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對豐乳肥臀的擔憂，我得警惕“解構主義”。望文生義，我以為“解構主義”是反對“結構主義”的。所以指望結構主義能拯救我們認為是美好的東西。誰想不看不知道，一看更坑爹。結構主義才是始作俑者。他們說：豐乳肥臀隻在美女身上的時候才有意義。單獨出來什麽都不是。聽起來很有道理，比如要是長到我身上。。。噫----怪！算了，結構主義者牽來一頭牛代替美女，拿著教鞭指著說：看，牛！之所以牛，是因為它有牛的結構。那硬東西長在頭上才是牛角，長到腳上就是驢蹄；那軟的長在腹裏是牛肚，掛到外麵就是鯊魚腮。。。總之，牛雜碎之所以叫牛雜，是因為作為牛的一部分。如果它們不曾組織過牛，誰也別想叫牛雜。而我們要理解牛雜，不能看在火鍋裏的用處，而是要看它們在牛身上時，和其它牛雜之間的關係。不光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是個問題，先有牛還是先有牛雜，也是個問題。吾未嚐見全牛，唯一團關係耳。（結構主義主要研究社會和文化，較少涉及自然界。這裏是比喻。比喻啊，要趁著還能用時趕快用。）
這時解構主義來了，站在一邊看了一會兒，就譏笑道：裝A裝C吧。明明拿著一把刀，卻當著一根教鞭。一把搶過來，按結構主義的關係圖，批大郤，導大窾，於是道德倫理謋然己解，整個西方文明如土委地，成了一堆碎肉。再看看發生時間，六十年代末。明白了。解構主義其實就是結構主義的“紅衛兵”。讓人生氣的是，這操刀手搞得一地狼藉不收拾，連刀都不擦。一切又交還給結構主義了。
看來根子在結構主義。結構主義的開山鼻祖是索緒爾。費迪南·德·索緒爾是個瑞士的語言學家。這下從結構主義到語言哲學，就鋪下了第一塊基石。索緒爾堅定明確地說出語言是一個符號係統。他區分“語言”和“言語”。意思是我們說話和我們說的話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而我們所說的語言，是一個社會記憶的整體，一個規則係統。要理解詞的意義，就必須在這個係統中考察。離開這個係統，詞沒有先天的，永恒的，純粹的意義。語言一旦成為係統，即是一種自主的、內在化的、自我滿足的體係，它不與外界的實體的事物發生關係。
當然，如果不滿意索緒爾作為語言哲學的開端。再向前推，也大有人在。有一長串名字一直到古希臘。西方哲學象牙塔雖高，卻也向外冒俗話。第一句是：俗話說，沒有蘇格拉底沒有談論過的哲學話題；第二句：俗話說，沒有亞裏斯多德沒研究過的學科；第三句：後世所有哲學都隻是從不同角度詮釋柏拉圖。蘇格拉底談論過語言。他不是很讚成也不能全否定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東西。但他總覺得冥冥之中有力量，規定我們把人叫做人，馬叫做馬。甚至連發音和字母拚寫，都有命定的成分。亞裏斯多德動真格地研究了語言，區分命題語言（可以做真假判斷）和非命題語言（詩、文學用的）。柏拉圖更是苦思冥想，最後把詞源歸於羅格斯，而理念隻能是天生的，又在我們出生後回憶出來的。
所謂俗人，就是靠俗話活著的人；而所謂俗話，就是從來沒有錯過的話。果不其然。盡管知道不同民族有不同語言，除了拚音字母還有象形文字。蘇格拉底非要堅持拚寫和聲音都與意義相關，看起來很荒唐。可是當我們聽說喬姆斯基的“先天語法”（普遍語法）時，難免會想到蘇氏的“冥冥之中”。同樣我們後來談論“日常語言哲學”或“邏輯語言哲學”時，總是與亞氏的語言劃分藕斷絲連。至於柏拉圖，以後的羅格斯、理念、概念、神、觀念、符號，等等。無不圍繞著柏拉圖的胡子轉。我們有抑製不住的敬仰和讚歎，兩千多年前的希臘人，究竟有多高的智慧！
且慢，這裏我們可以暫時抑製一下我們的感情噴發。搞清我們現在所談論的“蘇格拉底”等等到底是什麽。我們在說名字還是對象：那個兩千年前的希臘石匠？為什麽世上已經沒有這個人了，我們還可以像他活著的時候一樣談論這個沒有了對象的名字？專名已經轉化成概念了？那我們究竟什麽時候在使用這個概念的意義，什麽時候又在暗示所指？我們現在正在談論的，和柏拉圖談到的，是同一個“蘇格拉底”嗎？
蘇格拉底還是比較單純。老子才更加玄而又玄。當年是否有老子、李耳、老聃，道德經成書於什麽年代，影響現在老子作為《道德經》作者這個符號意義嗎？將來可能出現的新考古發現，會對我們當下語言體係中的概念有什麽影響？或者，你有曆史潔癖，想把那些吃李子生子，太上老君，老子西行化胡等等無稽傳說抹幹淨，也注定會是徒勞。這些都是今天的老子的一部分，“是一個社會記憶的整體”。《莊子》裏說老聃病死在家裏，可是為什麽當別人提到那騎青牛出函穀關失蹤的老漢，大家都認為是在說“老子”呢？“老子”這個筐裏，究竟裝了什麽沒裝什麽，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蘇格拉底和老子，都隻是今天語言體係中的概念，不是曆史上的死人。那崇拜“概念”有意義嗎？既是哲學概念，今天談論到哲學，他們可不是都在一肘可及之處。
有人要說，你這樣咬文嚼字有意義嗎？至少語言哲學家們認為這很重要，而且隻是一個分析的開端。那好吧，說了半天，你還沒告訴我什麽是“語言哲學”呢？驢的回答是：你對語言哲學了解多少，語言哲學對你來說就是什麽。神棍神婆驢呀，是可忍孰不可忍！不過，隻能請別發火，我這也是沒法說麽。語言哲學家們所做的一項重要事業，就是改變傳統哲學中對“事物”的定義方式。過去教科書中一開篇就是的“性質概念定義範疇內涵外延”那一套，不時行了。我既不能騎馬找馬，隻好請你騎驢看唱本，邊走著邊瞧了。
語言哲學的產生，是得益於語言研究的進展。隻有當我們對語言結構了解到一定程度，我們才能對哲學作如是理解。要想精確地界定是困難的。因為整個哲學在二十世紀經曆了一個“語言轉向”。就是，從“語言是研究哲學的工具”轉向“哲學是研究語言的工具”（我這裏稍稍推過頭了一點）。因為我們知道了語言隻是一種結構，而哲學依賴思維，思維基本就是語言。由於語言的局限性，哲學原來以為能做的事，已經是注定做不到了。比如哲學曾經以探索世界本原為己任，現在我們搞清了這個任務不適合哲學來做。哲學家喜歡拿馬說事兒（還是比喻啊）。馬究竟是什麽？不是哲學能回答的。而是要交給研究奇蹄目馬科馬屬的動物學家，或生物學家去研究。而問對了方向，比如說：我們為什麽會說和能說“白馬非馬”，這才是個有哲學意義的問題。
無可奈何花落去。愛情被情愛毀了。信任被任性毀了。真實被實證毀了。語言哲學，把哲學和語言，全都毀了。等大家轉過身來，看到地上的一堆碎肉，一片驚呼。有叫“牛死了！”，有的叫“上帝死了！”，最後一齊叫：“哲學死了”！其實沒死，隻是不像以前“牛”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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