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的一些國家，如菲律賓等，還有非洲的一些國家，都在近代變成了基督教國家，他們是可以變的，為什麽？因為他們的文化低於西方的文化，他接受西方的文化改變自己的文化也許不失為一件好事。但是，我們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以前我們中國已經有了5000多年的文明史，如果從“伏羲畫卦”開創文明算起，我們中國已經有6500年的文明史，（科學家考證《易經》的曆史已有6500年，這意味著中國的文明史已有6500年。）我們中國文明比西方文明的曆史要早得多長得多，並且把道德放在首位也比西方文明優越得多，我們不可能被西方文化所同化所改變。
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中國人一直有一個最大的願望，有一個夢：我們既要走現代化的道路，同時我們又不能放棄我們自己的聖賢文化，我們要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堅持我國聖賢文化所體現的道德理想不動搖。但是，非常遺憾，我們這一百多年來的曆史就是不斷放棄我們聖賢文化的曆史，我們近代救亡的曆史從“保國”、“保種”開始，目的是為了“保教”，但現在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的“國”保了，“種”也保了，“教”卻沒有保住。什麽是“教”？“教”就是我們的聖賢文化，我們中國成了世界上最獨特的“無教”的國家！我們看一看，我們的國家哪裏有“教”？哪裏有源自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聖賢文化？沒有！一點也沒有！但是，我們中國人還存在，我們的語言文字還沒有被完全改變，隻要我們中國人還沒有在地救上消失，我們就還有曆史文化的記憶，這種曆史文化的記憶會在我們的生命中複活，會在我們的血脈中流淌，會在我們的思想中萌動。
我們在一百多年學習西方現代化的過程中，雖然“以夷變夏”，但這隻是暫時的失憶，暫時的忘記，忘記了我們的曆史，忘記了我們的文化，忘記了我們的聖賢義理之學是我們文化的根基，忘記了堯舜孔孟之道是我們治世治國的根本。但是，這沒關係，我們隻是暫時的忘記，我們不會永遠忘記。因為中國文化深深紮根於我們中國人生命深處的曆史記憶中，中國人生命深處的曆史記憶總有一天會覺醒。到我們曆史記憶覺醒時，中華文化的偉大複興就會真正出現。
因此，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有一個曆史文化的使命，我們雖然在學習西方的這一套法律，學習西方傳過來的一套文明，但是我們一定要把我們學到的西方文明建構在我們中國文化的根基上。不管我們學會了西方文化的多少“用”，我們中國文化的“體”（堯舜孔孟聖賢文化的道德理想）永永遠遠也不能變。如果我們在我們文化的“體”上建立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法律製度、政治製度、經濟製度、文化教育等製度，並且運轉非常成功，到那時，我們的同學們才可以堂堂正正地說，我們沒有愧對我們的古聖先賢，我們的文化在我們這一代得到了繼承和發揚。到那時，我們才能無愧於我們中國士大夫的理想，什麽理想？張橫渠的“四句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今天講這些，雖然是給具體的民法典提意見，但也是在講中國文化的大問題，中國現在的所有問題都離不開中國文化的大問題。
中國一百多年來所遇到的問題是中國兩千年來所從未遇到過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中國文化、中華民族或中國國家遇到了人類曆史上最特殊、最奇怪的一種文化或者說一種挑戰，這就是建立在所謂理性進步上的 “社會達爾文主義”。中國的現代化是被詛咒的，是被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堅船利炮”逼出來的，是被西方建立的國際霸道規則卷進去的，是“落後就要挨打”這一奇怪但又真實的強盜邏輯推著去學西方的。
按中國人的本心是不願意走現代化的，中國人願意過那種禮樂的、人與人“相與之情厚”的倫常生活，過那種與自然相親相敬的萬物一體的詩意的生活。但是，西方的霸道力量進來了，他要強迫你接受他的那一套強盜規則，那一套小人文化，如果你不接受的話，你仍然堅持你的聖賢道德、君子文化的話，你就會變成殖民地，最終會被滅掉。
遇到這樣大的問題怎麽辦？中國人從來沒有遇到過，中國文化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這個問題就引起了中國文化的巨大改變，這個改變就是放棄自己的聖賢道德與君子文化去學西方，逐漸喪失了自己的文化自性，使自己最終變成了西方（東方的西方），把自己的君子文化變成了小人文化，即接受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規則。
所以我說，中國的現代化是中華民族付出了改變自己文化自性的沉痛代價而獲得的。你們也許會問，我們不學西方的這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文化、不改變我們自己的文化自性行不行？我的回答是：不行！因為一個君子的文化打不贏強盜的文化，君子跟強盜去講道德，去講理，你憑什麽理由打我？這有用嗎？沒用。強盜之所以是強盜就是因為強盜從來不講道德不講理，隻講拳頭大有力量打人，而君子則是要講道德要講理。
