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工業化，前三十年基礎積累，後三十年擴散釋放。從二十世紀中期一個落後農業國家，到二十世紀末完成。雖然對中國來說千辛萬難，但工業化畢竟是世界範圍內常見現象，許多國家十九世紀就完成了。真正給給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造成混亂和麻煩的，是中國走的這條非“常規”的道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趕超世界最高水平。並不隻是中國一個國家有這份心，說這種話。但能夠幾十年堅持下來不動搖的瘋狂氣勢，才可怕。而且，目前在已經工業化的國家中，似乎隻有中國仍積聚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勢能”，讓全世界擔心：中國到底要走到哪裏才算完，什麽時候才能停下來。
幾十年堅持的趕超戰略，似乎已經植入民族潛意識。從上到下，無論什麽事情，是官是民，讚成還是反對的，第一反應就是和美國去比，還永不滿足。這種把事情做到極致的精神，在中國工業化的進程和結果中集中反映出來。中國不僅起步晚，還可能是趕上了最後一班車。今天的中國工業的規模和速度，給世界上所有的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壓力之大，已經到了霸主美國不惜降低環境標準和中國爭汙染工業的程度了。中國的發展還壓縮了所有其它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空間。尚未完成的國家，如印度越南巴基斯坦等，也許不得不維持在低強度下等待下一個產業時代的到來。
世界上二戰後獨立的興起的民族國家，落後的，欠發達的，發展中的，第三世界的，都在努力走強國之路。為什麽隻有中國，真正具備了改變世界格局的潛力和實力？正是因為“中國道路”。其第一代領導人，從開始就把目標盯在世界第一。為此選擇了一條最艱難漫長的，但長期來看，卻可能是唯一一條可以登頂之路。以趕超世界最高水平為目標，需要犧牲很多眼前利益，需要全民族的專注投入。領導人有沒有信心和能力堅持下來執行下去，人民有沒有足夠的堅韌能承擔得起並保持不懈怠，缺一不可。
為什麽要爭世界第一，不是為了自豪虛榮，也不是為了爭口氣。而是一個落後挨打的國家，想徹底改變自身地位和世界舊秩序的最佳途徑。永遠要力爭戰略上遊。因為占據了上遊，你就有製定世界經濟遊戲規則的權利，就有作裁判員的地位。掌握了規則和潛規則製定權，就能保證你在激烈的競爭中，始終讓別人用他們的短處來和你的長處競爭，能用較小的代價保持你的競爭優勢。再也用不著天天流血去削足適履，民族的文化自然就成了“普世價值”。所以，這既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民族和文明生存空間的問題。全球經濟永遠隻有熱戰沒有冷戰，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而第一代中國領導人，在長期軍事和政治鬥爭中，養成了高度敏銳的戰略意識和素養。讓他們在選擇經濟發展道路時，一樣能排除幹擾，高瞻遠矚。
要實現這個目標，工業化自然成了突破口，也是當時環境下的必然選擇。工業，為中國經濟的全麵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基礎和動力。將來也許不是，但迄今工業能力依然代表著國家的力量。所以，中國工業化必須迅速，必須自主，必須全麵，還必須達到世界最強。工業化，也許就是一些國家的目標，但在中國隻是服務於趕超戰略的手段性和階段性內容。這特性貫穿了中國過去幾十年糾纏在一起的政治服務於經濟，經濟支持政治的回回合合。但總體戰略上，政治和經濟一齊服務於民族利益。中國的經濟戰略的製定，從一開始就不是局限於經濟的，就不是局限於國內的，就不是局限於吃飯問題的。
中國走了自己的路，別人總是要說的。前麵說了三十年中國會餓死，等到中國用工業化解決了農業問題後，又說了三十年中國會崩潰。就在學家們還在埋頭按計算器，預計什麽時候中國會遇到進口瓶頸出口瓶頸、拉丁美洲瓶頸、中等收入瓶頸等等時，輕舟已過了萬重山。今天中國已經挾帶著巨大的經濟潛能，挑戰舊的世界秩序。留給經濟學界的是巨大的尷尬。經濟學家們，或許是出於對秩序改變的巨大成本的內心恐懼，讓他們有意或無意識地服從於意識形態的需求，選擇了無視和偏見。讓這些打著經濟學名義的噪音主導著對中國現象的解釋。
