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國與大清帝國之間的侮辱與自取其辱
馬戛爾尼使華之前，也就是1787年，英國政府派往中國政府的使者本是卡斯卡爾特中校。政府給其下達的主要任務有三：一，擴大對華貿易。二，希望中國政府給予一處居留地，便於存放貨物，開展貿易。三，中英兩國互派公使進駐彼此的首都。
前兩項咱就不說了，因為按照中國傳統的看法，前兩項都是英國人想殖民咱們呢。但是第三項，我看不咋象殖民，或者說，至少是相互殖民。有關第三項任務，英國政府是這樣跟它的使臣交待的：“如果此次出使能獲圓滿成功，可向中國皇帝陛下建議接見一位英國國王派遣的臨時或長駐公使，中國皇帝陛下也可向倫敦派遣一位公使。”（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卷2，第160～167頁，“附錄B”，牛津，1926年版）
但是我們的教材和一些別有用心的史學者，一般不上載這原話，而是發些牢騷：公使隻是二流的使節，我們這麽一個大國，殖民者卻不派給我們一流的大使，這是故意侮辱我們。這些話，讓正在接受洗腦的學生一看，離標準憤青的距離馬上更進一步。可是，英國人在侮辱我們的同時，也自我侮辱啊！因為按當時的國際慣例，國際互派使節，分大使、公使、代辦三級。大使隻有在歐洲王室之間才互派，它級別最高，花費巨大，一般國家承擔不起。所以，一般國家都樂意選擇公使。
大清不懂國際慣例，人家侮辱咱的時候，不知道。平等對待咱的時候，咱又把它想象成侮辱。這種想象，與其說自衛，不如說是自我侮辱！更關鍵的是，這種自我想象竟然延續到了現代！
回過頭來說英使卡斯卡爾特，這哥兒們想侮辱咱們，沒門兒，死在來華途中了。他這麽一死，推遲了咱們大清被英鬼侮辱的曆史。後來真正來到中國的，是馬戛爾尼，時間是1793年，任務當然還是那三項。可是對清政府來講，不管你是自侮還是他侮，反正鬼子進駐俺首都，俺一百個不樂意。直到鴉片戰爭結束簽訂《南京條約》時，英國舊調重談，要求派駐公使，道光未予理睬。十年之後，道光死，鹹豐繼。英、美、法駐華代表1854起相繼向大清提出續約要求，希望清政府能允許他們派駐一位“光明正大”的代表，同時邀請大清公使進駐倫敦、巴黎和華盛頓。可鹹豐一聽就頭大，認為讓鬼子進首都“最為中國之害”，提出隻要不駐京，其他條款都可讓步。諸如：“民夷相爭”、“減免上海港外商拖欠稅款”“減輕廣東茶稅”等。一句話，俺寧願經濟上吃老大的虧，也不願意不講政治啊！
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自我感覺把大清打服貼了，遂再次提出外交使節駐京的事兒。鹹豐還是那態度，說：“此事斷難允準。”說得對，漢奸賣國賊才同意呢。所以皇上諭令負責談判的欽差大臣桂良與花沙納“無論如何為難，必須將此事阻止。”（《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卷25，第40頁，台灣廣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
1858年6月，大清的外交部部長（吏部尚書）周祖培、司法部部長（刑部尚書）、國防部副部長（兵部左侍郎）王茂蔭等高級愛國幹部集體上奏。奏疏寫得特長，以現在眼光看來，還挺滑稽。用俺的糊塗風格翻譯，大致意思如下：
