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最大的看點不是對曆史事實的描述，而是看待世界變化的角度和方法。正如作者在序言裏介紹的那樣：“本書的主要線索是：從地緣政治變革的角度觀察近代世界交往方式之變遷，從財政金融的角度思考頂層製度之改革，從基層組織的角度研究國家社會組織能力之革命。”
曆史都是勝利者書寫的。
西方作為近現代世界的勝利者，自然看待世界的眼光也是自我中心的，所以我們以前讀的世界史都是西方人眼中的世界史。但西方學界也不是鐵板一塊，也有能跳出西方中心論的曆史學家，如法國曆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和美國曆史學家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布羅代爾和彭慕蘭分別提出了漫長的十六世紀的概念，布羅代爾的漫長的十六世紀是從1350-1650的三百年，而彭慕蘭的漫長中世紀則更長，從1350-1850，共五百年時間。雖然兩位學者定義的漫長的十六世紀時間跨度不同，但起始點一致，都是1350年。這點我非常認同，因為1350年正好銜接上蒙古帝國的曆史，這與我在《曆史進程的偶然性》一文中說過的，世界史是從蒙古西征開始的相吻合。當然這也不是我說的，我隻是認同一些曆史學家的看法而已。
那什麽是漫長的十六世紀呢？漫長的十六世紀是西方積蓄力量，逐漸控製世界經濟，最後以軍事實力，靠資本和金融將世界納入資本主義體係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結束標誌就是中國被以同樣的手法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係（彭慕蘭說法）。漫長的十六世紀也是中國實力和地位逐漸削弱的過程。
歐洲發現新大陸以前的世界就是歐亞大陸，那時中國與歐洲分處世界兩端，世界的中心在中亞。帖木爾時期，撒馬爾罕是當之無愧的世界中心。那時的中國是世界最富裕的國家，歐洲則窮困潦倒，戰亂頻仍。東西方貿易是從中國經中東從海陸兩條絲綢之路進行的。而中國與現在一樣是主要生產和出口國，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製造業產出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歐洲殖民新大陸後，不僅歐洲成為暴發戶。世界貿易的形勢也逐漸發生變化，以前作為貿易中心節點的中東地區變得不重要了。因為跨大西洋貿易的重要性增強，歐洲從世界邊緣成為世界貿易中心。所以有西方學者認為，歐洲的崛起是因為地緣政治革命也是不無道理的。
西班牙奪得第一桶金後，金融信貸資本主義開始形成，這個過程也被西方學者稱為戰爭資本主義。西班牙和後來的殖民帝國用從美洲掠奪來的黃金白銀，從世界各地，主要是從中國和東南亞換取所需要的物資，從非洲購買奴隸，再販賣到美洲，然後從美洲購買棉花和藍靛草再販回歐洲生產棉布。最初歐洲的紡織革命和全球化就這樣被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塑造的。
漫長的十六世紀就是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及殖民體係完善和強化的過程。
費爾南·布羅代爾曾說：“馬克斯·韋伯（1904年）和威納爾·桑巴特（1912年）當時認為，歐洲是世界科學、理性和邏輯的必然中心，這種看法在他們那個時代可能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今天的我們已經喪失了這種確信和這種自大心理。一種文明憑什麽始終要比另一種文明更聰明和更合乎情理呢？馬克斯·韋伯甚至曾經提出過這個問題，但在略加猶豫後，他仍堅持了自己（西方文明優越）的意見。他和桑巴特全都認為，對資本主義的一切解釋，都離不開西方“精神”本質的不可缺少的優越性。實際上，今天看來，如果說西方果真有什麽優越性，這種優越性也主要來自曆史的偶然和（西方）暴力（的優越性），來自世界範圍的“發錯了牌”。”
自殖民體係出現後，中國的朝貢體係逐漸被殖民體係取代。這是世界貿易體係的重大變化。殖民體係具有掠奪性和不平等性，相比較，中國的朝貢體係則是合作共贏的體現。當然，一切靠實力說了算，沒有實力的中國，自然無法維係朝貢體係。
