·耶斯貝爾斯（KarlTheodor Jaspers， 1883-1969，簡稱耶斯貝爾斯）傳承並發展，他先後發表了著作《老子，龍樹——兩位亞洲玄學家》（Lao-Tse，Nagarjuna.Zwei aiatische Methaphysiker）和《老子——中國智者迄今不為人知的生活史和他的影響》（Lao-Tse. Die bisherunbekannte Lebens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Weisen und sein Wirken）。耶斯貝爾斯把“道”理解成“存在的依據”“穿透一切的無，達成一切的不可覺察之無為”5。 老子學說也影響了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簡稱海德格爾)等德國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爾對“無”的內涵的論述與老子相似，而他在著作中更是多次直接引用老子的名言。與“人類中心主義論”有別，海德格爾提出了“天地人神（Himmel，Erde，Gottund Mensch）”合一的概念，這一理念與老子的“天地合一”思想不謀而合。海德格爾認為，世界之所以成為世界是因為“世界化”。而所謂的“世界的世界化（dasWelten der Welt）”，便是天、地、人、神“四方”的運動；人生活在天、地、人、神並生的世界裏（in der Welt sein），並渴望詩意地棲居於這個世界（…dochdichterisch， wohnt der Mensch auf der Erde）。 老子學說及其哲學意義與德國哲學達成了切近的交融，在特定的曆史與文化背景下，老子學說在德國乃至整個歐洲凸顯了出來，一股愈演愈烈地向東方尋找智慧的哲思熱潮蔓延開來。老子學說與德國文學 德國文學對老子及其學說的接受始於20世紀初。1915年，深受老子《道德經》影響的阿爾弗雷德·德布林(AlfredDöblin，1878-1957）發表了自己的首部現代表現主義小說《王倫三躍》 (Die drei Sprünge desWang-lun)，描寫了乾隆年間山東漁民王倫充滿戲劇性的跌宕人生。老子的“無為思想”貫穿整部小說的始終，王倫從追求寧靜無為到隱居深山體味無為，直到最後重新出山反抗暴力並踐行無為的“三躍”，正是德布林對老子學說和思想的認識與重新演繹。 酷愛漢學，自稱“中國老人”的詩人克拉朋特（原名Alfred Henschke，1890-1928），呼籲德國人按照“道的神聖精神生活，成為歐洲中國人”，並在1919年創作詩歌《三聲》（Dreiklang），把老子、釋迦摩尼和耶穌並稱為“塵世的上帝化身”。同年，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赫爾曼·黑塞（HermannHesse，1877-1962，簡稱黑塞）在一次讀書會上表示，德國當下“所缺的智慧可以在《道德經》中找到”。黑塞深受其父影響，一生鍾情於中國文學，特別是老子學說。黑塞的《玻璃球遊戲》（DasGlasperlenspiel）、《在輪下》（Unterem Rad）等作品均深蘊老子的兩極思想，剛柔並濟，陰陽相生。 2011年10月21日至23日，“紀念衛禮賢翻譯《道德經》100 周年暨翻譯研討會”在華中科技大學舉辦。 1920年，戲劇家貝爾托德·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閱讀德布林的《王倫三躍》，第一次接觸老子思想。他在老子學說中找到了自我訴求，深受震撼，開始致力於老子學說的研究，並把老子融入了敘事劇《大膽媽媽和孩子們》（MutterCourage und ihre Kinder）、曆史劇《伽利略傳》（Das Leben des Galilei）及敘事詩《老子出關著〈道德經〉之傳說》（Legendevon Entstehung des Buches Taoteking）等作品中。他肯定並融入了老子的“自然”“無為”等思想，並用詩意的語言描述了自己不屈從法西斯的堅定決心及反對暴政的無為政治理念。結 語 老子及其學說在德國找到了適應的土壤，並生根發芽，成為德國人摯愛的東方思想，這是特定曆史條件下時代的呼聲，也是其極易引起共鳴的無為哲學的魅力所在。如今，《道德經》譯本在德國依然層出不窮，不斷推陳出新。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人類逐步回歸理性與自然，老子及其和諧、自然、無為的思想將會進一步得到繼承、傳播和發揚。 （作者單位為河南大學外語學院。本文刊於《中國道教》2019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