自五口通商以來，這些夷鬼特舍得花錢買房子，把咱大清的“虛實”都給偷窺走了。讓他們久住京師，那咱們大清政治就透了明了，隱私也沒了。這是第一個害處。這些夷鬼所到之處，蓋的樓好好高哇，他們還喜歡站在好好高的樓上，用他們的“千裏鏡”掃瞄我們。他們駐了京師，就在我們皇宮附近蓋高樓，哇，那皇上辦公的地方，娘娘們遊玩的園林，就都叫這幫鬼眼給“俯瞰”去了。這是第二個害處。京師的旯旮處，沒法住人。這幫鬼佬肯定要選黃金地帶。到時候他們挑了地方，咱們不得拆民房嗎？民房，那可不是拆著玩的，他們要是掂著汽油桶拒拆，美國又該說咱不講人權了耶。這是第三害。皇上出行，大清臣民都知道躲避，不躲避咱們也能跺他們幾腳，給他們幾槍托，可洋人不懂這些規矩，皇上出個門，他們要麽爬高樓上偷看，要麽就擠在街道裏圍觀，咱還不能動他們一指。這是第四個害處。夷鬼們設夷館，估計就是為了推行他們的天主教。近年沿海地方，好多良民都被他們誘惑了。咱大清帝都，那是首善之區，若受了他們的“蠱誘”，那咱們“衣冠禮樂之族”，不都變成“禽獸”了嗎？這是第五個害處。民夷雜處，大清的奸民會動不動跑夷館裏，尋求政治避難啊。這是第六個害處……更可怕的是，夷鬼們近年太過 “猖獗”，“惡貫滿盈，神人共憤，沿海各省，無不欲食其肉”，夷在外間一但被大清愛國百姓剝了皮吃了肉，“必在京師報複”啊。（《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卷26，第13～15頁，台灣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
你別說，這幫高級幹部雖然窩囊了些，離年輕化現代化文憑化知識化差了老遠，但是在防患自保的本能方麵，則個個賊精。且不惜用中國百姓喜吃人肉來嚇人，也不知是嚇誰呢，估計是一箭三雕，嚇自己、嚇皇帝、再嚇洋人。當然鹹豐也不傻，知道洋人駐京，妨礙大清內政。堅拒。英夷當然不樂意，堅決要求。清政府後退半步：“遇有大事，盡可來京麵訴……自上海起由內地北來，由中國派官護送，一切供應俱由中國辦理，不必令其自備斧資。以後或三年一次，五年一次來京，不必年年跋涉。”（《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卷25，第40頁，台灣文海出版社 1970年印行）。仔細看這規定，透著一股中國人情味，不但不願意麻煩外國友人，還包辦旅遊路費。奈何英夷算不清帳，耍開了二百五，說：不讓進京，就派兵打過去。桂良與花沙納趕緊勸政府同意，說：把這些二百五惹急了，天津就不是咱的了。從天津往北京，就那麽點距離，深為可慮啊。（《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卷26，第28頁，台灣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沒辦法，鹹豐最後勉強同意外國公使進京。什麽叫勉強呢？就是《天津條約》上同意了，但邏輯上仍辦不成。待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洋鬼子才最終如了願！洋人屢次強奸大清，這次終於遂了，時間是1861年。
縱觀大清整個外交史（如果說他有外交的話），與其說西方侮辱了它，還不如說這政府咎由自取，自取其辱！
大清帝國羞答答的外交
前麵說過了，1793年，馬戛爾尼使華時，英王喬治三世給他的任務之一就是懇請準英國派公使駐京。馬戛爾尼自作多情的一麵是：他這次來，就沒打算再回去了。那倒是，他們來一回也不容易，將近一年的海上行程，數次的台風與颶風，疫病與傷亡，所以，他就是英國駐大清第一任公使了。馬氏不知道，堂堂的大清沒有外交，如果愣說它有外交的話，那麽僅僅擁有與藩屬之間的朝貢外交。
