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書接上回，在我的追問下，我爸講述起他和青梅的往事……)
三年困難時期的末期我出生了，營養不良的母親生我時難產，所以我的生日也是母親的忌日。我母親連一張照片都不曾留下，不過那時候家裏人都說母親和嬢嬢——就是母親的妹妹我的阿姨，簡直就是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我想我母親應該是和嬢嬢一樣的美人，而我的樣貌隨母親更多一些。我父親在我三歲的時候再娶，有了我弟弟。父親一直都更喜歡弟弟一些，大多數時候對我總是一副嚴父的樣子。記憶中，我不曾和父親像我弟弟和他一樣玩鬧、親近過。我一直以為父親不甚喜歡我是因為我母親的死。還好有疼我的奶奶，我和奶奶住在後院，他們一家住前院。每次經過他們的院子出去玩或上學，我都是輕手輕腳的。
我祖上曾經殷實富有過但都被後麵幾代敗光了，到我爺爺這一輩隻剩下一個宅院，和幾畝地。我父親早年上過私塾，所以他識文斷字，而且是個象棋高手。爺爺去世後他不得不開始務農，但因為人極為聰明和正直，所以在鄉親中是個頗為有聲望的智者。誰家有了難題，需要做個決定什麽的，總會找我父親商量。他還是個滬劇票友，我母親唱山歌劇在當地也是頗為出名的，和我父親可以算是夫唱婦隨了。聽奶奶偷偷嘮叨說父親曾經對人民公社，和吃集體食堂極為不理解，讓他想重新振興這個家族成為一代莊園主的理想化為泡影。
我父親經常找些農業、養魚方麵的書來讀，腦筋也活絡，那時候不讓有自留地，他就在院子裏開墾出一塊地方，四周種上花草掩人耳目，中間種他實驗的水稻苗和菜苗。大饑荒過去之後，日子過得依然貧苦，但我們家在我爸的帶領下也還過得去。不論父親如何辛苦，他對我和弟弟在讀書方麵卻從沒怠慢過，我們誰要不好好讀書是要被打手板的。我記得有一次我逃學把他氣壞了，讓我在堂屋裏罰跪還不讓吃晚飯。他們還有我兩個堂哥在吃飯，大概吃得高興了，我父親就教我弟弟和兩個堂哥唱戲。這三個是左也教不會，右也教不會，不是跑調就是忘詞。我跪在那裏餓著肚子都聽會了，也聽煩了，不由自主脫口而出唱了起來，一字不差、字正腔圓、韻調十足。我父親聽到最後，一拍大腿：“靈得唔得了！”。印象中這是他唯一一次誇我，之後考上大學都沒聽見他誇過我。
我們村有一個養豬的右派，帶著一副總是擦得幹幹淨淨的眼鏡，我們小孩都叫他“老噶梁”，其實他當時年齡並不老。我父親跟他很是說得來，經常在一起下棋。他過去在上海一所重點中學教物理，據說還當過優秀教師。本來家庭成分就不好，反右的時候，不知說了什麽話，被打成右派。我們這當時的一位縣長想方設法把他弄到我們村裏來勞改——養豬，算是救了他一命。這裏窮是窮了點，苦是苦了點，但至少不會被侮辱和關押。他愛看書，愛幹淨，不管衣服如何破舊，總是洗得幹幹淨淨。我最開心的時候就是去翻他那些書，剛開始是給他搗亂，後來不知不覺就愛上了閱讀。記憶中他把豬圈總是收拾得異常清潔，我甚至都不記得有過什麽異味。他經常愛憐地看著他的豬對我們說：“這豬啊，不僅愛幹淨，還很聰明哩。” 他講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和收音機裏出來的聲音一樣好聽。有小孩打趣他不會講上海話，他就會慈愛地刮刮小孩的鼻子，來一段：落雨咯，打烊咯，小巴辣子開會咯……。他可以說上一車的童謠，還會給我們講很多好聽的故事——孫悟空大鬧天宮，草船借箭，武鬆打虎，那正宗的的上海閑話和普通話讓我們這些鄉下小巴辣子羨慕不已。再往後，另外一個人更好聽的普通話和上海話超越了他，那個人就是向華——“老嘎梁”的女兒。
