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茶樹的原產地在中國，而且我國也是最早利用茶葉作為飲料的國家。茶在中國不僅曆史悠久而且很受重視，被列為開門七件事之一：柴、米、油、鹽、醬、醋、茶。中國的古代史料中，早已有關於茶事的記載。普遍認為是成書於東漢的我國最早的藥物學專著《神農本草經》有這樣一段話：“神農嚐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 所以唐代陸羽在《茶經》中稱：“茶之為飲，發乎神農。”
那麽，神農是什麽時代，何等樣人呢？據《莊子 盜蹠篇》和東漢班固整理成書的《白虎通義》稱：神農時代是“隻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係氏族社會，當時人類已進入新石器時期，原始的畜牧業和農業已漸趨發達，距今應有五千多年。神農嚐百草是我國流傳很廣、影響很深的一個古代傳說，許多古籍中都有記載。神農是略早於黃帝的東夷部落首領（薑姓），有人說他就是炎帝。這樣看來神農應該是一個男性，和前麵說的母係氏族社會有矛盾。這並不奇怪，因為文字的出現是在進入父係社會以後很久的事情，寫作的人自然不願意說神農氏一個女性。估計還是莊周說得比較接近於曆史真相，在母係氏族社會中婦女更多進行采集活動，神農是一個女性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 三皇本紀》寫道：“炎帝神農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嚐百草，始有醫藥。”太史公在這裏給了神農一條神鞭，用來識別草木的性能。西漢淮南王劉長的《淮南子8226;修務訓》載：“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蚌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燥濕肥磽高下，嚐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西晉學者皇甫謐的《帝王世紀》載：“炎帝神農氏，長於薑水。始教天下耕種五穀而食之．以省殺生；嚐味草木，宜藥療疾，救夭傷人命。”北宋政和年間，寇宗爽根據傳說中神農.嚐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所使用的采集、嚐試方法，撰寫《本草衍義》二十卷，硬是辨正了藥物四百多種。所以後來李時珍十分推崇寇宗爽，他在著《本草綱目》也采用了這種實踐出真知的方法。
上述文獻都十分嚴肅，不如民間傳說有趣。傳說神農有一個水晶般透明的肚子，吃下什麽東西，人們都可以從他的胃腸裏看得清清楚楚。那時候的人，吃東西都是生吞活剝的，因此經常鬧病。神農為了解除人們的疾苦，就把看到的植物都嚐試一遍，看看這些植物在肚子裏的變化，判斷哪些無毒哪些有毒。當他嚐到一種開白花的常綠樹嫩葉時，就在肚子裏從上到下，從下到上，到處流動洗滌，好似在肚子裏檢查什麽，於是他就把這種綠葉稱為“cha”。神農長年累月地爬山涉水，嚐試百草，每天都得中毒幾次，全靠茶來解救。但是最後一次，神農來不及吃茶葉，還是被毒草毒死了。據說，那是他見到一種開著黃色小花的小草，花萼在一張一合地動著，神農感到好奇，就把葉子放在嘴裏慢慢咀嚼。一會兒，他感到肚子很難愛，還沒來得及吃茶葉，肚腸就一節一節地斷開了，原來是中了斷腸草的毒。後人為了崇敬、紀念農業和醫學發明者的功績，就世代傳頌著這樣一個神農嚐百草的故事。雖是傳說，但如果說它總結了原始社會人們長期生活鬥爭的經驗，而把功勞集中於神化了的神農，也是無可非議的。
還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神農在哪裏嚐試百草？答案是神農架。神農架位於湖北西部邊陲，東與湖北省寶康縣接壤，西與重慶市巫山縣毗鄰；南依興山、巴東而瀕三峽，北依房縣、竹山且近武當。下文將會講到，文獻記載中最早提到人工栽培茶園的地方是商末周初的巴國。當時巴國的地理位置正是在今天的漢中南部、湖北西部、重慶市和四川東部一帶，所以神農在神農架嚐百草，靠茶解毒的說法是可信的。
