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有教無類”說開去 （引子、一、二）
楊道還 11/20/2022
引子：
這一篇是讀馮墟先生《棹舟者何人 試問岩頭月》的感想，馮墟兄原文在此：https://bbs.wenxuecity.com/sxsj/133894.html。關於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的文章，馮兄這篇是我見到最好的一篇。我認為梭羅是美國精神的根源，“禮失而求諸野”，他代表的就是美國的那個野，不管過去將來，求諸於這個野，美國精神就仍在。“予嚐求古仁人之心”，梭羅也在這些人之列，所以有此文。
梭羅的隱居和《瓦爾登湖》，有很明顯的自然主義的傾向。用中國人的話說，有出世、遺世之意。但他同時又積極參與廢奴運動，這便是不遺世，反而入世很深了。這裏說“同時”，是因為他並沒有因為入世，而改變自然主義的傾向。
梭羅與超驗主義關係密切，超驗主義多少是具有神秘傾向的，但他同時又熱心於博物學，崇尚自然，這便不神秘。
梭羅的《瓦爾登湖》是個人主義的，但行為主義心理學家斯金納（B. F. Skinner）以《瓦爾登湖之二》（Walden Two）為名，卻是集體主義的，甚至社會主義的烏托邦。
這些種種，使得梭羅這個“古仁人”之心，不那麽好求。然而探求還是有意義的，梭羅的影響仍在。梭羅為廢奴主義英雄約翰·布朗演講辯護。在哈帕斯渡口（Harpers Ferry），布朗的遇難地，有記錄和照片，絞刑的指揮官是當時還不是將軍的李將軍（Robert E. Lee）。李是個職業軍人，職業軍人的典範。去年（2021 年），弗吉尼亞州移除了紀念李的青銅像。同是在弗吉尼亞，以《瓦爾登湖之二》為藍本的，雙橡樹的“科學”烏托邦社區，似乎仍在存續。
這一篇雖然是馮兄的文章之啟發而開始，但主要內容是我從國學所發的感想和我的理解，不是圍繞梭羅而講。此文甚長，慎入；寫此文曆時也長，中遇COVID，若有跳脫，見諒。
（一）虛其心
現代的國人，往往有個迷思，就是什麽都可以辯論，隻要辯論就是好的，因為“真理越辯越明”。大學生辯論也還罷了，不懂事，去抄歐洲辯證法的思維體操，以此為能。這種辯論卻也有它的用處，但這個用處不在辯題，而在於比較誰的思維體操做的更好。所以大學生辯論賽的本質是一種game，倒也名符其實。
但實際上，越辯越明與真理無關。真理如存在，則必然是自在的，不因言辭、論辯方法、邏輯等的運用而變來變去。辯論中，所謂的明，是或許有的辯論者的心理障礙——偏見，和認知障礙——成見，由此得到解除，因而他自己看得更明白點罷了。
對一件事情已經明了的人不辯。老子講，“善者不辯，辯者不善。”（《老子·八十一》）莊子講，“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莊子·齊物論》）現實中，辯論的人不知此中就裏，帶著偏見和成見互辯，偏見和成見相因相成，越辯越不明，往往如此。這種情形，聖人複出也沒有辦法。所以，孔子也講，“予欲無言。”（《論語·陽貨》）孟子講，“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但現實中，總有事或有人不明，辯論也就總會發生。在此類辯論中，堅信自己是正確、雄辯的人，是不可能得到“明”的。隻有那些對改變自己的成見和偏見有所準備的人，才能越辯越明。也就說，辯論的意義，與其說是得到知識、真知、真理，不如說是得到思維方法、去除思維翳障的教益。
孔子講，“有教無類。”孔子此言並不是在說自己全知全能，什麽知識都能教；也不是在說不管什麽人，都要去教給他儒家那一套道理。他所講的，是要導致實質性教育的發生，而不是知識的傳授。這樣的教，不是授人以魚那樣地傳遞真理，而是授人以漁，傳遞了認識和思維上的技巧和方法。真理是無法傳遞的，能傳遞的隻能是洗腦。