“也許令今人費解的是，為什麽長期以來，中國把朝貢視為對其他國家的“德政”，而周邊的國家卻一直把能夠到中國朝貢視為一件必須努力爭取的恩惠——日本甚至不惜通過戰爭的方式獲得朝貢國的地位？這是因為朝貢對於這些國家引進先進技術、發展經濟是十分有利的，朝貢名曰市場交易，實際上就是經濟援助。對中國來說，也就是花錢買效忠，在1567年中國得以通過對外貿易引進白銀之前，朝貢貿易隻能造成中國財富和貨幣的流失。黃仁宇指出：“鄭和的遠洋探險行動輸出的銅錢還無法確知其總數，同時銅錢也被賞賜給外國的使者，1453年，僅僅日本的朝貢使團就運走了50 118 000文銅錢，造成明初鑄造的許多銅錢流失到海外。”?在這個問題上，陶希聖的論述更是精辟：本來中國的閉關政策，基本動因乃是貨幣的保存。外藩進口的貨物大多是珠寶香料，中國付出的代價乃是貨幣，貨幣乃是商人資本特殊發達的社會財富最高形式，於朝貢中流失，於中國乃最得不償失之事。?”P348
那中國為啥被西方趕超了呢？作者對此有大量論述，除了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國，受製於土地製度這個主要原因外，地緣政治原因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鄭和下南洋不僅比哥倫布早八十年，而且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也遠勝於歐洲。但大明並沒有殖民海外，也沒有跨海征服異邦。這除了中國文化使然，一個重要原因是自古以來中國的外來威脅一直是北方遊牧民族，導致中國地緣政治的主要關注點在北方大漠，而不是藍海，這和歐洲大航海正好相反。歐洲是因為奧斯曼的擠壓不得不下海，中國則是因為北方有強敵不敢下海。
當然，明朝後來的海禁原因隻上述兩條，還有眾多原因，比如，木材的消耗就是難以持續的。歐洲後來的航海也遇到類似問題，盡管有北美殖民地提供廉價木材。當時北美殖民地的造船業是一重要支柱產業。
關於中國土地製度的問題和土地革命，作者是從黃仁宇說毛澤東好話談起的。黃仁宇說：“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改革了中國的農村，創造出一個新的低層結構，使農業上的剩餘能轉用到工商業。中國今後的趨向，也能從這基礎上發展。其目的是根據各地區的條件，使全民就業。”我記得黃仁宇還說過，辛亥革命隻改造了中國的上層，即推翻了帝製，而共產黨則改造了中國的底層，指的是組織起中國老百姓，改變了中國一盤散沙的狀態。
作者指出：“中國革命的最大成就，在於它取得了對帝國主義的軍事勝利，而改革開放30年的最大成就，是使我們部分地結束了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對世界市場的壟斷，任何否定這種成就的觀點，都是割斷曆史。”
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苦的農民，因為他們受著雙重剝削和壓迫。農民不僅受地租的剝削，更受高利貸的盤剝。楊白勞不是因為欠地租，而是欠了黃世仁的高利貸而自殺的。農民土地逐漸被兼並也是因為以土地為抵押借貸的結果。在深入研究中國曆史，尤其明代曆史後，黃仁宇指出：“中國曆史上的商人與生產活動、生產者是完全脫離的，商人有了錢，無非是買地和放貸，而這些都會破壞生產和國家稅收，正因為商人與生產相脫離，所以國家抑商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何況近代以來，更有買辦商人完全流於替外國資本放債盤剝中國市場和生產者，因此中國要完成工業革命，就非要國家資本、國有企業不可。故而對於這樣不事生產的商人，一定要抑止，否則國家一定會繼續貧困下去。”
黃仁宇曾是蔣委員長的忠實信徒，是國民黨員。可看他的觀點左傾的和中共沒啥兩樣。其實，孫中山的初心和中共也基本一致。對於壯大國家資本、國有企業這一點，國共兩黨的政策本來區別就不大，可以說中共建政後最初幾年確實就是在實現孫中山的理想。事實上，中國土地革命盡管比較殘酷，但確實是為中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基礎，開辟了道路。
這本書很長，就暫時介紹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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