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這個人,我極其仰慕,若下令全民追星,我就追他!
有人說,“國家走了一段彎路,對你我就是一生”——這句話並不適用於阿城。他是個把一手爛牌打成賭王的俗世奇人。1949年,阿城生於北京,彼時父母剛好隨解放軍進北平城,遂取名“鍾阿城”。好名字沒有給他帶來好運氣。八歲那年,父親因為言論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下放到渤海邊掃廁所。一家人被趕出機關宿舍,住進了大雜院。母親一個人養活五個孩子,還供著姥姥和上大學的舅舅。穿衣都成問題,耐磨的燈芯絨褲子,在兄弟間傳遞,實在不能穿了,姥姥就糊成布渣做鞋。孩子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但家裏窮得難得吃頓肉。吃肉的時候切成小塊,用繩串了,五個孩子一人一串。他每次吃完自己的,就開始盯著妹妹的,他總覺得一個女孩兒,肯定吃不了那塊肉,應該能給他留點。初中時去練遊泳。教練說:“家裏供不起每天二兩牛肉的,以後就不要來了。”他就沒有再去,自己跑到玉淵潭去遊野湖了。當時外國領導人經常來京訪問,學校挑選學生歡迎。老師每次都會念完三十幾個名字,然後就說:“沒有念到名字的回家吧!”有一次阿城忍不住問:“您就念我們幾個人,就說這幾個念到名字的回家就完了,為什麽要念那麽多名字?”老師冷冷回道:“念到的,是有尊嚴的。”邊緣化的境遇造就了阿城豁達的人生態度:“我習慣沒有尊嚴,你被邊緣化,反而使你有了時間。”他隨著自己廣泛的興趣,真正學到了真本事。阿城喜愛看書,說他永遠感謝舊書店,小時候見到的新中國淘汰的書真是多,古今中外都有,雖然便宜,但還是一本也買不起,就站著看。店裏的夥計都很好,從不管他,要是有的書擱得高了,還會幫他夠下來。很多書常常讀到一半,便被店員賣了出去。之後阿城也學聰明了,讀得起勁的書,就被他放到了書架裏側,下次接著讀。靠著這樣的方法,阿城讀了不少書。除了讀書,他還常到琉璃廠閑逛,流連於各種畫店、舊書攤、古玩鋪。一個頗為不順的童年,卻被阿城過得悠然自得。“青磚墁地,掃得非常幹淨。從窗戶看得見後院,日斑散綴,花木清疏。冬天,店裏的爐子上永遠用鐵壺熱著開水,呼出一種不間斷的微弱嘯音。”後來他與人聊天,才逐漸意識到自己與同齡人的文化構成已經不一樣了。琉璃廠是阿城的文化構成裏非常重要的部分,他後來總不喜歡工農兵文藝,也與琉璃廠有關。1968年,19歲的阿城沒資格留在北京,隻得下鄉開始了漫長的知青生涯。身為政治賤民,又幹不了重活,阿城很難以“勞動表現”融入下鄉的生活。他輾轉山西、內蒙再到雲南,終於穩住了腳跟——在農場子弟小學教書,語數外體美勞,啥都教,一教就是十年。1978年,北京來的知青,都陸續回了城,而阿城卻因為父親的政治問題,走不成。回不了家,那麽紮根於此呢?喜愛畫畫的阿城,滿懷希望地報考昆明美術辦公室,但還是因為父親的牽連,考上也不予錄取。進退兩難的阿城,真正感受到了人生的絕望。“倒黴一直一步步在跟著,使他一直無法掙脫冥冥中一種力量的鉗製。”1978年底,阿城參加了“雲南知青大返城運動”,竭力抗爭。1979年,父親被平反,阿城終於被準許回家,此時他已年近30。好友朱偉說:三十之前的阿城,可謂命途多舛,宛如一顆皮球,在厄運間被踢來踢去。 