這就涉及到了一般性的問題，教育是什麽？是公民教育，知識教育嗎？如果教育僅僅是公民教育，那麽秦始皇的“以吏為師”就是最好的教育。教育僅僅是知識教育嗎？知識在書本裏，看書查百科就好了，要教師幹什麽？二十一世紀初，中國人有對教師是不是屬於服務業性質的辯論，起因是有人認為尊師重教是把教師這種知識買辦抬得太高了。如果教育僅僅是知識教育，教師隻是將知識把來放在桌子上的人，那麽就像餐館服務員一樣，給點兒小費比尊重隻怕更實在些。這兩種認識的荒謬顯而易見，但並不缺乏擁躉。
道家認為教育是去除思維翳障。《莊子·外物》有，“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那麽儒家呢？儒家是教與除互用。《論語·衛靈公》有：“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所講的窮，是帶引號的：“這種情形真的能使君子陷於‘窘迫’嗎？”子路見到了物質上窘迫，孔子卻讓他知道，這不算是真正的窘迫。
《莊子·山木》有，“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這一段可以與《衛靈公》這一段對照來看。
授人以漁的教，是“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教學相長”的來由。孔子感歎自己不如顏回，即是如此。所以，孔子不以自己為真理的化身，而是引路人。前者如，孔子講，“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孔子這是自言自己有過。又如，“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同上）後者如，“述而不作。”（同上）
對改變想法有準備，並能夠執行，即是老子所講的“虛其心”、“弱其誌”、“自勝者強”的道理。
事實上，以上所講雖然從辯論出發，但無論是學、思、行，還是任何其它交流方式，都唯有對改變想法有準備，並能夠執行，才能名副其實。莊子說：“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莊子·大宗師》）當人沒有“虛其心”，即便真知來到麵前，也會視而不見。
至於“實其心”，並不需要講。莊子說，“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莊子·齊物論》）蓋固執己見是人之常情。辯論終日，言不及義，或者無以裁之，也是常態。“強其誌”，例如“偉大理想”，往往實為荒謬現實的遮羞布；“追求真理”，常常充當信口開河的開場白。
（二）人怎麽看待人上的思維翳障
梭羅所表現的“矛盾”，其實並不矛盾。要理解這一點，需要改變那些使人感到矛盾的成心，而采取另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與現在社會通行的思維不同，但也不是所謂的逆向思維、新思維，而是真正順直而古老的思維。
梭羅說，“一個人怎麽看待自己，決定了此人的命運，指向了他的歸宿。”事實上，“怎麽看待自己”不是一個答案，而是一個問題。人需要知道如何看待人，即如何看待作為整體上的人，然後才能回答這個問題。整體上的人，是不能從片段的組合得到的。就像“世界是由原子構成的”那樣的簡單思維，遠遠不足以了解世界——整體大於部分之和。從片段的組合得到的圖景，往往是支離破碎而充滿矛盾的。這是盲人摸象的故事，早就寓言了的。如李將軍，他可以說在職業軍人和職業校長這些片段上，是傑出的，但他的塑像被推倒了。
人仍然距離了解世界很遠，同樣，人仍然距離了解人很遠。原因之一，即所謂的人性，是發展的。隻要人類存在，我們永不知道人性中還隱藏著什麽，還能達到什麽。人們認為謙遜是一種美德。但時時提醒自己要謙遜的謙遜，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謙遜。真正的謙遜是無可奈何、不得不的謙遜。例如說世界、人性永遠存在人無法了解的部分，越深入認知這一部分的人，就會越謙遜。此種謙遜，才是人內在的所得，而不是表麵的浮飾。