突然有一天，村裏鑼鼓喧天地住進來很多哥哥、姐姐，他們看上去是那麽漂亮，朝氣蓬勃，說起話來都是城裏人的口音。他們笑著、唱著，那歌聲和笑聲，還有廣播站一遍一遍的宣傳聲，讓整個村莊都燃燒著青春的激揚和迎接前所未有的偉大時代的到來的亢奮熱情。我父親他們一家從前院搬到了後院，把前院讓給了上山下鄉的知青。有一天，我父親找“老噶梁”下完棋回來就唉聲歎氣不止，抽著悶煙，嘴裏一個勁地重複：“造孽啊。” 在繼母一個勁地追問下，他說“老嘎梁”城裏的老婆跳樓死了，一個知青把他的獨生女兒從城裏帶到這裏來了。本來這女兒是跟著媽的，媽一死，這女兒差點就被送孤兒院，後來有個“老嘎梁”曾經的學生知道小囡的爸爸還活著，硬是托一個知青把她給帶過來了。我本來在幫奶奶幹活，聽著父親長籲短歎地絮叨著，不由得支起耳朵聽了下去。父親說他從來沒見一個男人那麽悲慟地哭過，尤其沒見過樂天派“老嘎梁”如此傷心欲絕。我聽見繼母追問為什麽小囡的娘要跳樓。父親講他今天才曉得“老嘎梁”有個老婆還有個女兒，之前以為他就是光棍一條呢。“老嘎梁”反反複複地說是他害死了小囡的娘。他老婆是個跳舞的，因為不跟他這個右派丈夫離婚就被單位剝奪了跳舞演出的機會。說是她一個帶人著囡過得很辛苦，一個跳舞的什麽粗活都幹過，再苦也不肯離婚。可是這運動來了，被紅衛兵抓去批鬥，還把她的頭剪成了個陰陽頭。頂愛漂亮的一個人受不了這樣的屈辱，竟然瘋掉了。經常跑出去到街上亂喊亂鬧，連娘家人都嫌棄她。就在不久前，有人發現她衣衫不整地跳樓摔死了。親戚中沒人願意領養這個右派的女兒。“小姑娘瘦的嘞，可憐啊。” 父親越說越生氣竟然罵起人來。我繼母連忙一邊衝他擺手，叫他小聲點，一邊忙把門和窗關緊。
自從“老嘎梁”死了老婆，變得沉悶了許多，人也邋遢起來了，好像一下就老了十幾歲，也不大跟村裏的小孩說笑了。我第一次見到他女兒，是他去求我們村辦小學的校長收他女兒入學。老嘎梁似乎把過去拾掇自己的勁兒又用到了拾掇女兒上麵去了。小姑娘雖然瘦，穿著一塵不染的半新不舊的衣服，靜靜地低著頭站在他父親身後，看不見她的正臉卻一點不覺她卑微和弱小，很奇怪的感覺，大概就是現代人所說的氣場。她那時也就八、九歲，可她天生腿長、胳膊長、似乎連脖子都比別人長，和我們這裏的鄉下人比總有一種鶴立雞群的感覺。我之前曾在“老嘎梁”一堆藏書中囫圇吞棗過《青春之歌》，也看過電影，突然就覺得這小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林道靜小時候該有的樣子。求了半天，最後校長還是沒有收她。我父親吩咐我每天去“老嘎梁”家去做作業，目的就是把書借給小姑娘看。等我去了才發覺這是多此一舉，“老嘎梁”自己已經教起女兒來了，而且還製定了一套教學大綱和計劃——算數，語文，自然科學，曆史，甚至把英文都排進去了。