馬氏的多情老叫我們竊笑。他根本不知道，那時的大清就像酒桌上那最虛榮的哥們兒，買單的時候，叫喚著往賬台前衝。大清就是這德性。可馬氏居然說：“如果中國政府願意派使臣到英國，為互派使節之舉，英國尤為歡迎，所有船隻一切，可由敝國代為籌備。”這不是瞧不起俺大清嗎？於是，年屆80的乾隆，回複得更多情，大致意思如下：準使駐京，與天朝體製相違，斷不可行。洋人願來天朝當朝的，一是得穿天朝服裝，二是永遠不準再回本國。這次你們要求駐到天朝，不但不換服裝，還來往自便，實屬無益，因為外藩使者駐京，行止都有規矩，從來沒有聽其自便過。若留爾等在京，語言不通，服飾不同，沒有地方安置啊。天朝又不願意強迫你們換天朝服裝。假若天朝派人駐爾國，難道你國就能遵行？再說了，西洋國家這麽多，都學你們留京不走，那不就亂套了？
結果，英殖民者的陰謀沒有得逞。
當然這半個世紀之間，英國不時地提出互派使節一事，但都被清政府義正辭嚴地拒絕了。直到鴉片戰爭，大清挨過大英的大棒之後，局麵才有所改變。所謂的大棒，有人把它翻譯成棍子——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說：“在使中國人向惟一能使其相信的論據——棍子的論據讓步前，不僅必須讓他們看到棍子，而且必須讓他們的背上嚐到棍子的滋味。”我覺得還是大棒好，至少比棍子文雅些，於大清的自尊或可有所彌補。不得不承認的是，巴麥尊對於大清挨整磚不挨半截磚、敬酒不吃吃罰酒的精神還是了解得比較透徹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再提互派使節之事，鹹豐雖然嘴上說著“此事斷難允準”，並且想出一個折衷辦法，希望英人遇有大事可三年一次或五年一次進京麵訴，並且一切開銷都由中方承辦。看看，英國表示不缺錢，咱大清更要表示不缺錢。問題是雙方都不吃這一壺，特別是英國人，表示仍要動兵，鹹豐遂委委屈屈地同意了。北京條約簽訂後，英國公使開始進駐北京。從1793年馬氏使華，到1860年北京條約的簽訂，英國人終於打到大清的心髒部位了。
問題是英國多事，進駐中國北京以後，還一再強烈要求大清向英國派駐使節，大清一聽就犯愁：這可咋辦啊？一是路遠，二是花錢，三是還怕不得其人，以致貽羞域外，貽笑外邦，丟不起那人啊！種種考慮，導致大清忸怩到1875年。眼看著不能再忸怩下去，政府一狠心，把曾國藩的好友，李鴻章的同學，曾給僧格林沁做過幕僚的郭嵩燾給推了出來，要他出任大清第一任駐英公使！其時，公使還分四等：頭等公使，是全權大臣，負責接待，與所駐國交涉及畫押等事務。二等公使，代國家辦理入境事務、覲見和呈遞國書。而我們派遣公使，一般是二等。清朝的派遣證上，還不樂意用公使這個頭銜，仍稱“出使欽差大臣”。
清政府所謂的外交政策，被郭嵩燾用十二字加以概括：“一味蠢”，“一味蠻”、“一味詐”、“一味怕”——因為愚蠢而行蠻，行蠻不逞則使詐，使詐不成則跪地求和。清廷“不揣國勢，不察敵情”，卻輕起釁端，結果必是割地賠款，“貽禍天下”。