在最初回應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挑戰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日本和中國不一樣。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很快就學會了西方的這一套強盜規則，很快“脫亞入歐”，一躍成為“西方列強”，變成了與西方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帝國主義國家，並且很快打敗了強大的俄國，也打敗了當時軍事力量比日本強的中國。反觀中國，學習西方的過程比日本早，但就是遲遲學不會西方的這一套強盜規則，學西方列強一直不見成效，為什麽中國學西方這麽艱難呢？原因在哪裏？
這是因為中華民族在學習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文化的過程中一直背著一個非常沉重的文化包袱，這個文化包袱就是我們幾千年曆史中經過無數聖賢教誨形成的君子文化，這一君子文化的核心就是道德。而日本在學習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文化的過程中則沒有這一君子文化的包袱，因而沒有道德上的焦慮。另外，從日本曆史來看，日本文化一向都是學習其他國家的，他要丟掉一種文化引進另一種文化沒有文化心理上的太大障礙。具體說來，他要丟掉1000多年來學到的中國儒家君子文化完全接受西方的強盜文化沒有太大的文化心理障礙，也沒有太多的道德焦慮。
但是，中國就不行了，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是中國自本自根的文化，其核心內容就是做君子講道德。要中國丟掉我們自本自根的君子文化，接受一個和中國文化格格不入的不講道德的強盜文化小人文化，這個文化心理障礙之大，道德焦慮之深，大家可想而知。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明中國人遇到社會達爾文主義時的君子包袱與道德焦慮。比如，中國人與日本人在戰場中相遇，中國人先拿起槍瞄準對方，日本人也隨即拿起槍瞄準對方，兩人在對峙的時候，如果中國人沒有君子文化的包袱與道德上的焦慮，他拿起槍不加思索砰一下就把對方打倒了。但是，中國人拿起槍，開槍之前，他要去想一想，君子應不應該開槍，應不應該先開槍，開槍的道德理由在哪裏，他在想的時候，還沒想完，對方砰一槍，自己就被放倒了。
回顧近代中國的曆史，我們中國人在回應西方時背上非常沉重的道德文化包袱，使中國的現代化遲遲不能啟動，啟動後又一直落後於人。當然，最後中國人明白了，隻有拋棄君子文化的包袱，消解道德上的焦慮，中國才能真正學會西方的這一套。中國近代以來一百多年的曆史，可以說就是不斷拋棄君子文化、消解道德焦慮的曆史。特別是49年以後，中國可以說完全沒有了文化包袱，也不再焦慮傳統的道德，即不再焦慮中國文化的“體”，我們已經完全學會了西方的這一套，學會了以西方列強之道還治西方列強之身。並且，我們學西方還要超過西方（超英趕美），我們在朝鮮和美國打了個平手，我們造了原子彈，我們搞人造衛星上天，我們發展國防高科技，我們增加強國家綜合國力，這些都是在學西方。雖然我們現在與西方還有不小距離，但我們最終會變成西方已經不遠了。
一百多年來我們不斷學習西方，不斷放棄我們中國的聖賢之道與君子文化，當我們學西方學得越來越象、越來越好的時候，就出現了兩個問題：一是我們比西方還西方，因為我們用了西方的邏輯，接受了西方的規則，我們有“落後就要挨打”的壓力，我們拚命地不顧一切地希望早日學成西方而反抗西方，所以我們就可以學得比西方還要西方。現在我們在沒有文化包袱與道德焦慮的狀態下按照西方的規則在玩，我們已經快成了一個新的西方。我們原來不想玩，西方逼我們玩他們所謂的現代化規則，玩他們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規則。我們玩得不好的時候，被他們欺負，被他們打，我們為了玩會他們的規則付出了很多代價，其中最大最沉痛的代價就是改變了我們文化的自性，拋棄了我們的聖賢之道與君子文化。在我們沒有了文化包袱與道德焦慮的時候，我們玩他們的規則開始玩得比他們好了，我們什麽都不怕了，因為我們屬於自己的東西已經沒有了，我們已經沒有什麽東西值得害怕了，值得焦慮了。文革時的歌曲唱道：“東風吹，戰鼓擂，現代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我們中國人什麽都不怕了。