我那時候連英文都沒聽說過，隻知道是帝國主義的語言，學帝國主義的語言就是壞的。我還和“老嘎梁”爭辯，阻止他教他女兒英語。老嘎梁嘿嘿一笑說：“聽亞叔講啊，你看，我們要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可是帝國主義總要搞陰謀詭計，我們要是聽不懂他們的陰謀詭計，怎麽識破他們的詭計，怎麽保護得了毛主席呢？所以你說不學習帝國主義的語言怎麽可以呢？你可知道他們也學我們的語言，有很多外國人中文好的不得了呢！”（我爸說到這，眼睛突然蒙上了一層霧，我不確定那是不是淚水。他對我說，又像是喃喃自語：“這些話就好像他剛剛在我耳邊說過。”）我還是堅決反對他們講英文，每次碰到他們說英文，我就把耳朵捂住——不聽。（爸爸擦擦眼睛，繼續道：“當他們離開我以後，我才發覺這對右派父女是我生命中的貴人，是我一生都無法報答的好人。”）
我記得有很長一段時間“老嘎梁”的女兒不跟任何人說話，甚至也不大搭理她的父親，還總是用頭發遮住麵孔，我甚至懷疑過她是不是個啞巴。因為經常去“老嘎梁”家做功課，幫他們幹點話兒，漸漸地她不再對我設防。小孩子很容易就玩兒到了一起，她偷偷告訴我說她的原名叫“微隼”，是她外公給起的名字，因為她五行缺金所以用了這個“隼”字。後來人家說她這個名字怪，有小資產階級傾向，一定要換一個無產階級的名字，於是改成了現在的名字“向華”。我說，改的好，“微隼”是什麽名字嘛，我都不認識那個字，還是“向華”好聽。她嘴一撇不以為然的樣子。自從她開始開口講話，那聲音就是是我聽到最動聽的聲音，無論是普通話還是滬語都是極為標準的，柔軟輕盈，這是真正的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很自然地她經常會教我普通話和上海話，我很樂意她做我的老師。她也是我見過的最好看的女孩，我從來沒見過一個女孩有她那樣精細整潔的眉目，眉角、眼角、鼻梁、嘴角、臉的輪廓都是像用筆特意畫過，或者更確切地說仿佛是特意修改過一樣的有頭有尾，配在白皙的皮膚上，讓人不禁感歎這原來就叫“眉目如畫”。我們去河裏挖菱角，我看著她就說，我以後叫你菱角好伐？你的眼睛，嘴巴都像菱角一樣的形狀！她拿著一隻菱角架在嘴巴上麵當胡須，找了片大荷葉戴在頭上當帽子，記得那天她穿了一條背帶褲，然後一手扣在前麵的背帶上，一手做吸香煙狀，兩隻腳撇成很大的“八”字像鴨子一樣走路，嘴裏還哼著不知是什麽的旋律，時不時回下頭，或假裝香煙燒到手的樣子，逗得我和其他小孩大笑不已。她說她學的是一個叫“查理·卓別林”的人，還給我們活靈活現地模仿卓別林滑稽的表演，從此我知道了卓別林這個名字。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向華模仿的是《摩登時代》和《大獨裁者》裏麵的片段。
時間長了發覺其實向華是個很好相處的女孩，幫他爸打掃豬圈，喂豬，做家務，一點不含糊，不像我想象中上海嬌滴滴的小姑娘的樣子。後來我想是那幾年她母親帶著她做了很多體力活的原因吧。她唯一的忌諱是提起和她母親有關的事情。有一次，我們做完功課，都比較累了，她墊著腳尖，伸伸胳膊，就地轉了一個圈，跳得比紅色娘子軍裏的女兵還要美。我就隨口一說：“你應該去文工團跳舞”，她立刻僵在那兒，長長的睫毛一撲閃，像變戲法一樣，大眼睛裏立馬就噙滿了淚水，我嚇壞了。後來她父親悄悄告訴我以後最好不要在她麵前提跳舞，那會讓她想起她娘。我說囡天生就是跳舞的，“老嘎梁”擺了擺手，歎了口氣，什麽也沒說。她母親的死在她心裏是多大的一道傷疤，我不敢想象。就連我從來沒見過我自己的親媽都時常會夢到想象中的母親。那年月，多少遺憾和心酸也隻能付諸於一聲歎息。
