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成為的。”
——第二性
編輯｜弼馬
“我們之間的是本質的愛，但是我們同時也可以體驗偶然的愛。”
這條舉世聞名的“開放式愛情合約”的發起者薩特，被稱為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
而合約的另一人波伏瓦，卻至死被視作一個愛而不得的受害者，被別有用心的媒體稱為“薩特的性奴”。
甚至在流傳至今的影像和資料中，她都被描述為一個“舔狗”級別的女性。迫於對薩特的深沉愛意，她才不得已成為一個開放式情人。
但事實上，她是因為薩特在床上“太不熱情”，才決定以思想伴侶的形式相伴一生。
她的故事，有必要讓每一個人知曉。
第一次見薩特時，波伏瓦幾乎不曾正眼看過他。
因為那時波伏瓦有一個如膠似漆的戀人，名叫馬厄，一個有婦之夫。
在她眼裏，馬厄高大而有魅力，她喜歡他的一切。
有一天，馬厄在自己的本子上，隨手用大寫字母寫下波伏瓦的姓氏，並在後麵加上了海狸：“BEAUVOIR=BEAVER（波伏瓦＝海狸）。”
從此，這個愛稱伴隨波伏瓦一生，就連薩特也這樣稱呼她。
相比之下，個子1米55的薩特隻不過是一個油嘴滑舌的花花公子，對她而言沒有任何吸引力。
她甚至聯合馬厄一起戲弄薩特，讓妹妹埃萊娜假裝自己去和薩特約會。
但在競爭激烈的法國國家哲學教師資格考試成績公布之後，一切都變了。
波伏瓦在考試中獲得了第二名，排在她前麵的那一個人，是薩特。
這讓她開始關注這個個子矮矮，其貌不揚的男士。
考試結束，名落孫山的馬厄，帶著他的妻子離開了巴黎十天。
在馬厄離開的日子裏，薩特每天都和波伏瓦在一起。
除了一起學習，他們還會一起去河邊的書報攤散步，有時候是去電影院看電影，有時是在酒吧裏喝著雞尾酒聽爵士樂。
薩特會給波伏瓦唱《老人河》，並且大談他的理想。
更重要的是，薩特會鼓勵波伏瓦，“要保持最珍貴的自我，保持你對自由的熱愛、你對生活的激情、你的好奇心，還有你想要成為作家的決心”。
在認識薩特的第9天之後，她在日記裏寫道，
“拉馬（馬厄愛稱）隻要愛撫女人的脖子就能讓她神魂顛倒，但薩特贏得一個女人的方式是把他的心展示給她看。”
波伏瓦告訴薩特， 很多男人都說她談論哲學的樣子很不可愛。薩特聽了，嘲笑那些男人有眼無珠。
恰恰相反，薩特每天都和波伏瓦談哲學，從萊布尼茨到盧梭，樂此不疲。
認識薩特的第13天，波伏瓦在日記裏寫道：我完全被他迷住了。
可這一切，又在她見到馬厄的時候恢複了原樣。
波伏瓦不得不承認，自己無法抵抗馬厄對她的吸引力，但同時，她也被薩特的才華所折服。
夾在薩特和馬厄中間的波伏瓦，經曆了短暫的糾結之後得出結論：自己要用不同的方式同時去愛幾個男人。
這一切不是偶然，早在18歲那年，波伏瓦就在日記裏寫下自己的“獨立宣言”：
“絕不讓自己的生命屈從於他人的意誌”。
從始至終，她想要的愛情都是陪伴，而不是吞噬。
在波伏瓦情竇初開的這段時間，法國正經曆著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
有一位國立高等學校的女老師提出：教育和工作將變成女性的必需品。
“現如今，大多數女孩子……都想要繼續接受教育，希望自己能夠從事一份專業的工作。雖然所有女性都想要墜入愛河，走入婚姻，成為妻子和母親，但是在我們這個金錢主導一切的不公正世界裏，並不是每一位女性都能過上這慣常的生活，成為人母。……她們很清楚，教育能夠拓寬她們的職業道路，讓她們不再依附於男性，自立自強。”
與此同時，波伏瓦也在為了一份好工作而拚命讀書考證。
1929年10月的某一天，薩特和波伏瓦在盧森堡公園一起散步。
薩特提出了那份為期兩年的愛情合約：兩個人可以在擁有彼此之外，擁有別的感情。
這個存在主義的大膽理念，自此徹底顛覆了波伏瓦的婚戀觀。
那一年，薩特24歲，波伏瓦21歲。
沒過多久，他們又補充了一份合約：
他們所有戀情必須要讓彼此知曉，毫無隱瞞。
意味著他們在接下來的五十多年中，都會互通信件，向彼此袒露自己的情感狀況。
一開始，隨著薩特的情人不斷，他們也曾有過嫉妒和爭吵，但是她卻在薩特提出婚姻的時候選擇了維持現狀。
保持自己生命的完整性，比愛情更重要。
在她看來，女人在家庭中作為妻子和母親的命運，是男性強安在她們頭上，用來限製她們自由的，因為沒有人會自然地接受自己的職業生活就是洗碗和洗衣服。
