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陣地都沒有丟失”：印象中有，跟計算機相關的，具體忘了。

知道驢大師眼睛不好，幫您校正了一下：）主要是標點，估計是受用英語寫文章的影響：）不合適的就還按您原來的就好。

 

從抓革命促生產到改革開放，各領風騷數十年。這兩個隻是宣傳口號，並不是經濟戰略本身。不同的口號，隱含著所標向的方法論的同異、政治內容的同異、經濟內容的同異。但更直接的追問是：這兩個不同的口號後麵，是兩個不同的經濟戰略，還是同一個戰略的不同階段？兩個口號是兩代領導人的執政綱領的概括，可鄧小平不僅僅是承上啟下，而是自始就參與了中國工業化的全過程。五馬進京的意氣風發、大躍進的搖旗呐喊、文革時候又陪斬落馬及“永不翻案”都是為了它。

毛澤東一直重用和保護鄧小平，就是因為他執行這個趕超戰略算是最堅定的。三下四上，他還是換湯不換藥，隻是把名稱從“趕超”換成了“現代化”。小平同誌聰明能幹，善於決斷。他熟練於摸著石頭過河，戰略眼光長遠規劃不是他的所長，所以對此他決定不爭論。在”新長征”路上，就和他當年做的一樣，跟著（潮流）走！不過，一句“韜光養晦”，卻暴露出他當年的雄心仍在。

口號的改變，不僅僅是因為階段不同，還反映出兩個領導人的環境不同、資本不同、能力不同和任務不同。毛澤東上台時一窮二白，隻能勉強解決吃飯問題，沒有經濟上的本錢。可他有無與倫比的政治本錢。他要推行趕超戰略，隻能搞一大二公、國家主導的集中力量辦大事。他又要打基礎，又要高速度，還要低成本。由於生產力低下剩餘很薄，隻能靠勒緊全國官民的腰帶苦幹，這又必須要靠不斷的政治運動造氣氛並強壓反彈。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國的打基礎工作已經完成，工業化進程不可逆轉並正在加速。鄧小平心中清楚，隻需要小車不倒隻管推。但前提也正是，車不能翻了。

鄧小平繼承了前三十年的積累，經濟本錢有些了。他還比華國鋒有厚得多的政治基礎，但總政治本錢，可能還是比不上毛澤東的“一個小指頭”。他無法像毛澤東那樣靠製造政治狂熱來強壓，必須鬆一鬆全國人民的腰帶。對比起民眾，毛澤東當年對“紅色權貴”的打壓更殘酷無情，現在這些人要求兌現他們的權勢，要求經濟上的補償。這個階層有能力將國有資產強行搶奪瓜分，貪婪程度到了分裂國家也在所不惜。鄧小平無法在政治上解決，隻有采用收買的手段，“抓革命”變成“抓改革”，意味著執政方式從“政治高壓”向“經濟收買”轉變。鄧小平知道，他當前最大的任務，就是維持穩定。穩定意味著工業化的戰車就能繼續向前，不翻車才能走向世界。

但鄧小平畢竟是個老練的政治家，他清楚收買隻是手段，必須服務於趕超長期戰略需要。公有製還是私有製，對於工業化來說，到了後期都是肉爛在鍋裏的事，但不能出現拆夥分家式哄搶，同時現階段還需要維持相當的國家主導能力，以支持保護開放後的國際競爭。所以他僅部分否定毛澤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逐步放開經濟體製改革，推遲政治體製改革，就是要把這個收買過程和效果持續期加長，降低每個階段的收買成本，一時段隻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既給了官員們希望，可以兌現權力並傳給子孫，又不許漫天要價、不許惡性一次性兌現，一切要按“改革”的程序表來。

以利益換穩定、以“腐敗”換時間，可以概括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策略。鄧小平的執政處處體現出他細微處的精明來：經濟利益與官員職務掛鉤，就是按勞“腐敗”，想要好處多，還得出力多幹活，努力往上爬才行；子女和軍隊想要好處，讓他們自己經商去掙；給予農民自主權，也順手把財政負擔給卸了，讓農村自生自滅去。很多類似的政策留下嚴重的後遺症，需要後人化大力氣、大代價去彌補，顯示出“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點，決心下得太快”的一麵。說他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許是內外裝潢的設計，並不是中國經濟大廈的總結構設計。他在“搞活經濟”的同時，讓民間和外資甚至消費者承擔起部分積累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的負擔，減輕中央財政的壓力。“改革”也要為“開放”服務，方向是“與國際接軌”，但更為穩定服務。天安門鎮壓會影響開放，他毫不猶豫選擇穩定，因為早開放晚開放，並不耽誤中國內部的發展提高，相當於多練兩年“內功”。

