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費勇
點出了一個重要的曆史現象：晚清以來中國的“個人”與“中國”這個概念之間的糾葛。張愛玲離開中國，而且離開得非常徹底，再也不回來。
餘光中六十年代有一首詩，叫《敲打樂》，有一句核心的句子：中國中國你令我昏迷／何時，才停止無盡的爭吵，我們／關於我的怯懦，你的貞操？點出了一個重要的曆史現象：晚清以來中國的“個人”與“中國”這個概念之間的糾葛。
1918年冰心《去國》，主人公在美國學成後回到國內，連遭挫折，又決定返回美國，在赴美輪船上感歎：“祖國啊，不是我拋棄了你，而是你拋棄了我”。聞一多在美國的時候，天天望著天空想念祖國，一回到中國，就說：“這不是我的中華”。
1940年代老舍《茶館》有悲憤一問：“我是愛這個國家的，但誰來愛我呢？”1950年代台灣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1980年代《苦戀》都從不同的角度回蕩著這個沉痛的疑問。
1980年代白先勇寫過一篇小說，主人公是1940年代的留美學生，1949年沒有回國，而另一個同學卻回國報效祖國。主人公為此幾十年來，深感內疚，覺得自己沒有盡到中國人的責任。不想在80年的某一天，在紐約偶遇了一個人，居然就是當年決然回國的那個愛國同學，現在卻一臉滄桑，說經過文革，決定再次出走回到美國，再也不願意回到中國。
晚清到今天，中國人移民海外，慰為壯觀，是人類曆史上少見的族裔離散現象，用台灣詩人簡政珍的話說：這是一部血淚翻騰的曆史。
用張愛玲的話，“亂世裏的人，沒有家”。
張愛玲成長於晚清破落的貴族家庭。一直遊離於主流的“中國話語”之外，她的成名，以及她成名之後的生活，都在當時主流的文學圈之外。她對於政治的冷漠，對於日常生活的熱情，讓她一直很邊緣。近現代中國在很長的時間裏，是泛政治化的社會，排斥日常生活。熱愛生活的人在中國都很邊緣。
張愛玲很少談論中國，更多的是談論上海。但是，到1946年，張愛玲寫了一篇《中國的日夜》，好像要在中國的土地上“沉”下來。她從買菜寫起，寫了中國社會幾個常見的日常細節。最後，以這樣一首詩結束：
1949年，革命席卷中國。對於正在來臨的巨變，張愛玲又猶豫又恐懼。1950年，她寫《十八春》、《小艾》，嚐試寫“無產階級”的故事，有意識地向“新社會”靠攏。而當時中共在華東的文化領導夏衍對她頗為欣賞，有意為她安排進“單位”。這是1949年後最大的變化：個人必須進入一個“單位”才能在生存下去。
1952年，張愛玲以回香港大學複學的理由申請去香港，獲得批準，就立即去了香港。《浮花浪蕾》裏洛貞回憶過羅湖橋的心情，大約也是張愛玲跨出大陸時的心情：“羅湖的橋也有屋頂，粗糙的木牆板上，隔一截路挖出一隻小窗洞，開在一人高之上，使人看不見外麵……她拎著兩隻笨重的皮箱，一步一磕一碰，心慌意亂中也像是踩著一硬一軟。”
這一去，她再也沒有回過她的上海。再也沒有回到大陸。用她小說裏的話，也許是“再也回不去了”。事實上，她跨過羅湖橋，到了香港，起初想在香港定居下來，但她和香港大學之間的不愉快經曆，以及其它的因素，使得她最後還是離開了香港。很多年後，她給蘇偉貞的信裏，提到她對香港的感受：“香港人宗族性很強，排外（省人）。”
1955年她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從香港起航，遠赴美國，途徑東京時，她寫了一封長達六頁的信寄給香港的宋淇，有這麽一句話：“別後我一路哭到房間，和上次離開香港的快樂剛巧相反，現在寫到這裏也還是眼淚汪汪起來。”
根據柯靈的文章，得知張愛玲出走，夏衍先生“一片惋惜之情，卻不置一詞，”柯靈又接著說：“以她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和她的經曆，她離開祖國是必然的，不可勉強的……試想，如果她不離開，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一百個張愛玲也被壓碎了。”