而郭嵩燾之所以被推到駐英公使的火爐上，還跟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馬嘉理事件有關。這一年，英國軍官布朗率領一支“探路隊”經過雲南前往緬甸，隨行的翻譯官馬嘉理持有總理衙門簽發的外交護照，依循國際慣例清朝地方官應該保護他的生命安全。馬嘉理一行拜見雲南巡撫岑毓英時出言不遜，岑毓英懷恨在心，表麵上熱情款待，派兵護送出境，暗地裏卻指使副將李珍國在騰衝伏兵截殺，結果馬嘉理等六人被打死。事後湖廣總督李瀚章、刑部侍郎薛煥來滇調查，岑毓英又謊稱馬嘉理為當地土人所害，審問時串通翻譯構陷不懂漢語的土人首領，企圖推卸責任。英國公使威妥瑪經過長達一年的深入調查，將此案弄了個水落石出，掌握充足證據，於是向總理衙門提出賠償、免厘等六項要求，並以下旗絕交、對華開戰相威脅。結果大家當然知道，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中英《煙台條約》，並且還得派人跑到英國給人道歉去。
郭嵩燾就是政府派出的道歉代表，同時，由於他在政府裏算是懂得外交的，所以，道完歉就不準回來了，就地任駐英公使。能做出這種行徑的人，在當時的一些人眼裏，堪稱民族敗類，“廷臣皆視此為大辱”。曾經有人問大學士閻敬銘（當時為數不多的清官之一）：“當今有誰會辦外交？”閻敬銘的回答是：“焉有正士，而屑為此者！”那倒是，慈禧太後的大學士徐桐，見到洋人就以扇蔽麵，那才叫愛國情操！郭嵩燾翰林出身，卻去搞外交，在時人眼裏，比大家閨秀做妓還要不堪，所以，時人送其一副對聯：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見容堯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這還不算，郭嵩燾家鄉的一批愛國士紳竟然要“毀其家室”，郭嵩燾也知道這外交不好玩，幾次向政府要求改派他人並裝病不去，奈何慈禧就相中了他，1876年，郭嵩燾上任去了。
清政府的外交，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郭嵩燾到了英國，才發現笑話鬧得不少：第一，政府根本沒有給他頒發駐英公使的國書，他就這樣扛個光腦袋就去了！第二，一個光腦袋還不行，還一下去了倆光腦袋。當時的國際慣例，駐外公使僅有一人，可清政府還給郭嵩燾派了個副使劉錫鴻！
郭嵩燾出使前，總理衙門要求他將外國見聞記錄下來，送達政府，以作了解。總理衙門將其日記編輯成冊，這就是郭嵩燾的《使西紀程》。沒想到大臣們看後，大怒，認為郭崇洋媚外不說，且“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政府一看，趕忙把《使西紀程》毀版。與此同時，原先的駐英副使劉錫鴻也出來揭發郭嵩燾乃是大“漢奸”，罪狀總計十條。比如穿洋人的衣服、跟洋人握手、學洋語、聽洋戲等等。
至於劉錫鴻本人，作為大清的第一代外交家，似乎隻發現了“英人無事不與中國人相反”的一麵：“論國政，則由民而及君；論家規，則尊妻而卑夫；論文字，則由左而至右；論書卷，則始底而終麵；論飲食，則先飯而後酒。”為何如此相反呢，劉外交想到了地圓學說：“蓋其國民居於地軸下，所載者天下之天，故風俗製度鹹顛而倒之也。”
總之，在劉錫鴻與國內愛國者的攻擊下，郭嵩燾發現，自己的外交是幹不下去了，不等三年任期期滿，即請求回國。1879年，政府讓曾紀澤接替他的職務。