原始社會以茶解毒，既符合當時的社會實際，而且即使以今人的眼光看來，也有一定的科學根據。若按此推論：在中國，茶的發現和利用始於原始母係氏族社會，迄今當有五六千年的曆史了。最初利用茶的方式方法，可能是作為口嚼的食料，也可能作為烤煮的食物，根據神農的傳說又逐漸作為藥料飲用。這幾種方式的比較和積累最終就發展成為利用茶的最好方式：“飲茶”。作為食物而利用茶也有較早的文獻記載。據說是出自春秋時期齊景公的相國晏嬰的《晏子春秋》一書，有這麽一段話：“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茶而已。”表明茶葉已作為菜肴湯料，供人食用。
被尊稱為“當代茶聖”的中國現代著名茶業專家、農業經濟學家，浙江上虞縣人吳覺農（1897—1989）著有《四川茶史話》。其前言援引《尚書 周書 酒誥》說：“商朝的統治階級沉溺在酒裏，腥穢上衝，連天都發怒了。周文王和武王則與商紂恰恰相反，由於他們的建國方針是勤儉建國，所以嚴禁飲酒”。因此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在孟津“伐紂會盟”時，有巴國率領的南方八個小國濮、賨、苴、共、奴（盧）、獽、夷、蜒，以部落子民藥用的茶，作為貢品，獻給武王。於是武王用茶設宴，“以茶代酒”，招待各路諸侯，部落酋長。這種以茶代酒宴請賓客的宴會，叫做茶宴。酗酒是導致殷商滅亡的原因之一，所以西周初年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發布了《酒誥》這篇文告，勸告周朝的貴族不可酗酒。同樣的內容也出現在存於故宮博物院的大盂鼎的銘文上，大盂鼎是貴族盂為記載周康王（武王的孫子）對他訓誡而鑄造的，這證實了西周初年王室做出很大努力革除殷商酗酒的弊政。但是是否確有“以茶代酒”的做法，卻是令人懷疑的。似乎僅有的周武王這一次“以茶代酒”的盛事，也未見諸當時的典籍記載，後世文獻雖有說到這件事，但都語焉不詳，看來不能說西周初年已經把茶作為飲品。鄰近巴國的楚國有茶飲的說法，在戰國時代才出現，中原地區就更晚了。
巴、蜀立國曆史久遠，據《山海經. 海內經》、《水經注》、《漢書. 地理誌》、何光嶽《南蠻源流史》、《路史. 國名紀甲》等典籍作綜合分析，可以確認古巴國在夏代之前就已在漢水流域立國。東晉常璩在《華陽國誌 巴誌》中談到：“禹會諸侯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四千餘年前夏禹大會諸侯於塗山的時候，就有巴、蜀兩國參加。唐代杜佑《通典》“梁州”條雲：“當夏、殷之間的蠻夷之國，所謂巴、髳、彭、濮之人也。”此後到商代，陝南的巴人東遷至今河南雎縣東部建立巴方國。商代中興之王武丁時（前1250-前1192在位），武丁的妻子，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女統帥婦好率軍攻巴方。《殷墟文字乙編》記載：甲骨卜辭有“辛未卜，爭，貞婦好氣從?〈盾戈〉伐巴方”。巴方國力不濟，被迫遷往今山西永濟一帶。商軍窮追不舍，巴方退避三舍，繼續西遷至今陝西渭南市東北30裏的巴邑鎮一帶，並投靠岐周。此後，巴方南遷至漢水中遊，在今陝西南部安康、漢陰一帶，也可算是“打回老家去”。
常璩《華陽國誌 巴誌》寫道：“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戈舞以淩殷人，前徒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戈後舞’也。”武王伐紂，戰於牧野，紂王匆匆忙忙湊起一支奴隸的隊伍抵禦以周師為首的聯軍，勇猛的巴國軍隊是聯軍的先鋒。巴人揮舞戈戚進攻的時候，發現對方隊伍中有許多淪為殷人奴隸的自己的同胞，就跳起巴族的傳統舞蹈，以感召同胞帶頭帶領奴隸隊伍倒戈。在這場戰鬥中巴國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