莊子的鯤鵬寓言，是很多人熟悉的，但仔細看這一寓言，“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裏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誰能看得真切？人是不能真正地認識大鵬的。從時間上講，“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朝菌的生命不足一天，不能知道晨昏；蟪蛄的生命隻有一夏，不能知道春秋；而人又如何，浮生若寄，白駒過隙；大地也有滄海桑田。
這是人在認知時，時空上的限製，使人不能得到對世界的徹底、完全的認知。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人因此就無法認知，迷失自己的位格。在軸心時代，先賢們就已經得知這樣的問題，因而提出了解決方案。
柏拉圖的理型論認為，每個事物都有個永恒而完美的理型，事物隻是這個理型的近似物。例如說，所有的桌子，都有個完美的理型，每張桌子都共享這個理型，隻是表現不同。理型的完美，也就意味著每張桌子的不完美。從此可以引出，對人來說，所有的人共享人這個理型，每個人都不完美，這就使人有個對成為完美的人的追求。但人的理型是什麽，卻與真理一樣，沒有人確切知道。
因為對道的認識，中國人有完全不同的一種理論。但這樣的理論，來自於完全不同的思維。
先秦諸子並不認為人有個確定的目的或理型。他們認為，物不是靜止的，局域化的，而是一種運行，一條路，一個包含物從生到死的軌跡，是某種特定的具體的道的外化。一個人也是如此，看待一個人，評價一個人，需要看一個人的整個人生軌跡，從出生到歸宿，而不是單單從出身、功名、事業等一種或幾種。這種思維成為以下兩千年餘年士人文化的主流，成就了中國文化獨特的性質。
中國人認為，即便完美的本身，也是轉瞬即逝的。在中國人眼中，人是不定型的。一些極端的看法，認為即便身體、外貌都沒有個理型。像《搜神記》裏奇奇怪怪的人，也都是人。
古希臘人或許認為亞曆山大大帝很接近個大帝的理型，很了不起，但中國人卻講，“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秦皇漢武，在西方或者可以得到個“大帝”的頭銜，但在中國文化裏，卻什麽也不是。論事業，秦皇漢武可說已經與“帝王理型”接近了，但在中國文化中，對他們的評價幾乎全是負麵的。賈誼《過秦論》說：“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宋代蘇轍露出將宋神宗比作漢武帝之意，引得宋哲宗（宋神宗之子）發怒，範純仁（範仲淹之子）為他解說道，漢武帝雄才大略，蘇轍用來比擬先帝，以事論事，不算貶謗。範純仁輕輕將此風波平息，然而，蘇轍所講雖然“不算”，但漢武帝和宋神宗在史論中，不大高明卻是通識。
相對獨立的文人和士階層，是古代中國社會獨有的，為其他文化所缺乏。這個階層的文化意識，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至於帝王、統治階層、世俗的文化意識，與其他文化在伯仲之間，沒有什麽特出的。所以，講中國傳統文化，需要特別注意這一階層的意識。其他階層的意識，隨時勢“此一時，彼一時”，像變色龍一樣變動；但文人和士階層的文化意識，卻是一貫的，幾乎曆代皆有傑出的傳承者。
像梭羅，在西方是孤獨的，奇特的存在。而在中國，從老莊以降，像梭羅這樣的人，卻存在一個世代存續不絕的階層。這個階層以無表現、不依附統治階層、不與世俗苟合的傲嘯山林的隱士為理想和宿命。隱士是不那麽普通的普通人，他們具體的存在形態，可以參見吳敬梓的《儒林外史》。這本書以王冕起始，以四隱士結尾，中間有隱於世的吳敬梓（杜少卿）夾雜其中。
錢穆講，中國人心目中最上層的人，在曆史上是無表現的。這句話所講的，即是文人和士階層的文化意識和標準。錢穆是當代文人的翹楚，當然很繼承了這一意識，因而有這一論述。
錢穆所講的“無表現”，不是在曆史中完全默默無聞。而是指，這些人在世俗看重的事功、名、利等表現上，無可稱道；他們的“表現”唯有在人生軌跡上的表現。
