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不認為受方舟子批評的人都是不可救藥的家夥。我自己也中過他的一劍。那年，我在一篇文章裏說要敬畏自然，就受到他順帶的批評。他的批評有一定道理。很多朋友講敬畏自然，意思是要保護環境，但環境變化的機理的確有很多方麵人們並不清楚，但各界人士都喜歡講，難免說些揣測性的意見。“敬畏”一詞也很含糊，容易引起歧義。方舟子有生物學的背景，他在這方麵的發言權自然要強於我等。由這樣的“小事”，我看出他是一個很較勁的科學主義者。其實，受方舟子批評的有的朋友，也有科學主義的思維取向，隻是在一些問題上與方君存有某種認識角度的差異。爭論中若過於愛惜自己的羽毛，就會說些過頭話，把小分歧推向大對立了。

方舟子是一位科學主義者，算不上激進，更談不上瘋狂。他的科學直覺良好，聽到不符合科學知識的言論，就站出來評論，大多不給對方麵子。科技領域若有人涉嫌弄虛作假，他也仗義執言，予以揭露。按理說，這些行為是科技人員的行為底線，與激進行為八竿子打不著。在當今中國知識界，係統性的虛假知識比比皆是，炒作之風盛行，如果方君有好鬥的激進科學主義傾向，那引起的爭端遠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科學主義本來符合人類利益，這大概是方舟子科學打假旗幟不倒的基本原因。道理其實很簡單。講科學，首要是講邏輯；我特別是指形式邏輯，而不是似是而非的所謂“辯證邏輯”。講邏輯，人們才能學習，人類才能進化。試想，世間若沒有邏輯，人們過了今天，全然不知道明天會怎麽樣，還會學習麽？當然不會，因為學習沒有意義了。人類能有今天，全憑邏輯的普遍性。有了邏輯，今天學習的知識，明天就管用；有了邏輯，人們之間就有了交流的平台，知識就會傳播，人類進化的速度就會加快。正因為如此，科學主義的思維方式在任何時代都有一定的立足之地。

既然科學主義符合人類進化的要求，為什麽在以往曆史時代蒙昧主義能大行其道？那時的人們連形式邏輯也不講麽？其實，蒙昧主義主要不是不講形式邏輯，而是邏輯推理的預設存在問題。在科學知識還很貧乏的時候，邏輯推理的預設往往是虛幻的，邏輯推理的結果也自然是錯誤的。人類知識進步的重要意義，就在於不斷更新邏輯預設，並使一部分預設變為“常識”，使人們的知識創造過程能夠簡化。例如，現在人們會把“萬有引力”作為預設，來推斷很多過程的變化。類似這樣的預設變成了常識；在社會領域，類似的預設還會變成人們的信念，讓人們省卻了很多知識創造的重複勞動，對人類的知識增進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當然，對蒙昧主義的曆史罪責，不能輕鬆地拿那個時代的知識匱乏做借口來消解。蒙昧主義在中世紀的大本營是天主教會，其實，教會領袖們並沒有懲罰每一位實驗科學家，有的科學家還是教會的座上賓。教會害怕的是科學家對他們權威的係統性挑戰，例如像布魯諾那樣對教會的無情攻擊。教會尤其害怕有人對他們的既得利益下手。最終把蒙昧主義挑下馬來的力量，主要不是來自科學家或啟蒙運動的思想領袖，而是來自世俗經濟關係的變化。新航路的發現，商人階層的崛起，以及商人和世俗貴族的聯盟，讓教會的壟斷地位垮掉，科學家才有了自由空間。世俗政治家用科學主義的旗幟來對抗蒙昧主義，但真正的力量來自商業利益的訴求。科學主義有了自由，才會扇動自己的翅膀。

科學的勝利，並沒有把自己變成獨門老大；蒙昧主義隻是退縮到了科學鞭長莫及的領域，例如，世界的本源與人生的意義，科學無法回答，宗教就有了空間。當今世界就有了一種基本分工，人們的靈魂由“上帝”關照，其餘則由世俗權威關照或由自己守望。在傳統基督教國家，神職人員已經相當知趣，不大會去挑戰科學常識。我以為，科學的勝利完全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把蒙昧主義趕盡殺絕；甚至可以說眼下的分工還有積極意義。

但是，在中國，科學主義還不能說取得了基本勝利；不僅在一些領域有係統性的虛幻知識，即使在最容易被科學常識控製的世俗領域，招搖撞騙者時不時地在俘虜善男信女。也就是說，在中國，科學主義和蒙昧主義的基本分工還沒有形成。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就特別需要方舟子這樣的戰士。方舟子的空間有多大，意味著中國的自由空間就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