《華陽國誌 巴誌》接著說：“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這段話中費解的是“以其宗姬封於巴”一句。巴國既然幫助周武王伐紂有功，就不會再封一個姓姬的宗室取代巴國原先的國王。最有可能是巴國國王一開始參加聯軍時，就冒姓姬姓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武王以為他真是姬姓族人，加上立有大功就封他南方遠國諸侯的最高爵位：子爵。這樣，巴國就和吳楚兩國並列為管理南方西、東、中三處許多小國的領袖國家。
《華陽國誌 巴誌》下麵一段話就和茶有關了：“其地，東至魚複，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土植五榖。牲具六畜。桑、蠶、麻、苧、魚、鹽、銅、鐵、丹、漆、荼、蜜，靈龜、巨犀、山雞、白雉，黃潤、鮮粉，皆納貢之。其果實之珍者，樹有荔支。蔓有辛蒟，園有芳蒻、香茗，給客橙。”那時巴國就已經有人工栽培的茶園了，已形成一定規模的茶區，因此可以用茶作為貢品。由此可見，三千多年前中國已有一些地區作為食用或（和）藥用植物人工栽培茶樹，並達到一定生產規模。至於何時開始把茶作為飲品，《華陽國誌》中沒有明確說明，由藥用進而作為保健食品變為飲用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可以推斷巴人大約在近三千年前就有可能開始飲茶了。
巴族是一個龐大的民族，至少還有一個原居“湖北清江流域”的支係。戰國趙國的史書《世本》說：“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鍾離山即留難山，位今湖北長陽縣境內。原居湖北長陽的巴人沿大溪移居川東，這一支巴人的首領開明王，春秋末至戰國初率眾溯江而上，最後建都“江州”（《華陽國誌 蜀誌》），即今重慶市區，取代了統治蜀地百餘年之久的望帝杜宇王朝，建立了延續十二世的新的蜀地政權。渝地巴人多是那次大規模移民的後代。因此，傳統上認為，巴人的文化中心在三峽一帶。《華陽國誌 蜀誌》中又說，蜀王別封其弟“葭萌”於漢中，號苴候，名其邑曰“葭萌”。明代楊慎作過考證，“蜀人方言謂茶曰葭萌”。可見這一支巴人也是很早就人工栽培茶樹。大約在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這一支巴人的政權最終亡於楚。其民散落湘、鄂、川、黔交界地的五溪地區。今四川東部的苗、土家等民族與其有淵源關係，苗族、土家族至今還保留著古代巴人原始的煮茶方式。
不管是哪一支巴人，上麵的史實都可以說明古代巴人是中國最早的種茶民族。西周之前巴人生活的地區（陝南、鄂西、川東）是宜茶之地，它的氣候、雨水、地形和土質條件有利於茶葉的大規模種植和名茶的培植，是中國最古老的茶葉種植區之一，據上所述，巴蜀是我國茶業的搖籃，中國和世界的茶葉文化，最初是在巴蜀發展為業的。這一說法，和前麵的神農嚐百草的傳說遙相呼應，因為神農嚐百草的地點正在巴國東麵的神農架。陸羽的《茶經》中提到：“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茶樹）者。”巴山峽川即今川東鄂西，該地早已有如此出眾的茶樹，所以現在絕大多數學者認同茶文化起始於四川和湖北西部。江浙一帶目前是我國茶葉行業最為發達的地區，最近有人據此提出茶文化始於以河姆渡文化為代表的古越族文化。類似地，雲南的西雙版納一帶是茶樹的發源地，這一帶是植物的王國，有原生的茶樹種類存在，也就有了茶文化起源於雲南的說法。但是有茶樹和有茶事活動是兩碼事，前者屬於植物學範疇，後者與人類活動有關，需要有考古發現和曆史文獻證實，江浙說和雲南說正是缺乏這種證據。
在中原地區，一直到戰國時期，茶還是十分稀罕的物品，所以西周王室把它列為貢品，並派專人管理。除了傳說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戰以茶代酒外，周王室並沒有把茶當飲料，而是在祭祀祖先和神鬼時作為祭品。到了春秋時期，中原地區茶的供應多了起來，貴族已經可以把它作為食品了，於是就有了前麵的《晏子春秋》中的記載。