鄧小心翼翼地扳動方向盤，將中國的新工業戰車開進了國際市場。剛剛對外開放的時候，世界對中國工業的第一印象是技術落後、產品粗糙、管理僵化、對市場的反應遲鈍笨拙，並沒有人感到威脅。他們看到的隻是冰山水麵上的部分，沒有人知道水麵下中國在前麵三十年打下的工業基礎有多大多厚，中國自己也不真的很有數。當進口產品一度被市場追捧、外國設備無情碾壓國產設備時，經濟界一度認為國內工業麵臨滅頂之災了，但實際上中國工業不再是嬰兒，已經長成一個壯小夥子了，所需要的就是要適應國際市場的遊戲規則，學會運用相應的戰術和技術，適應之後很快就能逐步收複失地，在國內市場打敗進口產品的同時，就具備了反攻國際市場的實力。

今天中國是全世界上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具備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從一個側麵，說明了中國工業在開放後的國際競爭中，一塊陣地都沒有丟失，也回答了“對外開放”是不是太早的疑問。當其它國家無法從正麵競爭擊敗中國工業，就試圖利用體製改革的機會，控股或收購中國的龍頭企業，將這股力量據為己有。中國經濟界又陷入恐慌一次，但這又再一次證明中國的工業基礎的雄厚程度，超過所有人的想象。國際資本從來沒有見到過在一個國家中、每一個行業裏，都有這麽多人，仿佛在國土的每一個角落裏，同時在研究、開發、生產同樣的產品，以至於剛剛收購完一個，類似企業又象雨後春筍一般到處冒出來，完全無法達成他們的戰略意圖，無奈轉攻為守。

今天中國的工業發達程度，遠遠超出國內其它產業行業，在國際上也一支獨秀：技術雖然沒有達到全麵最先進，但總體工業生產能力、生產條件和生產效率，已經超過所有其它國家；輕工業產品，即使全世界其他國家同時停止生產，中國的潛在產能可以在幾個月內完成補足；文革期間重點發展的道橋建設，現已經遙遙領先世界水平；鋼鐵產量超過其它國家的總和，超英趕美的目標按期實現。但這個發展強度，特別是發展規模，是不是很健康，已經需要慎重地評估了。國家工業化的戰略被以曆史上從未有過強度推行幾十年，衝到這一步也許是不可避免的。

但工業畢竟不是全部。時代發展了，技術因素相對於生產能力來說，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大，所謂“後工業時代”，盡管隻是“狼來了”多年，但中國依然需要準備好變化的到來。開國大典時，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看到的是一個城牆圍繞的古老京城，但我想他寧願看到的是廠房遍地、煙囪林立。如果需要，為了工業化他很可能不惜拆掉所有的城牆，甚至所有的宮殿。圓明園的斷壁殘垣佇立在那裏，灰燼未冷，給那一代人揮之不去的壓迫感和緊迫感：沒有億噸鋼鐵，再多的亭台樓閣綠樹紅牆，都可能和圓明園一個下場。今天，不要說全中國，僅北京周邊一圈地區的鋼鐵產量，就已經超過美國了。但是毛澤東沒有也不可能想到的是，六十年後的北京城又會霧失樓台，天天煙霾，環境容量竟然是個問題。

新時代麵臨新問題，需要新的遠期總體戰略。六十年前的製定趕超戰略，效用已經基本用盡了，今天的情況複雜度倍增，無法再用類似“以鋼為綱”的簡單口號來做戰略指導。以往的趕超途中，前麵尚有清晰目標所在，但等跑到最前排的時候，就不再有前人走過的路可遵循，必須自己闖出條新路來。隻是，中國是不是還能有幸及時再遇有那樣長遠戰略眼光的領袖人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