剛回北京,他站在街頭,看著路上奔馳而過的自行車,久久不敢過街。看到警察,更是覺得新鮮,坦言道:“警察才是城市的標誌啊!”此後幾年,阿城碌碌謀生,關注的依然是一個俗不可耐的問題——吃飯。阿城開始寫小說,一是想試試,二來也是為了掙稿費補貼家用。有一次,他帶著兒子去吃冰棍,三根冰棍,幾分鍾就下肚了,然後眼巴巴望著他:“還要!”身為人父,當然希望兒子把世界吃光,可是手頭實在拿不到那麽多錢。阿城想:“等我寫多了,用稿費搞一個冰棍基金會,讓孩子們在伏天都能吃一點涼東西。”1984年,《棋王》橫空出世,轟動文壇。阿城趁熱打鐵,接連發表了《樹王》《孩子王》,一時之間風頭無兩。在彼時傷痕、反思文學的狂潮中,《棋王》獨樹一幟,海內外流傳,成為人人爭相一讀的作品。阿城的文字功夫,更是讓一輩作者讀者大開眼界。我第一次讀《棋王》,是上中學的時候,後來讀過很多遍,那種漢語的精妙、韻律、美感和畫麵,讓人覺得“中文小說這一篇就夠了”。他用猛烈的進食描寫饑餓,用難得的擁有描寫赤貧,用下鄉雲南時的竊喜描寫國家中心的凶險,就連恐怖的武鬥,在他筆下也與日常生活糾合在一起:“武鬥的槍炮聲中聽得見附近一扇窗被風吹得一開一合,自得其樂。幾個人躲在二樓互相聊初戀,叮的一聲,流彈打在窗子的鐵杆上,折下來鑽進朋友的腦袋裏。因為太突然,腦含著子彈的朋友又說了一兩句話才死掉。”因此,阿城的小說適合任何時期的讀者閱讀,沒經曆過的人會立刻明白。對於細碎、平庸的人生,阿城從來就不抱鄙夷的態度。《棋王》《孩子王》要改編電影,滕文驥、謝晉拉著他去寫劇本,他覺得寫小說掙錢太難,立馬去了。阿城說:“我本身就是個寫字的手藝人,寫字的目的就是換錢貼補家用,我有嘴我老婆有嘴我小孩也有嘴。衣食是絕頂大的問題,先吃飽再談其他。”對於寫小說,阿城並不癡迷,他調侃自己是“文學失足青年”。阿城認為文學沒什麽了不起的,小說就是講故事,人人都能掌握,隻是講得好不好的問題。所以,他從來沒有把自己當成過作家,也從來沒想靠小說揚名立萬。但他卻不隻是對寫作精通。可能隻有阿城才配得上興趣廣泛這個詞。攝影、繪畫、音樂、裝幀藝術,以及各種吃喝玩樂的技藝,他幾乎無所不通,無所不精。“人還是要有點兒東西,才叫活著。”這是《棋王》的主人公王一生在小說結尾悟出的一句話。小說是這麽寫的,而阿城也是這麽做的。八十年代,返京的阿城便顯露了一身才全藝精的雜家功夫:他到機場畫壁畫,給報刊作插圖,更和畫家範曾等人合作發起了名噪一時的“星星畫展”;轉戰電影,他交出了《芙蓉鎮》《刺客聶隱娘》等佳作,還給《臥虎藏龍》當起了指導……作品紅遍大江南北之際,阿城選擇遠赴美國。原因也很簡單——寫作掙不了錢,而在美國,“不需要關係,完全不是人情社會,你不需要認識人,就能找到活兒,比北京好活。”第二次再去美國,阿城就留下了。他倒騰過仿古家具,也教過一陣鋼琴,都沒賺到多少錢,於是一拍腦袋,翻新汽車,一邊玩兒一邊賺錢。怎麽個玩兒法呢?先到汽車墳場找一輛破爛不堪的古董車。30年代的,不用多好,大眾車就可以。幾十塊錢或一兩百塊買下來,拉回家,然後訂購一本舊型號大眾車的汽車手冊,根據手冊的內容,先把零件全套買下來,回去拆開、換新。汽車其他的部分,什麽氣缸、刹車、底盤係統、變速器……全都是他自己摸索著改換成新的。那時,阿城家裏到處都是零配件,各種各樣的修車工具比車行還齊全。最後,花錢噴漆,最多3000美元成本,一轉手,至少賣到20000以上,玩兒也玩兒了,還賺了一票錢。