不知大家注意到沒有，前麵引述《神農本草經》和《華陽國誌.巴誌》兩部古籍中並沒有出現“茶”字，出現的是“荼”字。這不是印刷錯誤，而是當時還沒有“茶”這個字，隻有“荼”字。荼字最早見之於《詩經》，在《詩·邶風·穀風》中記有：“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詩·豳風·七月》中記有：“采荼、薪樗，食我農夫”，《詩經·大雅·綿》有“堇荼如飴”。“荼”字有兩個讀音，作“茶”解釋讀作“cha”第二聲；另外的讀法是“tu”第二聲。讀“tu”第二聲指的是“苦菜”，《神農本草經》的《果菜部上品》中寫道：“苦菜 味苦寒。主治五藏邪氣，厭榖胃痹。久服安心益氣，聰察少臥，輕身耐老。一名荼草，一名選。生川穀。”三國吳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魚疏》記苦菜的特征是：生長在山田或沼澤中，經霜之後味甜而脆。故有“其甘如薺”、“堇茶如飴”的詩句。《詩經》中的“荼”指的是苦菜還是茶，至今看法不一，難以統一。根據茶事傳播路徑和時間，恐怕更可能是指苦菜，不是指茶。因為戰國時期以前，茶事還隻限於巴蜀一帶。但是到了戰國時期，由於鄰近巴蜀，楚國的茶事已經十分普遍。屈原放逐沅湘（長沙地區）時作《九歌》，其《東皇太一》有“奠桂酒兮椒漿”之句，《東君》中有“援北鬥兮酌桂漿”之句。經後人考證，這裏所說的“椒漿”和“桂漿”都是當時楚國的茶飲。
先秦時期茶事雖已產生、發展，由於國家尚未統一，傳播範圍比較狹小，隻局限於巴、蜀和楚國一帶。俗話說：“酒好不怕巷子深”，好東西遲早會讓人們喜愛。秦惠（文）王接受了名將、司馬遷的八世祖司馬錯的戰略性建議：先攻下巴、蜀以後，後統一六國（見《戰國策 秦策一》）。
當時，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就命名所居城池為葭萌（今廣元市元壩區昭化鎮）。苴侯與巴王友好，而巴與蜀有仇，所以蜀王發怒，就進攻苴侯。苴侯逃到巴國，巴為之向秦求救。群臣議論說：“蜀是西方偏僻的國家，和戎狄為鄰，不如伐楚。”將軍司馬錯和中尉田真黃反駁道：“蜀國雖然遭此內亂，但其國家十分富饒。如果能夠得到它的布帛金銀，足夠供給軍用。並且有大河通往楚國。有了巴國的勁旅，乘大船直流東下攻楚，楚地可得。所以得蜀則得楚。而楚亡，就可以並天下了。”惠王曰：“好主意！”
周慎（靚）王五年（前316年）秋，秦大夫張儀，將軍司馬錯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親自在葭萌抵禦，敗退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相國及太子退至逄鄉，死於白鹿山。開明王朝滅亡，傳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司馬錯等假虞伐虢的故伎重演，順路滅掉苴與巴。清人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指出：“自秦人取蜀以後，始有茗飲之事。”從這個時候開始茶事活動在秦國傳播開來，九十多年後秦始皇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隨著統一的進程，茶事在中國更廣範圍流行。巴人餘部退到三峽附近，直到公元前280年最終土地被楚國兼並，人民成為今天土家族的先民。
有很多考古發現和曆史文獻表明秦統一中國以後，到了漢代茶事活動在中國已經十分普遍。成書於公元前2世紀的中國最早的一部辭書《爾雅》中，已發現茶是木本，把對茶的解釋放在釋木篇中，不放在釋草篇中。因為用荼指茶名實不符，故借用“檟”字，稱之為“檟”。 根據《說文解字》：“檟，楸也。”“楸，梓也。”楸和梓。《埤雅》解釋為：“楸梧早晚，故楸謂之秋。楸，美木也。”：“梓為百木長，故呼梓為木王。”《埤雅》 是北宋陸佃(1042-1102)所著的，他的兒子陸宰（陸宰就是陸遊的父親）作序的一本訓詁書，專門解釋名物，以作為《爾雅》的補充。綜上所述，檟為楸、梓一類樹木，且楸、梓是美木、木王。 “檟，苦茶”（《爾雅》），檟為楸、梓之類如何借指茶？《說文解字》說：“檟，楸也，從木、賈聲。”而賈有“假”、“古”兩種讀音，“古”與“苦茶”音近，同時茶也被人們認為是美木，且茶為木本，並非草本，所以就用檟（音古）來借指茶。