記憶中我們村的造反派們應該算是很溫和的，不像聽說的城裏的那麽凶悍。有限的幾次，他們會開個批鬥會，“老嘎梁”總會在其中。我有一次碰到那些紅衛兵去揪鬥“老嘎梁”，正好是個早晨，我像個英雄一樣把向華護在身後。“老嘎梁”看看那些紅衛兵，轉身對著我倆笑笑說：“不要怕，他們人蠻好的，我就是去講講故事。” 然後對那些紅衛兵說他要洗把臉再跟他們走。
有個小子訕笑著：“真以為上台講故事去啊，心黑掉了，還不如洗洗心。”
“出門怎麽能不洗臉呢？” “老嘎梁” 慢悠悠地堅持著。
那些紅衛兵沒再說什麽，安靜地等他洗完臉才一起走了。真正讓“老嘎梁”生氣和痛惜不已的是那些紅衛兵把他藏在床底下的書都抄走了。現在想想也替他可惜，好多的書啊，有中國的，蘇修的，還有其它外國名著，真不知道他是怎麽攢下的。唯一幸存的書是被向華用塑料布包好藏到豬圈裏的一套線裝《紅樓夢》。（“噥”，說到這，父親指了指書櫃，“就是我們家裏那套。”）我帶領向華和其他幾個死黨曾經策劃著到村裏的文革辦公室把那些書都偷回來，後來被“老嘎梁”發現，提著我們的耳朵讓我們承認錯誤，發誓再也不想著去偷東西了。“你們曉不曉得，偷是最可恥的行為！我怎麽教過你們的？不以惡小而為之。書白讀了嗎？” 他指指自己的頭，繼續說：“書是要讀到腦子裏去的，啥人能拿走？！” 我嘟囔了一句：“阿拉勿是偷，是竊！竊書不算偷。” 旁邊的幾個孩子“撲哧”笑了出來。“老嘎梁”沒聽到我說什麽，據說他的耳朵被打壞了，不大靈。他回過頭來，敲了敲我的腦門兒：“儂剛剛講啥麽子？都站好了，不認識錯誤就一直站著！”
我感覺我的小學就是稀裏糊塗混過來的，在學校的日子遠沒有和“老嘎梁”父女在一起有趣。他們講的英文潛移默化地鑽進我的耳朵，耳聞目染，時不時的我也能說幾個詞和句子，惹得他們大笑不止。當然，我們學英文的事是個秘密，不能讓外人知道的。時間長了，他們講的數學題也漸漸難不倒我了，有時候我比向華做的快多了。每到這個時候，“老嘎梁”就會摸摸我的頭說：“是塊讀書的好材料！” 我聽見過他對我父親說一定要供我讀大學，不要浪費了這麽靈光的頭腦。
我父親說：“哪還有大學啊，都停了。”
“老嘎梁” 信心滿滿地言道：“別急，不會總是這樣的，一定會好起來的。”
“大學就別想了，能讀個初中我就滿意了。” 可是父親大概是上心了，經常去縣裏去打聽上麵的政策。
我們在貧窮又快樂的時光中邁入了70年代，應該是在72年以後運動就不像之前那麽激進和如火如荼了，政治的氣氛淡了許多。我們縣的重點中學（現在已經是上海市重點中學之一）招生考試，從來沒見過這麽多的學生去趕考，我和向華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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