無論是中國奇跡論，還是中國妖孽論，都或多或少屬偏見。中國現象，不是沒有經濟學家解釋過，隻是都被忽視。中國道路不神秘，用最基本的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完全可以解釋，妨礙真相表達的是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導向。或者說：現行普世價值觀不能允許中國成功。中國經濟一旦成功，普世的帽子就要帶到中國頭上了，這就是“文明衝突”的本質。中國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可言說的“政治不正確”。中國現象不會威脅到經濟學理論本身，卻會讓主流經濟學界暴露出他們在學術上“意識形態路徑依賴”的真實程度。
中國開始於低消費，高積累，低工資，強勞動。積累階段是計劃經濟，國有企業為主導，抵禦市場本能驅動。這些都不符合現代經濟學主流。更要命的是，中國保持政府穩定，不選舉，不換人，搞獨裁。這樣才保持了戰略執行的長期性和堅定性。泛民主製度是過輕鬆日子的好選擇，卻是長期戰略的天敵。幾年一換人，政策無可避免地短期化。而且新領導人需要不斷地收買支持者和選民，分光繼之以赤字，絕不可能有高積累。拉丁美洲國家的高速經濟發展期，大多數在軍事獨裁下實現。以至於有人把拉丁美洲瓶頸稱成為“民主瓶頸”。無法政治上正確地解釋，隻能將中國打入“不符合經濟學”的另類，永遠在“邊緣”，早晚“崩潰”。
中國采取的發展方式，毛澤東當年用一個寓言做了解答：愚公移山。愚公是不懂經濟學的，因為移山是最不符合成本收益核算的，遠不如移民。愚公又是不懂政治的，因為讓家人為有生之年看不到的目標去付出艱苦勞動，家長是坐不穩位置的。毛澤東未嚐不是以愚公自比。所以，我們可以盡情地說毛澤東根本不懂經濟，還可以說毛澤東完全不懂政治。很有道理，都是智叟。但毛無所謂，讓智叟們說去吧。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們偏要把這三座大山連根挖掉。
中國的趕超曆程，也就是剛剛過去的六十來年，隻是曆史的一瞬間。但是要看清這七十年，需要將它放到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史中，才能理解為什麽有那麽多的人，能甘心出生入死前仆後繼。需要放到這兩千五百年的文明史中，才能理解中華民族在求生存的掙紮中的力量根源。也許還要再等一百五十年，才能過濾掉其中的恩怨情仇，正本清源。
毛澤東想要爭的世界第一，是全方位的。那時中國雖然底子薄差距大，卻先進技術領域都盯緊了一個沒落下。到鄧小平時他按下葫蘆浮起瓢，力不從心，所以把目標簡化為僅是GDP總量。其後幾屆到今天的，則更像是在坐等。即使隻是想達到GDP總量世界第一，也不是天經地義的，需要一個行業一個行業，一塊陣地一塊陣地地反複爭奪。企業未必要做世界第一，隻要多賺錢就行。可中國這樣的十億人口大國，走到了這個地步，爭不爭世界第一已經不再是自己想不想的問題。而是隻怕退一步就又是百年。在位的治國者，有沒有能力和勇氣擔當起曆史的責任。能不能正確預見政治經濟科技的長遠趨勢；為了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能不能抵抗諸多眼前利益的誘惑；敢不敢斬斷權貴階層的靠買辦賣國發財的手；甚至願不願為此而得罪全國人民，逼著他們艱苦奮鬥繼續創業，自己來承擔千古罵名的殉道犧牲。
當你隻是個人畜無害的小夥伴，當你已是間接威脅者時，還是你已是直接逼宮顛覆者時，所處的競爭環境和所遇到的阻擊強度是完全不同的。今天的中國政府在處理麵臨的危機時，似乎既沒有毛時代的戰略眼光和策略，又沒有鄧小平的自知自明。對國家的定位，國與國之間地位轉換階段所產生的新危險新挑戰，無力無策無準備。像是在坐等世界第一落到頭上。一萬年太久，隻能看到朝夕之間。所以，在對付如今“貿易戰”這樣的半真半假的“玩笑”，都手足無措，處處被動。並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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