這個“檟”字，在當時中國主要茶產地之一，湖南長沙一帶相當通行。1972年至1973年發掘的長沙馬王堆一、三號墓的出土文物中，不僅保存了2000多年前的茶葉，而且還有許多和茶事有關的簡文、帛畫、封泥印鑒。從迄今為止世上最早的一份菜單：竹簡菜單上發現了用茶做成的食品――苦羹（茶羹）；有“茶豸”封泥印鑒，還4次發現有“木胡—笥”或“木胡笥”的竹簡和木牘。這裏的“木胡”不是兩個字，而是左邊為木字旁，右邊為胡的一個字，據考證就是《爾雅》“檟，苦茶”中“檟”的異體字或楚體字。所謂“木胡一笥”或“木胡笥”就是指“苦茶一箱”或包裝茶葉的“苦茶箱”，這是我國至今發現最早的茶葉隨葬品。墓中還有一幅敬茶仕女帛畫，是皇室或貴族之家烹用茶飲的寫實。這就從考古發掘上證實了最晚到西漢初年長沙已有種茶和飲茶活動。
馬王堆二、一、三號墓的墓主分別是西漢長沙王丞相、第一代軑侯利蒼、他的妻子辛追和他們的兒子第二代軑侯利豨。西漢初年劉邦曾封過八個異姓王，後來被他剿滅了七個，並留下了“非劉姓者王，天下共誅之”這樣的狠話，但惟獨保留一個吳氏的長沙王，利蒼就是第二代長沙王吳臣和第三代長沙王吳回的丞相。這個長沙國下轄22個縣，其中有一個叫做茶陵縣。到了漢景帝的時候（前157年），第五代吳氏長沙王吳著死後無子，漢景帝乘機把長沙國封給了自己的兒子劉發。但是同姓王仍然要爭奪皇位，漢景帝時就發生過七王之亂。漢武帝即位後，采納了主父偃的“推恩令”的建議，同姓王的庶子大多得以受封為列侯。不少王國先後分為若幹侯國，勢力被大大地削弱了，再也無力發動叛亂。長沙定王劉發的第六個兒子劉?就據此被封為茶陵侯。茶陵縣和茶陵侯國是我國最早用“茶”字命名的地名，至今仍是我國縣名中唯一使用“茶”字的行政區。陸羽《茶經》載：“茶陵者，所謂陵穀生茶茗焉。”可見茶陵的得名與種茶有關。漢初，長沙及其所屬的茶陵縣（茶陵侯國）已成為我國重要的茶葉產區。茶陵鄰近江西、廣東邊界，表明西漢時期茶的生產已經傳到了湘、粵、贛毗鄰地區。
漢代以前及漢代大多數時間內沒有“茶”字，隻有“荼”字，開始出現“荼”字的簡化“茶”字，不會早於東漢末年，並且在“茶”字出現後的相當長時間裏正式場合不用“茶”字，因此“茶陵”被寫作“荼陵”。在20世紀50年代，長沙魏家堆第十九號墓出土的隨葬品中有一方石章，就是著名的“荼陵”石印。它是西漢文景時期的隨葬冥器印，呈長方形，規格為2.5cm×1.8cm×1.9cm，鼻鈕，所用材料為滑石，鑿刻認真，印麵裝飾感較強。由此推知，該墓的主人應是茶陵的地方官。茶陵是我國含有“茶”的地名中知名度最高的一個，“茶陵”印則可以說是目前為止第一方明確與茶葉產地有關的古印。
西漢的辭賦作家王褒，字子淵，蜀資中(今四川省資陽市雁江區墨池壩)人，他的生卒年失載，隻知他的文學創作活動主要在漢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時期。他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辭賦家，寫有《甘泉》《洞簫》等賦16篇。他在今天經常被提到，並不是因為他的辭賦作品，而是在神爵三年（前59年）正月十五日寫下的《僮約》。顧名思義《僮約》是僮仆的賣身契約，正是在這篇文章中，保留了我國最早的與茶事有關的文字記載。
西漢宣帝神爵三年正月裏，王褒借住在成都安誌裏一個叫楊惠的寡婦家裏。楊氏家中有個名叫“便了”的長著絡腮胡子的奴仆，王褒經常指派他去買酒。便了因王褒是外人，很不情願替他跑腿，於是有一天，他就到主人的墓前傾訴不滿，說：“大夫您當初買便了時，隻要我看守家裏，並沒要我為其他男人去買酒。”王褒知道了這件事情後，氣就不打一處來。一怒之下，在正月十五元宵節這天，以一萬五千錢從楊氏手中買下便了為奴。便了跟了王褒，雖然極不情願，但也無可奈何，於是他在寫契約時向王褒提出：“既然事已如此，您也應該像當初楊家買我時那樣，將以後凡是要我幹的事明明白白寫在契約中，超出契約內容的，我可以不幹。”
