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我去了一趟紐約。曼哈頓中央公園內的哥倫布塑像，仍然豎立著（上圖）。在特朗普總統任期內，美國的取消文化運動，即 Cancel Culture Movement，曾經達到過一個非常熾熱的高度。美國南北戰爭中，南方的代表人物羅伯特·李（李將軍）的塑像在美國各地的城市公園內，被紛紛推倒移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們甚至還揚言，因為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家裏蓄奴，發現美洲大陸的哥倫布屠殺過印第安人，誓將他們的塑像也推倒移走等等。
我對這類“極端”做法曾不以為然，認為這是虛偽的做法。當你把他們的塑像從公眾場所推倒移走，難道他們就會從曆史中消失嗎？同時，我還曾主張對曆史人物要寬容。這所謂的“寬容”，其實是被中共洗腦，殘留在我腦中的所謂“曆史唯物主義觀”。曆史唯物觀展開來說就是，看曆史人物需要結合曆史人物當時所處的實際環境並從曆史局限性出發，如果他們是推動了曆史進步，那麽他們就是正麵人物雲雲。這種說法，其實充滿詭辯。因為，由誰來製定這個進步或倒退的標準呢？更何況，看中共自己的黨史，這個標準也是在不斷移位的。
但是，我現在改變了對“取消文化運動”的看法。而促使我看法改變的原因，是因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爭。
曆史將會怎麽看俄羅斯總統普丁這個人物？毫無疑問，他是充滿爭議的一個人。反對普丁和仇恨普丁的人，因為他發動侵略烏克蘭的戰爭。目前為止，這場戰爭直接造成烏東地區人民生靈塗炭，數百萬烏克蘭人流離失所。還有數萬或數十萬的烏克蘭和俄羅斯軍人，他們不是戰死就是傷殘。而熱愛普丁的人，因為他有彼得大帝的情懷，他熱愛俄羅斯，為俄羅斯的後人們來爭這一片原本屬於或不屬於俄羅斯的土地。
但俄羅斯的後人應當紀念普丁嗎？
後人如何看普丁，就像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怎麽看李將軍、華盛頓和哥倫布一樣。或許後人們也會同問，普丁同時代的人們是怎麽看普丁的？那些被普丁驅趕出家園的烏克蘭人，那些被戰爭的火炮炸的粉身碎骨的軍人和平民們，是如何看普丁的？這就像我們也應該問，那些在南北戰爭中，戰死和傷殘的軍人們是怎麽看李將軍的？那些被屠殺了的印第安人是如何看哥倫布的？那些被華盛頓總統奴役的黑人們是怎麽看華盛頓的？
所以如何看曆史人物，其實就是一個標準。看他是行善還是作惡。他是殺人放火還是創造人類幸福和進步。
如果是行善，是創造人類幸福和進步的，這些人物就值得人們紀念。
舊金山金門公園內的 VERDI（朱塞佩·威爾第 Giuseppe Verdi）頭像（上圖）。他是意大利歌劇的音樂大師。這是我在金門公園內走過時隨手拍的。
如此我們應該紀念的是，如英國的亞曆山大·弗萊明，他發現了抗生素，拯救了數億、數十億人的生命；如英國的艾倫·圖靈，他發明了計算機，極大的促進了人類的文明和進步。還有比較不知名的UCSF的John Clement教授（我聽過他一個講座），他發現了肺泡細胞表麵的活性物質（Surfactants），因此數百萬的早產兒獲得了生命，可他至今尚未獲得諾貝爾醫學獎。還有如愛迪生，如特斯拉。還有托爾斯泰，莎士比亞等的文學，巴赫，肖邦，柴可夫斯基等的音樂，等等，等等。這些藝術大師們帶給我們無限的享受。
如果我們隻紀念行善的人，或許人類的許多觀念將會改變。也許一些戰爭可以避免。
普丁在俄烏開戰前說，他不相信共產主義。但我覺得他還是因為深受共產主義思潮和唯物主義史觀的遺毒影響，普丁以為俄羅斯的後人會因為他對俄羅斯的“貢獻”而原諒他的戰爭罪惡。普丁將會失望。因為無論如何他無法贏得侵略烏克蘭的戰爭，終將步希特勒後塵，遺臭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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