20年後，她在《第二性》中強調了這一點，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成為的。”
或許，原生家庭帶給她的恐懼，從未磨滅。
“波伏瓦有一顆男性的大腦，她能像男人一樣思考。”
這是波伏瓦的記憶中，父親喬治對自己的最高評價。
父親喬治之所以在波伏瓦的童年時期鼓勵她讀書，並不是希望她有所建樹，而是希望她能在社交圈裏釣到金龜婿，成為一個衣食無憂的家庭主婦。
波伏瓦卻把自己完全泡在了書堆裏，她讀《效仿基督》和《關於禁欲和神學的手冊》這樣晦澀難懂的宗教書籍，也讀各種語言的曆史和文學類書籍。
這和父親的期盼相差甚遠，波伏瓦卻不以為然。
她在後來的《第二性》中指出：
“男人的極大幸運在於不論在成年還是在小時候，他必須踏上一條極為艱苦的道路，不過這是一條最可靠的道路；
女人的不幸則在於被幾乎不可抗拒的誘惑包圍著，她不被要求奮發向上，隻被鼓勵滑下去到達極樂。”
波伏瓦不肯去向那飄渺的極樂。
父親喬治的律師工作，因為一戰爆發而日顯頹勢。
這讓他每天的生活，除了打橋牌，就是買醉和賭博。
白天的時候，母親忍氣吞聲，精打細算，努力地把家撐起來，而當她跟父親開口要一點家用時，他卻大發雷霆，並不斷因為去妓院、情婦和賭博的事情跟母親爭吵。
後來，波伏瓦在《一種非常安逸的死亡》一書裏反思了自己的母親在矛盾欲望中的掙紮：
“沒有人可以一邊說著‘我在自我犧牲’，一邊心裏不覺得苦。我母親的矛盾在於，她完全相信奉獻是偉大而高尚的，但是奉獻和自我犧牲所帶來的厭惡、欲望和各種苦澀已經到了她自己沒法承受的地步。我的母親一麵強迫自己不斷地奉獻和犧牲，一麵苦苦對抗自由被剝奪的痛苦。”
那時候的波伏瓦，完全不能體諒這種自我矛盾的奉獻模式。
她在父親“金龜婿“的美夢空檔裏，一連拿下了文學、哲學和希臘語等6個資格證書，成為了高師的第一個女性哲學老師。
對於波伏瓦來說，通過婚姻獲得男性的幫助，並不如靠她自己的能力來的可靠，至少父親讓她明白了這一點。
波伏瓦想要的，絕不僅僅是一顆男性的大腦。
1947年，“開放式愛情合約”續簽的第十八年。
薩特陸續地結識他的新情人，並且鼓勵波伏瓦去結識新的情人，以此來激發內心的真實激情和創作的靈感。
就在這時，波伏瓦在隻身前往芝加哥參與演講時認識了一位描寫美國底層人的生活小說家——納爾遜·阿爾格倫。
那段時間，阿爾格倫帶波伏瓦去了以“紅燈區、廉價劣質酒、下流舞蹈”而聞名的波威裏街，還一起去了脫衣舞俱樂部，甚至在那個黑人處處遭受歧視的年代，去黑人俱樂部聽爵士樂。
有天晚上，阿爾格倫向波伏瓦講述了自己的人生經曆。甚至講到自己曾在得克薩斯州偷了一台打字機，結果坐了4個月牢。
波伏瓦看著這個滔滔不絕敞開心扉的男人，再一次動心了。
5月，當波伏瓦再次登上巴黎飛往芝加哥的飛機時，阿爾格倫送給她一枚廉價的墨西哥戒指。
波伏瓦接受了，並且說她要一輩子都戴著它。
在之後的信件中，阿爾格倫開始向波伏瓦求婚。
雖然波伏瓦熱烈地愛著他，但是她回信卻說，
“我做不到，我不能把自己生命全部給你。”
並且，她還在信件中表示，自己並非是因為薩特的存在才做出這樣的決定，“薩特到哪兒都是一個溫暖、活潑的男人，但在床上他不是。”
感到不解的阿爾格倫開始指責波伏瓦隻想著自己的生活，而不願意為他做出犧牲。
而波伏瓦覺得這不公平，“你不能指望我像一台順從的機器那樣做出反應。”
在兩年後出版的《第二性》中，波伏瓦指出，“人們認為女人就應當視愛情為生命，並為之犧牲一切。”
對波伏瓦來說，愛情隻能是生活的一部分，永遠不是全部。
1952年以後，波伏瓦和阿爾格倫之間的書信往來減少了。
他們從每天寫信，減少到每周，再到每月才有通信。
這一年，波伏瓦44歲了，
那時，她意識到，自己也許再也見不到阿爾格倫了。
再次逃離試圖吞噬自己的愛情，波伏瓦全身心投入到創作中。
1949年，震驚世界的《第二性》出版。
這本近1000頁的書籍，隻為了討論一個問題。“什麽是女人？”
書的第一段，波伏瓦毫不掩飾自己為了論證這個問題的憤怒：
“長時間以來我猶豫不定，是否寫一本關於女人的書。但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有許多傳統的長篇大論出版，他們定論女人是子宮，他們哀悼女性氣質的喪失，他們告訴女性必須成為一個女人”。