王褒這人擅長辭賦，精通六藝，為了教訓便了，使他服服貼貼，便信筆寫下了一篇長約六百字題為《僮約》駢文體的奴仆契約，列出了名目繁多的勞役項目、幹活時間和苛刻的生活條件。契約上繁重的活兒使便了難以負荷。他痛哭流涕向王褒求情說，如是照此幹活，恐怕馬上就會累死，早知如此，情願給您天天去買酒。在宣揚階級鬥爭的年代，《僮約》自然成為封建統治階級殘酷壓迫剝削的好教材。實際上，就是封建統治者也知道讓僮仆做這麽多的事情是不可能的，王褒的《僮約》不過是一篇遊戲文字。例如，南齊書卷52中就說“王褒《僮約》，束皙《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認為《僮約》不過是一篇很有特色的賦體俳諧文而已，並不把它看成真的是一份契約。
《僮約》中王褒要便了幹的活兒包括兩件與茶事有關的：“烹茶盡具”和“武陽買茶”。當然王褒寫《僮約》時，用的是“荼”字，並非“茶”字，這裏“盡”通“淨”，“烹茶盡具”就是煮茶，並洗幹淨茶具。從前一句可見當時四川有一定地位和家財的人家是經常用茶招待賓客飲用，從後一句可以看出，茶葉已經商品化，出現了如“武陽”一類的茶葉市場。武陽在今天的四川彭山，當時已經有茶葉在集市上買賣。西漢時，成都不但已形成為我國茶葉的一個消費中心，由後來的文獻記載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了最早的茶葉集散中心。不僅僅是在秦之前，秦漢乃至西晉，巴蜀仍是我國茶葉生產和技術的重要中心。
從馬王堆出土文物中可知，至晚在西漢初年，茶就已經作為食品和飲料。如果說那時茶還隻是軑侯這樣的深如海的侯門才能享受，那麽經過一百年後，到《僮約》中所載的烹茶和買茶，表示像王褒這樣的殷實人家也可以經常飲茶了。這就說明在西漢中期，茶事活動得到迅速廣泛的傳播。茶葉貿易的出現，對於茶文化的意義，不低於當初神農發現茶。
對於王褒的時代有沒有茶葉貿易，爭論是有的。上述《僮約》的引文出自唐代徐堅所撰的叢書《初學記》。徐堅，生卒年份不詳，著名唐朝文學家。聖曆（698-700）中為東都留守判官，開元（713-741）中期為集賢院學士，是知院事的宰相張說的副手。但是在唐代開國初年由高祖李淵下令編修的，歐陽詢主編的叢書《藝文類聚》所收的《僮約》全文中沒有“烹茶盡具”和“武陽買茶”這兩句。所以有人懷疑這兩句話是後人添進去的。不管怎麽說，在《華陽國誌 蜀誌》中常璩特別以注解形式指出“南安、武陽皆出名茶，多陂池。”到名茶產地購買茶葉應該是很有可能的，何況武陽離成都不遠。
東漢末年的醫學家華佗《食論》中提出了“苦荼久食，益意思”，是茶葉藥理功效的第一次記述，這裏“益意思”是指有益於提神醒腦，這裏“意思”解釋為意識神思，不作現代的解釋。
漢魏六朝是怎樣飲茶的呢？古籍雖有零星記錄也是語焉不詳。《僮約》稱“烹茶盡具”，《桐君錄》記：“巴東別有真香茗，煎飲令人不眠”。晉郭璞《爾雅》注說：“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煎茶，當如煎藥，入水煮熬。煮茶，或入冷水煮熬，或入冷水煮至沸騰，或入開水煮至百沸。烹茶則是煮茶、煎茶的統稱，三者義近往往混用。唐皮日休《茶中雜詠》序說：“自周以降及於國朝茶事，竟陵子陸季疵言之詳矣。然季疵以前稱茗飲者，必渾以烹之，與夫瀹蔬而啜者無異也。”陸季疵就是陸羽，在他之前也就是漢魏六朝的飲茶法，是像皮日休所講的，“渾而烹之”，煮成濃厚的羹湯而飲，和蔬菜羹湯吃法沒有兩樣。那時還沒有專門的煮茶、飲茶器具，往往是在鼎、釜中煮茶，用食碗飲茶。