曾紀澤就不怕落個漢奸名聲？非也，他跟他老爹學的，極謹慎，由於身兼英法大使，所以出使前給法國使館一封信：“現在極要一事，須與台端一商者：貴國為秉禮之邦，泰西各處禮儀，大半依據貴國所行以為榜樣。中國遵至聖孔子之教，亦以禮儀為重，然道途太遠，風俗亦異；是以彼此儀節，迵然不同。一切細故末節，盡於通融辦理；惟宴會一端，尚須斟酌。泰西之例，男女同席宴會；凡貴重女賓，坐近主人；貴重男賓，坐近主婦……中國婦女若與男賓同宴，將終身以為大恥……鄙人此次挈妻子同行，擬請足下將鄙人之意，婉達於貴官議禮大員之前。中國公使眷屬，隻可間與西國女賓往來，不必與男賓同拜，尤不肯與男賓同宴。即偶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見者，亦不過遙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禮。中西和好雖殷，吾輩交情雖篤，然此一端，卻係中國名教攸關。不必舍中華之禮，從泰西之禮也。若蒙足下從中委曲商酌，立有一定規矩，則將來中國公使挈眷出洋者，不至視為畏途，實與彼此通好長久之局更有裨益。”
看了曾兄這長長的信，真替他頭疼。男女受授不親啊，你說人家出使在外為國盡忠吧，居然還得倒貼妻女，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老外握了紅酥小手。做這樣的外交官，也真叫個難！
林則徐的銷煙
大清臣民吸鴉片，一度吸到了一種藝術境界：躺於臥榻之上，枕邊一盞欲滅不滅的煤油燈，手中一杆長長的煙槍，煙鍋裏放一塊煙膏，就著悠悠的燈火，悠悠地吸，悠悠地吐。現代中國男人常說：飯後一支煙賽過活神仙，抽一支香煙就美到如此程度，何況是鴉片煙呢？鴉片煙不隻是吸後舒服，但就那姿式而言，就夠神仙的境界了。
鴉片，來源於一種美麗的草本植物，她的名字叫罌粟，原產於希臘。希臘人首先發現了罌粟汁的藥用價值。當地居民更是把她製成了零食，用來止瀉和止痛。後來，罌粟傳入印度。既已到了印度，就不會忽略中國。七世紀，罌粟傳入中國，中國人給她一個更美麗的名字“阿芙蓉”。李時珍在自己的《本草綱目》裏對她的藥用價值作了介紹。至於鴉片，她長期在中國的藥店裏出售著，默默無聞著，直到乾隆時期中國一個小尼姑因吸食鴉片而治好了自己的癱瘓！
想想中國的“地龍”熱，再想想中國的傳銷熱，你就會明白，鴉片在中國的突然風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我小的時候，我家尚保存有戰亂時期偷偷種植出來的罌粟的果實。娘給我看，告訴我，如果我流鼻血了，弄些白膏往鼻孔處一塞立馬兒就好了；如果我肚疼了，給我喝下一點點，立馬兒就不疼了；還告訴我，爺爺有偏頭疼，沒錢治病，靠的就是這個……現在我才明白，為什麽窮人富人都喜歡吸食鴉片，窮人可能是為了免於痛苦，富人可能是為了與神仙比美，不窮不富的人，可能是為了消解憂愁。大清時的百姓，起初對鴉片煙可是持讚賞態度的：當你有了煩惱，你就吸鴉，一切煩惱隨煙而消散！
所有的煩惱，最後積聚到了道光皇上的額頭：
雍正七年，中國輸入鴉片200箱。
乾隆三年，1000箱。
嘉慶二十二年，3698箱。
道光元年，4770箱。
道光七年，10025箱。
道光十八年，28307箱。
據史載，中國從雍正七年，也就是1729年起開始禁鴉片輸入了，我疑惑的是：大清禁煙已有百年了，為什麽愈禁愈弛呢？英國商人隻把鴉片送到中國沿海，至於鴉片流入中國內地，到底是大清海上緝私隊的瀆職還是大清小鴉片販子愛崗敬業使然呢？我隻知道，大清國土上四處冒起了煙泡兒，道光也急得七竅生煙了。道光著急的當口，太常寺卿許乃濟的奏折來了。許的主意大致如下：一、這玩藝兒咱愈禁流弊愈大，不如不禁，隨他們吸算了，反正吸者都不是好人，一般吸不死，吸死了也活該，反正現在人口壓力挺重的。咱隻禁止官員、兵丁、士子吸食就行了。二、為了防止白銀外流，咱們規定，不能用白銀交易，隻能以貨易貨！三、這玩藝兒既然掙錢，咱不如自己種算了！道光皇帝一看，在許的奏折上批一個“所奏甚是”，同時把許的奏折轉給廣東的省級幹部們，讓他們發表高見。兩廣總督鄧廷楨、海關監督文祥等居然同意了許的意見。可是沒等他上書，越華書院的一個教授告誡鄧廷楨：注意啊，百世後你的聲名，如果青史特書弛禁乃是某人所請，那怎麽好呢？這告誡太及時了，鄧廷楨上了個折衷的折子：先嚴禁三年，三年不成，再想辦法不遲！