王朔親眼看見阿城組裝的全過程,最後阿城坐著出去兜風,那可真拉風,端著一煙鬥,整個人跟大仙兒似的。登時就把王朔給佩服得五體投地。其中有一部紅色的敞篷車,超有範兒。據說有個黑人盯那輛車盯了好久,每隔一段時間就找阿城問賣不賣,最後一直叫價叫到了將近二十萬美元,求著讓阿城賣給他,阿城就是不賣。有一次,阿城旅遊歸來,一開門,全部家當竟然被偷光,隻剩下一個床墊,上百張珍藏了數十年的經典CD不翼而飛。結果他自己破了案:他轉遍了街區的所有音像店,專門去翻那些二手CD架,最終找到蓋有自己印章的CD,隨即報警。沒過多少日子,所有CD就都回來了。聊天本是一個平常的生活小事,在阿城這裏,卻聊成一絕。下鄉年間,他白天幹活,晚上便在茅草屋給其他知青說書。一盞煤油燈,一屋子人,煙頭一亮一亮,《基督山伯爵》《悲慘世界》等名著,在阿城嘴裏進出。每談到關鍵處,他便住了口,吊起了一屋子人的胃口,急得旁人給他點煙續茶,忙問道:“後來怎麽樣了?”在文化圈子裏,大家尊稱他為“天下第一聊天高手”。王朔住洛杉磯時,常去阿城那聚會玩,大家坐在一起,全聽阿城一個人神侃。風土人情,旁門左道,他無所不通,詼諧得一塌糊塗,偶爾抖一個機靈,當場就能說得把人笑岔氣了去。王朔問聚會中的一人——“聽了十年,沒一夜聽過重樣的。”每次聊完,人說“跟您聊天特有意思。”阿城特傲嬌:“大家都是這麽說的。”關於生活,阿城自己也打過一個比方:“前院,老王正在彈古琴呢,突然家裏人跑來說後院的爐子滅了,那就得馬上拿出辦法給爐子點燃。”阿城說,生活就應該是這樣的,古琴可以彈得特別雅,轉過身,你又得能回去通爐子。彈得古琴,通得爐子,是一種“通天入地”的本事。通天,是能去追逐高於生活的情韻,不天天拘於柴米油鹽醬醋茶之中,入地,是身上須帶著一絲煙火氣,人說白了,還是要吃飽了肚子,能夠從容地應對瑣碎的日常生活。阿城活得很世俗,筆下眼下都是吃喝拉撒;同時又似個大隱於市的奇人,遊戲人間。阿城是通才,是雜家。他的種種經曆,常人都無法相比。豐富經曆下淬煉出的通與雜,更是對同輩的時代級碾壓。攝影、繪畫、音樂、裝幀藝術,從意大利歌劇,到京韻大鼓,從藏泥塑、燒陶、儺戲麵具,到新絳剪紙、貴州苗民的繡衣……以及各種吃喝玩樂的技藝,阿城無所不通無所不精。 阿城能成為飽學的“雜家”,完全得益於好奇心驅使下的興趣,他也因此自言是“觀察型人格”。早年在琉璃廠,看到好玩兒的器物,會想盡辦法一探究竟,把它弄懂。後來在雲南當知青,村寨裏的儀式,別人都不多問,他卻格外留意,成為日後追問巫術與藝術起源的感性經驗。在知青急於返城的時候,焦慮的人很容易對周圍環境喪失興趣,阿城就不一樣,村裏有趕馬的把式,如何指揮方向,馬驚了怎麽應對,他都一一留意,再講給別人聽。盡管當初震動了文壇,他根本沒把出名當回事兒。後來十餘年的光景裏,他也寫,像做一門手藝一樣每天寫幾個小時。寫到得意處,就給自己炒兩個菜,洗個熱水澡,舒舒服服躺床上。作品不急著發表,等時間沉澱。除了寫作,阿城還是天南地北地跑,一類是受邀出遊,賺取一點生活費,一類是手頭有了餘錢,就去想去的地方,中東、北非、南非,每去一個地方,總能得出知識上融會貫通的東西。1992年,阿城去了趟威尼斯,受邀旅居、閑逛。之前一個意大利人翻譯了《棋王》,看瘋了一群意大利人。意大利每年都會從世界範圍內選一名作家在威尼斯住三個月,然後交一部作品,先出意大利文,再出本國文字。