三國時代百科詞典《廣雅》中最早記載了餅茶的製法和飲用：“荊巴間采葉作餅，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薑、橘子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芼之”是拌和的意思）《廣雅》的作者是張揖，張揖字稚讓，清河（今河北臨清縣）人，在魏明帝太和年間（227—232年）任博士。他是一個博學多聞，精通文字訓詁的學者。因為《爾雅》以解釋五經的訓詁名物為主，所收集的訓詁還不夠完備，而由西漢初到三國，已經400多年，由於生產和文化的進步，語言和文字都有了新的發展，不見於《爾雅》的新詞、新義、新字日益增多。《廣雅》是仿照《爾雅》體裁編纂的一部訓詁書，書取名為《廣雅》，就是增廣《爾雅》的意思。《廣雅》在隋代避隋煬帝楊廣諱，改稱《博雅》。餅茶就是當時新出現的一種物品，而且已經在一定範圍流傳，所以才會收入這樣一本古代的百科詞典中。
《廣雅》中收入“餅茶”這個物品，傳遞了這樣一些信息：第一，唐代盛行的餅茶，早在三國時代就已經出現；第二，“荊巴間”而不是“巴荊間”說明長江中遊或華中地區，在中國茶文化傳播上的地位，逐漸取代巴蜀而明顯重要起來；第三，有了餅茶這種形式，茶葉更容易保存、流通和使用，促進了茶葉貿易，使茶文化可以在更廣泛傳播；第四，餅茶是用老葉加工，並且用較稠的米湯拌和而成餅狀。第五，飲茶的時候先用火炙香茶餅到焦黃色，再碾碎成末，浸泡在水中，放入蔥、薑、橘子煎煮，可見當時飲茶方法和現在的泡而飲之大不一樣。
三國時，孫吳據有現在蘇、皖、贛、鄂、湘、桂一部分和廣東、福建、浙江全部陸地的東南半壁江山。晉朝陳壽的《三國誌》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孫權的孫子、吳國第四位君主孫皓每次大宴群臣，座客至少得飲酒七升，雖然不完全喝進嘴裏，也都要斟上並亮盞說幹。有位叫韋曜的酒量不過二升，孫皓對他特別優待，擔心他不勝酒力出洋相，便暗中賜給他茶來代替酒。這是現在已知的“以茶代酒”最早的文字記載。可見此時，南方栽種茶樹的規模和範圍有很大的發展。
茶的飲用，也流傳到了北方高門豪族。比如，使洛陽紙貴的著名辭賦作家，《三都賦》的作者左思，流傳至今有一首《嬌女詩》，詩中有句：“心為茶荈劇，吹噓對鼎？（？是金字旁，右邊為曆的一個字，鑊的意思）。”這描寫家庭生活的兩句詩，是說他的兩個愛女一心一意為了煮好茶，對著鼎鑊努力吹火。出身名門的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生年不詳。幼便號稱神童。長大後是個才華橫溢的帥哥，當時人叫他杜聖。官一直做到國立大學校長（國子祭酒）。晉懷帝永嘉五年，即公元311年洛陽將陷，為敵兵所殺。他的《荈賦》是文學史上第一篇以茶為題材的作品，賦中所涉及到的範圍已包括茶葉的自生長至飲用的全部過程。稍後將詳細介紹這篇文章。
三國、西晉階段，由於地理上的有利條件，長江中遊茶業得到長足的發展，當時這一地區，是我國茶業傳播和發展的主要區域。西晉南渡之後，北方豪門過江僑居，建康（南京）成為我國南方的政治中心。三國兩晉之後，茶業重心東移的趨勢，更加明顯了，可從南朝齊劉澄之《荊州風土記》得到佐證。其書記載道：“武陵七縣通出茶，最好”（當時武陵郡在以今天的常德市為郡治的沅水流域七個縣）說明荊漢地區茶業的明顯發展，巴蜀獨冠全國的優勢，似已不複存在。
南朝時期由於上層社會崇茶之風盛行，使得南方尤其是江東飲茶和茶葉文化有了較大的發展，也進一步促進了我國茶業向東南推進。這一時期，我國東南植茶，由浙西進而擴展到了現今溫州、寧波沿海一線。不僅如此，如托名上古人物桐君所著，實際完成於南朝劉宋時期的古代藥物學著作《桐君錄》所載：“西陽（治位今湖北黃岡縣東）、武昌、晉陵（今江蘇常州）皆出好茗。”從《桐君錄》所刊的三種名茶看，基本上就都屬江淮的範圍，最東一直到太湖西岸的宜興一帶。晉陵即常州，其茶出宜興。表明東晉和南朝時，長江下遊宜興一帶的茶業，也著名起來。
客來敬茶在兩晉南北朝時成為中華民族普遍的禮俗。南朝宋人何法盛《晉中興書》記：“陸納為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安既至，所設唯荼、果而已。”陸納以茶和水果待客。南朝宋人劉義慶《世語新說 紕漏》記：“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坐席竟，下飲，便問人雲：‘此為荼，為茗？’”客人入坐完畢，便開始上茶。同書還記：“晉司徒長史王濛好飲荼，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雲今日有水厄。”王濛有客人來，就請飲茶，這是他好客的表現。但是好客好到令人害怕，看作是一場水災，倒也有趣。