司馬遷寫《史記》，講帝王家、世家，都隻是家譜而已，其中很多人得以被記下來，不是因為他本身堪入史傳，而僅僅因為是屬於某一家。但《列傳》部分，卻是專門記那些值得在曆史上流傳的人物，可以垂範或警醒後人。這裏的人選，是文人文化意識的表現。《列傳》第一篇，記的就是無表現，無功業可言的伯夷和叔齊。這裏的表現和功業是加引號的，指得是這些人沒有世俗勢利之見所認為的表現和功業。這些人當然有表現，如莊子、陶淵明等人他們的表現是作為自己，以自己為本位，並實現了自己的表現。錢穆講，中國人認為第二流的人物，是失敗的英雄，如關羽、諸葛亮、嶽飛、文天祥等人。至於實現了世俗勢利之見所認為的表現和功業的人，又多在這兩種人物之後了。
世人往往以為，莊子是反對名利的，卻不知道，莊子反對的是人被名利奴役，以及其他任何東西奴役，因而失去自我。莊子說，“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莊子·天道》）
至於向往名利的人，《莊子·讓王》很明確指出了自我勝於名利，無論是追求還是不去追求，都無關緊要：“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兩千石又如何？但此間的意義在於，在米與自我兩者不可得兼時，陶選擇了自我。白居易《憶微之》有：“分手各拋滄海畔，折腰俱老綠衫中。”這裏綠衫指的是低級官員的服色。陶淵明的抉擇，大概隻是歸田園和“各拋滄海畔，折腰老綠衫”間。斤斤計較米有幾何，非所問也。陶淵明或許會說，前有張良，後有李泌，為啥問我，因為我窮麽？杜甫《遣興五首·陶潛避俗翁》說；“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杜甫固是達人，卻不知陶潛這一“避”字，已可達千古之後。 “達道”與否，不足問。人的抉擇，微小卻足垂範者，其重要性也如此。這一意義，唯有將人生做一軌跡觀，才能得到。
司馬遷的《列傳》所講的，就是一個個曆史人物的人生軌跡，他們獨特的道：世運；他們的抉擇：如何看自己，作自己；以及他們的歸宿。這樣的曆史，不是以曆史事件為重心，而是以後世可以學習、參考、參照的人為主體。這與西方史學，截然不同。西方曆史，重曆史事件細節，重勉強為曆史事件找因果。曆史不可重複，教益何在？過去不可盡知，過些時候，曆史細節就需要補充。對曆史的因果認識是常變的。曆史窮變通久，總是在社會衝破禁錮時，禁錮黔驢技窮時，發生大變革。這有如雪崩，如何能歸因到某片雪花？因為這兩個原因，曆史書又必須反複重寫。這樣的書，讀得再多、再精熟，又有何用。這幾十年，“地球是平的”，忽然又不平了；“曆史已經終結”，突然又開始了新格局，讀這些書，人能從中得到什麽？隻得到迷失罷了。
西方並非沒有類似於司馬遷的人。司馬遷的《列傳》，同類相從，幾乎每一篇都是將際遇、選擇、道路有相像之處的人寫在一起。古羅馬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Plutarch， Lives of the Noble Greeks and Romans, commonly called Parallel Lives or Plutarch's Lives）也將48個曆史人物的生平，兩兩對比而寫。顯然，這本書的譯名，沒有反映出普魯塔克的這一意識。但普魯塔克這本書，並沒形成一個史學傳統。大概西方人認為，這不是一部曆史書，隻是傳記而已。
並非生為中國人，就自然而然能理解司馬遷的文化意識。李宗吾年少時，他的老師講《史記》某列傳，講到“（某人）其後數百年，有某某……”時，特意轉眼看李宗吾，四目相視而笑。那是他知道，在清末那個課堂上，能穎悟此語微意的，隻有李宗吾一人而已。
將一個人，作為一個人生軌跡看待，我們對曆史也會有個新的認識，即，曆史從未過去。雖然古語中有“蓋棺定論”，但那些偉大的曆史人物的曆史影響，並未因為身體失去而終結，他們的軌跡一直延伸到現在，到每個人的周圍。“蓋棺定論”是個節點，但非終結。“聰明正直者，死而為神”，神即是示申，對後人有啟示而伸展無窮，哪有終結呢？老子說，“死而不亡者壽。”（《老子·33》）這是曆史對現代人的實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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