阿城之前的上一個受邀者是諾貝爾獎得主、流亡美國的俄國詩人布羅茨基。阿城後來交的,就是《威尼斯日記》。 通常人的刻板印象裏,讀書人通常都是“眼高手低”、“四體不勤”,但這絕不是阿城。當初,劉小東畫了三峽,要辦展,請阿城幫忙寫一點。阿城說試試吧。沒過多久,拿出近10萬字的文章,劉小東揉著胸口感激道:“嚇死我了。他把整個三峽的曆史全部交待了。”後來,劉小東請阿城吃飯,請的館子太好了,阿城不高興,掛臉說:“你們太腐敗了。”劉小東想,那好,請你來家吃,你不是喜歡吃紅燒肉嘛。結果阿城去了,挑剔地說:“吃肉,盤子要熱的。”學問,可以做到盡心的融通,生活,也來不得半點的馬虎。當年,侯孝賢拍《海上花》,年代裏用的煤油燈,道具做不出來,隻能由阿城從舊貨市場淘來。有一回,他正一個人坐著讀書,侯導說:“你趕緊到現場來!”原來棚裏在拍一個下雪的場景,大把大把人造的紙片往下撒。侯說:“不知道為什麽,這雪太假。”阿城看了一會兒,轉身就跑到灑雪的棚頂上,對道具說:“把紙都先使勁拽一拽,拽鬆了再撕,紙的密度就變化了。”道具按照他說的把紙拽了拽,再往下扔,飄落速度果然慢了。侯導在監視器後麵:“成了!”還有一場戲,透過窗玻璃拍室內,煤油燈隻做道具,現場打的電燈光。侯孝賢就覺得拍出來的光不對,沒辦法,又隻好找到阿城。阿城看了看,說:“去拎桶水來。”然後就在玻璃上刷了一層水,再回監視器看,透過那一層水,光就變柔了,感覺油乎乎的,侯孝賢連連點頭,“這下對了!”住在回龍觀的時候,他曾打算進一台織布機回家織布,還曾想在東邊弄一畝地,蓋一個大棚,一半做工作室,用來做石版畫,另一半種東西,把從世界各地找來的稀罕種子種下去。在很多人的眼中,阿城是個“文藝複興人”。他能畫畫、拍照、寫小說、編劇本,還會烹調、打一整套的結婚家具。2003年,台灣方麵介紹阿城時說:“與其說阿城是一個小說家、文體家,不如說他是一個坐擁俗世卻清明謙衝的智人。”阿城的生活就像他的文字,鮮活、通透。與“無用之藝”為伴,去摸索情致,用“匠人之心”生活,去點亮爐火,這樣澄明的心境,諸君亦可得之啊!難怪誰也不服的王朔能服阿城,他說:“我以為北京這地方每幾十年就要有一個人成精,這幾十年養成精的就是阿城。這個人,我是極其仰慕,若是下令,全國每個人都必須追星,我就追阿城。他講常識,句句都是斷根兒的道理。”桀驁不馴的羅永浩也對阿城的作品推崇備至:“我們時代最好的中文作家,強烈推薦。如果阿城的作品真的不能征服現在的年輕人,那唯一的可能就是現在的年輕人不怎麽讀書了。”阿城的作品,寫世俗,卻能透入人的骨髓,真的把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寫得明明白白,不拽文,不造作,讓人一看就感覺“是這麽回事”,細想又能咂摸出更多的味道。正如竇文濤所說:“從古到今,我相信真正像鑽石一樣的東西,永遠在極少數人中傳承。阿城的作品特別耐琢磨,言有盡而意無窮,喜歡錘煉文字的人,從裏麵可以得到文字,喜歡得到一些思想的人,可以從中得到與眾不同的思想和認識,甚至是喜歡聽書的人,你可以聽到故事。”梁文道也感歎:你聽過阿城講故事嗎?沒聽過?哎呀,那可是終身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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