又如陸羽《茶經》引弘君舉的《食檄》中說：“寒溫既畢，應下霜華之茗，三爵而終。”客來到來，見麵寒暄之後，先要請飲三杯茶，成為當時的待客禮儀。客來敬茶不僅是世俗的禮儀，當時的和尚也是以茶待客。陸羽《茶經》又引《宋錄》說：新安王劉子鸞，和弟弟豫章王劉子尚拜訪高僧曇濟道人（注意，當時稱高僧為道人，與後世不同）於八公山，道人設荼招待。劉子尚品味了以後說：“這哪裏是茶，簡直是甘露呀。”這是和尚愛喝茶的最早記載，開了後世茶禪一味的先河。
北朝受來到北朝做官的文人、官員影響，也開始飲茶。如後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三城南報德寺：“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槳，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時給事中劉鎬，慕肅之風，專習茗飲。”這裏肅指投降了北魏的原南齊秘書丞王肅，後文將會看到，這是一個趨炎附勢的小人。
茶藝是飲茶藝術，是藝術性的飲茶，它包括選茶、備器、擇水、取火、候湯、分茶的程式和技藝，早在西晉杜育的《荈賦》中就已有中華茶藝雛形的描述。
《荈賦》全文如下：“靈山惟嶽，奇產所鍾。厥生荈草，彌穀被崗。承豐壤之滋潤，受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農功少休，結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擇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惟茲初成，沫成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
《荈賦》開頭六句是寫茶樹的種植，茶樹種植在丘陵地帶，當時植茶的規模已經達到“彌穀被崗”的程度，又說到茶為什麽有益於身體，因為它“承豐壤之滋潤，受甘霖之霄降”。接著就是對於茶藝的描寫，包括選茶、備器、擇水、候湯、分茶等步驟。首先是選茶，因為當時是“渾而烹之”，所以選茶選用秋天的老葉，就在初秋季節采茶：“月惟初秋，農功少休，結偶同旅，是采是求。”杜育把這篇賦叫《荈賦》而沒有叫《茶賦》，就是因為茶葉老者叫做荈，這和現代要在清明前和穀雨前采摘茶芽大大不同。其次擇水：“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擇取岷江中的清水，水是茶的載體，曆來茶人對於烹茶所用的水都十分講究，這裏可以看到茶藝初期就注意水的選擇。再而寫到茶具的選用：“器擇陶簡，出自東隅”，後世茶藝十分注重茶湯和盛湯的茶具相配，東隅在今浙江上虞一帶，西晉時就在這裏出現我國原始的瓷器，可見茶藝初期就知道瓷器是最合適的茶具。“器擇陶簡，出自東隅”，也有寫作“器擇陶揀，出自東甌”，當時瓷器還很少見，被認為是從陶器裏挑選出來的佳品，東甌指越州，所以兩者意思差不多。候湯煎茶：“沫沉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煎好的茶湯，湯華浮泛，象白雪般明亮，如春花般燦爛。分茶：“酌之以匏，取式公劉。” “酌之以匏”出自《詩經 大雅 公劉》，匏就是葫蘆，意思是公劉用葫蘆做成了瓢。這句話說用公劉發明的匏瓢酌分茶湯。《荈賦》的這些關於初期茶藝的描述，足以使它在中國茶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令人刮目相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