雖然她在論證中反複強調，女性並不想挑起兩性之間的戰爭，她們隻是想要從男人那裏獲得欲望的同時，也能得到尊重。
但是這樣的言論，卻和那條“開放式愛情合約”一樣，讓她遭受了鋪天蓋地的指責和質疑。
加繆指責波伏瓦，“她敗壞了法國男人的名譽”。
《時代雜誌》評論：“十年後將沒有人會談論‘這部令人作嘔的關於性倒錯和墮胎的論辯’。”
這本書被梵蒂岡列為禁書。
但卻在短短幾年內就被陸續翻譯為英語、德語、西班牙語等17種語言，挾裹著女性覺醒的浪潮湧向世界各個角落。
這讓身處爭議中的波伏瓦成為了世界上擁有最多讀者的女性作家。
緊接著，波伏瓦的《名士風流》獲得了龔古爾文學獎。
她成為龔古爾文學獎自1903年成立以來的第三位女性獲得者，這讓她聞名於世，成為了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新書的發布會那天，波伏瓦並沒有到場，而在忙著起草一份被外界媒體稱為“343蕩婦”的宣言。
1960年，避孕藥獲準在美國銷售。
但直到1967年，避孕藥才在法國被合法化，墮胎，仍然是非法的。
為此，波伏瓦聯合343位法國知名女性，發布了名為《敢於簽署“我曾墮胎”宣言的343位法國女性名單》的宣言：
“法國每年有100萬女性在危險的條件下墮胎。雖然這隻是個由醫療專業人員進行的很簡單的手術，但是女性會因此而麵臨譴責，所以她們都是悄悄做這件事的。數以百萬計的女性不得不沉默。我宣布我是她們中的一員，我宣布我墮胎了。”
在這一天之前，“墮胎”這個詞從未在法國的廣播或電視上出現過。
而在這一天之後，女性開始嚐試舉起武器，捍衛自己身體的權利。
1972年5月，博比尼法庭上的一場審判引起了全國的關注。
16歲的少女瑪麗·克萊爾在被強奸後，在母親等人的幫助下進行墮胎，因此違反了法律。
她們求助於波伏瓦和律師吉賽勒·哈利米等人組織的“choose”女性主義運動協會。
吉賽勒·哈利米利用自己和波伏瓦這樣的學術權威作為案例來打這場辯護。她認為，這些女性是在另一個時代受審，1920年的陳舊法律不該成為無數女孩們遭受殘害的依據。
最終，審判改變了公眾輿論的導向，女孩得以無罪釋放。
1974年11月，衛生部長西蒙娜·韋伊經過三天的辯論，促成了《自願中止妊娠法》的通過，法國女性得以實現墮胎合法化。
波伏瓦送上了她的祝福。同時把問題拋給人們，
“如果我們當初沒有起草這份被某些人稱為‘343蕩婦’的宣言，這個法律是否還能被通過？”
安生的日子沒過多久。
波伏瓦再次因為一句斷章取義的論斷“我支持廢除家庭”，遭受到保守派和那些熱衷於人身攻擊的讀者們的攻擊。
她被評價為：反母性、不女性化、不是真正的女性主義。
對此，波伏瓦顧不上去替自己聲辯，而是與安妮·澤林斯基共同創立了法性別歧視的組織“女性權利聯盟”。
“我們希望，法律不僅僅禁止種族歧視。如果一個男人公開對一個女人大叫，稱她為妓女，或者在他的作品中指責女人背叛、愚昧、或歇斯底裏。他同樣應該受到法律的製裁。”
她們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性別歧視”這個詞終於被加入法語詞典中。
女性自由的運動，還在繼續。
關於那份“開放式愛情合約”的故事，也從未停止。
在薩特70歲生日那天，《新觀察家》在采訪中發問：您一共有幾個情人？
薩特回答，“很多，但在某種意義上，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唯一的一個。”
波伏瓦並不認為這是某種澄清。
她隔空回應，“我們不該被男性視作他者，而是應該成為我們自己。”
1986年4月14日，這位被稱為“海狸”的偉大女性，西蒙娜·德·波伏瓦，永遠閉上了雙眼。
作為終身的思想伴侶，她與薩特合葬在蒙巴納斯墓地的一座墓穴之中。
那一刻，波伏瓦手上還戴著情人阿爾格倫送她的戒指，享用著21歲時的情人馬厄給自己的昵稱——海狸。
她以自己的意願盡興此生，把那些自以為是的臆想隔絕在厚厚的墓碑之外。
留下的，隻有墓碑上鮮紅的口紅唇印，和石板上來自世界各地的火車票。
這些，正是那些曾經或者現在，被她的理念所救贖過的女孩們留下的痕跡，亦是波伏瓦生命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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