張愛玲離開中國，而且離開得非常徹底，再也不回來。1980年代大陸開放，如果她想回大陸，並不是一件多麽困難的事，但不論在美國多麽寂寞，都不能觸動她起念重返上海。
張愛玲對於中國為什麽這樣決絕？我們從一個細節可以感觸到內中緣由。1950年7月24日，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文學藝術界500多人出席。夏衍點名張愛玲作為代表。張愛玲在1949年前不喜歡參加官方活動，一般都是請辭。這次卻不僅赴會，還盛裝出席。當她進入灰會場，卻發現隻有自己穿著一身旗袍，其他的人，不論男男女女，都是藍色或灰色的中山裝。
可以想象一下，一片藍灰色的中山裝裏，500多人的中山裝海洋裏，隻有張愛玲，一襲旗袍，外麵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
這個細節非常中國化，絕大多數人是一樣的，一樣的想法，一樣的服飾。錢穆先生八十多歲的時候，在台北講中國文化，有這麽一個對比;“中國人喜歡講合，西方人喜歡講分。”“英國人統治馬來亞人多少年，馬來亞人仍然是馬來亞人，英國人統治香港一百年，但今天香港人仍是中國人，沒有變成英國人。英國人隻要統治你，並不要你改變成英國人。”相反，錢先生舉了猶太人的例子，中國的猶太人都變成中國人了，而歐洲的猶太人還是猶太人。
中國社會具有一種強大的“同化”功能。 這種同化功能美好的一麵是所謂天下大同、其樂融融。但殘酷的一麵，第一，每一次的統一都是武力統一，從未有過和平協商統一；第二，在一個大家趨同並且崇尚權力的社會裏，要想像一個人那樣活著，要麽自殺，要麽學陶淵明做農民；第三，每一次的改朝換代都是毀滅性的破壞，而在同一個朝代，每一個皇帝獲得帝位往往要殺一個或幾個親兄弟。每一個皇帝都有寵臣，但當他兒子繼位，首先要殺的，往往是他父親的寵臣；第四，在這樣一個社會裏，一切都不確定。很少有貴族超過三代；第五，《紅樓夢》寫盡這種人治社會的悲涼。崇禎皇帝臨死前說：願生生世世不要生在帝王家。但千百年來，人們最高的夢想還是皇帝夢，而不論皇帝還是平民，從未有人去設法改變這種打打殺殺的狀態。
張愛玲曾對朋友說，她一直感到一種壓力，一種非要她寫什麽的壓力。她那位朋友說，這應該是四十年代左翼給張愛玲的壓力。事實上，這應該是中國式的趨同壓力，總有一種所謂的主流力量，要求你和他們一樣。
張愛玲再也不願意回到中國，一方麵和她的個性有關，比如喜歡獨居，不喜歡和人交往，對世道看得十分透徹，等等。另一方麵，也和她對於中國社會深藏了一千年多來的那種破壞性力量的認知有關。她的身世，以及她的敏感，特別讓她感受到這種破壞性。
“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 《秧歌》代表了張愛玲對於時代的非凡洞察力，後來的文革仿佛是一個印證。她說她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思想背景裏有著惘惘的威脅。 “惘惘的威脅”讓她總是在不安裏度過時光，因為不安，對於這個世界好像沒有什麽留戀。
一般中國人對於張愛玲在美國的生活總是充滿同情，認為她過的是一種落魄、孤單、寂寞的生活，卻不知道跳出了中國式輪回和宿命，張愛玲在美國過的是一種平靜的生活，一種安穩的日常生活，她不再害怕什麽，也不再擔心什麽。
張愛玲在遺囑裏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任何荒涼之地（desolate spot）。1995年9月19日，她生前的朋友把她的骨灰撒在加州附近的太平洋裏。但無論如何，我們在曆史但長河裏回望，張愛玲的一生和她的書寫，在暗湧著中國式的華美、細膩、暴戾、混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