曆史的結果可想而知，屎盆子扣到了許乃濟的頭上：官職由四品降為六品，去職退休，青史留惡名！
與許乃濟主張完全相反的，乃是四品官員、身任鴻臚寺卿的黃爵滋。他上的奏折是重典禁煙，大致意思如下：一、給每一個煙民一年期限，一年之後，尚有吸食者，格殺勿論。原先的吸食者，都是打板子，毒癮的折磨遠比打板子難受多了，如果我們處罰吸食者的死刑比毒癮上來還令人難受，吸食者就接受戒煙了。二、互保連坐式禁煙。一人吸煙，五家連坐！客商吸煙，店家連坐！官員吸煙，加倍處置，子孫也遭連累；官員家屬幕僚吸煙，處置官員本人；至於士兵，也取保甲製，按地方辦理！
黃爵滋的此奏，痛快倒是痛快，可是弛禁他下不了決心，如此嚴禁他也下不了決心，因為當時的天朝臣民，吸食者已不下四百萬，如果戒成功一半，那也還有二百萬啊，如果十個裏麵戒九個，還剩四十萬，一個一個殺頭，那可不是殺雞啊！於是，道光再次將奏折下放，讓大家討論。問題是在沒有確立“言者無罪”的體製下，大臣們誰認真的給你討論啊。但是也有例外，就像許乃濟與黃爵滋就是例外一樣，曆史給大清王朝準備了另一個人物——湖廣總督林則徐浮出水麵！林則徐，他將成為道光手中的最後一根稻草——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前去廣東禁煙。
正像後來的赫德可以在貪汙成風的中國海關創造高效與清廉的奇跡一樣，林則徐也可以創造此等奇跡：一、限令夷人交煙。二、整頓軍隊隊伍。三、斷絕廣州與澳門的聯係！四、所有百姓（當然隻限百姓，因為大清官員不能與夷人相見，早是大清帝國的鐵杆紀律），不得與夷人有任何聯係，否則以私通外國例論罪。五，收繳203167箱鴉片，收繳、存放、包括銷煙等一係列的過程中，無一絲漏洞，這一切讓時刻關注此事的英國人也大為讚歎：“貪汙中飽的事，是絕不可能的！”
問題是，林則徐個人的力量支撐不了大清這艘快速下沉的破船。林則徐可以創造一時的奇跡，但是他創造不了大清的奇跡——就在虎門銷煙的當口，又有一萬箱鴉片運到了中國海麵，你林則徐的關口不好過，並不意味著大清的其他關口也不好過！更何況，林則徐本人的命運，跟他的道德無關，更跟他的能力無關。英國兵船來了，大清抵擋不住，林則徐就隻能淪為替罪羊了：流放新疆！
曆史就這樣給我們造就了一個悲情的民族英雄。
曆史有時候也調戲人們的感情。太平天國起事前，大清政府再次感覺不妙，並再次想到了林則徐，1850年，66歲抱病在家的林則徐接到了鹹豐皇上的聖旨，重新任他為欽差大臣，命他前去廣西鎮壓亂黨！臨危受命，林則徐上路了！
隻是林則徐還沒有走到目的地，半路上就去世了。
感謝蒼天，給我們一個完美的句號！隻有一點遺憾，林公的銷煙注定是一場煙花了，因為由禁煙導致的鴉片戰爭結束後，鴉片進入中國的年總和，已遠遠超過林公禁煙前一年的數字！如此，當30年後李鴻章在台灣問題上與日本談判取強硬態度時，總理衙門大臣文祥罵“李鴻章要做第二個林則徐”就可以理解了，一句話，大清主流思想始終是把林公的銷煙當作鴉片戰爭之禍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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