當我們中國人玩他們的規則玩得比他們好的時候，到是他們開始害怕了，“中國威脅論”出籠了。“中國威脅論”是他們真實心情的寫照，因為他們製定的規則就是比拳頭大的規則，就是大拳頭打小拳頭的規則，你學他們的規則學得成功拳頭越來越大，拳頭大後肯定會打比你拳頭小的人，而拳頭的大小又是在變化之中的，他們能不感到威脅嗎？能不從心裏麵害怕嗎？他們對玩他們的規則會帶來什麽樣的結果比誰都清楚。我們現在有些學者一相情願地說，我們學西方強大起來後永遠不稱霸，這不可能，絕對不可能，為什麽？你在玩他們的規則，他們的規則就是強大就要稱霸的規則。比如我們要參加足球比賽，我們就要接受足球比賽的規則，我們不能說我們要踢足球，但是我們不想進球，這不可能！絕對不可能！除非你不參加比賽，進不進球對你無所謂，但現在是我們已經被卷進了世界足球比賽中了，我們根本不能說不想進球的話了，你說了人家也不相信，你說我參加比賽但不進球誰信？我們現在說不稱霸是因為我們的力量還不大，不夠稱霸的資格，一旦我們的力量強大了，與美國的力量可以平起平坐了，到那時候，我們肯定會稱霸，因為我們遵循的正是美國稱霸的規則，我們按照他的規則在做，不稱霸才是不可思議的事。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到底怎麽辦呢？我想我們的文化雖然崩潰了，但我們還有文化記憶，如果我們的現代化是因為落後要挨打，然後我們拚命追求富強，到最後我們力量強大了也稱霸，這樣的現代化有什麽意義呢？沒有意義！為什麽？因為君子被強盜打，然後學強盜，最後變成了更大的強盜，這有什麽意義？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認為人類所有的現代化唯有中國是拋棄了自己的文化走向現代化的國家，世界上其他國家都沒有拋棄或打倒自己的文化走向現代化。但是，正因中國現代化遭受了人類難以想象的痛苦與磨難，中國現代化被天道與曆史賦予了一個非常獨特的道德使命，其他國家的現代化則沒有這種道德使命。
這一中國現代化的道德使命就是：中國的現代化要恢複中國聖賢文化的曆史記憶，然後用儒家文化建立在道德上的“王道理想”去改變西方文化稱霸世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規則，用中國的老話來說，就是用中國的“王道”去改變西方的“霸道”。所以，中國的現代化是改變西方現代化規則的現代化。現在大家講民族主義，中國文化不是建立在國家利益上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是西方曆史與文化的產物，中國文化是建立在道德上的“天下主義”，但是，在百年來救亡的壓力下，中國從“天下主義”變成了民族主義。你看，我們的國歌天天在唱，表現的就是強烈的民族主義。但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與中國的現代化一樣，非常特別，它是人類曆史上消除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我們的文化中有王道理想，有天下主義追求，我們中國人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以道德作為基礎國際秩序，孔子作《春秋》尊王道，孟子強調國與國相處必須“以德服人”而反對“以力服人”，張橫渠“四句教”最後一句“為萬世開太平”，就是這種中國人的理想。
現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政治，一百多年來國內是功利主義，國際上是霸道，霸道是“以力服人”而不是“以德服人”，所以我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擔負了改變西方文明規則的道德使命。我們很清楚，現在這個按西方霸道規則建立起來的世界就要靠實力說話的，如果我們中國學西方學成功強大了，到那時，我們有實力和美國、和西方平起平坐說話的時候，我們現代化的道德使命就出現了：我們要改變西方文化建立起來的不合理不道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規則。
因為訴諸人類的道德良知，西方文化300年來建立的這個規則不合理。我們判斷一個規則合不合理，我們要看這個規則能不能普遍化。什麽叫普遍化？一個規則製定以後，接受的人越多，人類的福利就越增長。一個規則不能普遍化，就是說，一兩個國家接受，對這一兩個國家有好處，但如果更多人的接受，就會防礙製定規則的人的利益。這樣的規則是不能普遍化的，是有毛病的，是為了少數人的私利製定的。
現在美國老是說，不準別國發展核武器，從人類的道義上講，從平常心上講，這是不合理的，為什麽你能發展，人家就不能發展？就國際關係來講，好比鄰居之間，我個頭比你小就要挨你個頭大的打，這有什麽道理？這是什麽道德？這叫什麽規則？現在你天天要打我，我才鍛煉身體，增加體魄，為什麽就準你身體強壯不準我身體強壯？我這樣說並不是支持核擴散，而是說西方文化建立的國際規則與國際秩序不合理，不能普遍化。什麽樣的規則才能普遍化？隻有建立在道德上的規則才能普遍化，具體說來隻有建立在儒家“以德服人”上的“王道規則”才能普遍化。如果人類都接受了“王道規則”，那人類社會肯定是一個萬世太平的社會。
如果不把道德作為中國現代化的基礎，現代化帶來的財富肯定會把我們中國人的道德精神壓垮，會把我們民族腐蝕掉。同時，我們這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所受的屈辱將沒有意義，我們改變自己聖賢文化接受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文化更沒有意義。如果我們的現代化沒有改變西方霸道文化的道德目的，我們最終也變成了霸道的西方，那我們不僅要愧對我們的古聖先賢，要愧對養育我們六千五百年的文化，我們還要愧對我們的道德良知，愧對我們民族一百多年來遭受的痛苦與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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