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國內生產總值來注腳或預測這場中美貿易戰，是注定要被帶偏的。這本來就不是一場GDP之爭，進出口產生的GDP是雙方有份的，無所謂順差逆差。這其實是一場中美雙方GDP實質內涵差異引發的戰爭，可以說是“美國精神”針對“中國物質”。用GDP去衡量和比較中國經濟的曆史和現狀，都免不了這種扭曲。49年後受蘇聯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中國一度隻承認物質生產才創造價值，所以國民經濟總量統計一直使用工農業生產總值。這和後來改用的GDP係統是永遠無法精確地換算的。
統計體係的改變，不僅有被動誤導，還有主動誤導。即從質量向數量的偏好轉移。當年中國開始實行趕超戰略時，並不注重經濟活動的貨幣總量。具體的趕超目標，都是核心產品的產量，比如過少噸鋼鐵多少斤糧食。但中國當初更進一步，比產量更注重生產能力，填補“空白”。當年許多科研建設成果，敲鑼打鼓地報喜後，並沒有多大動靜。而是集中精力，搞下一項目去了。這點在軍工上特別明顯。中國軍工業搞出了原子彈，核潛艇，新型軍機軍艦等。並不急於囤積數量。而是僅少量裝備部隊收集經驗教訓，專注力量改良研發下一代。這是落後一方趕超戰略最有效率的執行和實踐。所以，積累到今天，中國經濟體中優勢的就是這種兼有廣度和深度的“能力”。當前的貿易戰，即使能如願將中國的GDP增長率打下五個百分點，甚至讓中國明年GDP下降五個點。如此就真的觸及和傷害到中國的核心“生產能力”了嗎？或者就反過來提高了美國的產能？還是兩邊都不沾？
中國的趕超戰略，在開始有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蘇聯的。俄國的工業化開始得很早，可從“彼得大帝”算起。但一直沒有改變其在帝國主義中相對落後的地位。直到布爾什維克上台後，才開始走上極端的剝削農業，忽視輕工，重點發展重工業的道路。正是這十幾年的積累，才是二戰中蘇聯能夠打敗德國的關鍵。也給了其他國家模仿的信心。斯大林在戰後延續了這一戰略，服務於與美國爭霸。
中共卻從一開始就批評蘇聯的這個戰略，是不平衡和忽略人民生活的。但實際上中共的做法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中國起步晚而且更落後和貧窮。中共之所以要公開批評蘇聯，是因為不想服從蘇聯的安排。蘇聯試圖建立起一個“新殖民體係”通過經互會內的“國際分工”，來支持其國內能專注於最先進和核心的工業能力。中國不想做別人的“補充”，可中國沒有一個能做主的“國際分工”體係的支持，所以隻能靠自己，隻得謹慎地維持基本的平衡和全麵。
就在中國憋足了勁趕超時，赫魯曉夫上台改革了。在經濟方麵，主要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擴大集體農莊、農場自主權，進行工業、建築業管理改組，提倡利潤原則、強化物質刺激等等。蘇聯自身需要不需要改革是一碼事，但老大哥風向一變，對模仿者會是致命威脅。何況中共黨內崇蘇現象還很嚴重，動搖效果會被放大。
毛澤東從五三年始談要退居二線，五六年經濟工作已經全麵由劉周鄧主持，到六十年代初，政府工作已經由劉少奇全麵主持了。毛開始並不擔心。因為這個好高騖遠又要勒緊褲帶的戰略，雖然不一定能說服普通黨員，對全國人民也沒法實話實說，可在核心高層是講了又講，統一了思想，共同製定的。劉鄧還一直是衝鋒在前的主力幹將。可仿佛是呼應蘇聯，劉鄧主持的政府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動搖。劉連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話都敢講出來了。鄧小平也總在掰指頭，讓我辦一個市場急需的企業，三年就能收回成本，國家白賺一個廠，傻子才不幹呢。
毛澤東就是那個傻子。他認為，要堅持一個長期發展的全麵趕超戰略，除了要對外抵製國際強權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幹涉外，自己一定要能抵抗住眼前經濟利益的誘惑。當前階段應該是打基礎，填空白，發展自主能力，健全工業體係。那些沒有眼前效益的事，很多都是長期發展所必需補的課。過多考慮眼前效益，肯定會幹擾戰略實施。因為眼前效益是很誘人幾乎無法抵抗的，一旦開了頭，就會像滾雪球一樣把資金人力資源都吸引過去。收入水平也不能提高得太快，否則會倒逼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到竭力滿足眼前消費需求的方向來。
但是這個問題，沒法直接向全黨全國人民交待。既不能一直對官員說，鄧小平要給你們加工資，我不許；或者對老百姓說：劉少奇要讓你們吃肉，我需要你們繼續喝粥。所以，這個問題，隻能用政治鬥爭的方式，表達為“算經濟帳還是算政治帳”的鬥爭。以至於後來的極端表達式：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等，都是根植於這個戰略分歧“曲折表述”。毛把這總結為一句口號“反帝防修”，前一半講抵抗外來影響幹涉，包括蘇聯的轉向對中國的波及；後一半將要防止任何對這個趕超戰略的調整和動搖。
毛澤東思考為什麽會出這種“修正主義”的根源。和赫魯曉夫曾是斯大林激進政策的幹將一樣，劉少奇也曾是毛澤東最堅定的支持者。但他們不約而同地出現了改變基本戰略的實踐和動機。直接誘因是一致的，就是政府換屆了。斯大林是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勝利者和蘇聯從弱國成為世界霸權的領導者。毛澤東多年革命和戰爭，讓他在中共黨內，國民黨內，民主黨派，全國人民中建立起無與倫比的威望。但他們又將接班人們推到一個非常尷尬的地位。接班人沒有如此多的政治資本可供揮霍，必須從頭建立，從而急需收買民心。同樣，他們在政府和黨內沒有足夠的威信，處在和平時期，就必須用經濟手段收買官員。這還是上台伊始就必須兌現的好處，否則不但位置坐不穩，就連日常工作都難以進行下去。
毛澤東熟讀中國曆史，對此應該是一目了然的。過去皇帝麵臨死亡繼位的時候，總是把能幹的大臣該提拔的不急提拔，還找理由將核心高層都貶官回家。有德政也不實行，有弊政也不改正。一起留給太子即位後，用於收買人心官心。就是說，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搞些“修正主義”。因此，我嚴重懷疑七五年毛急急忙忙將等鄧小平貶官卻加以保護，是為繼任者儲備起來的。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繼任者和原來的領導人總是處在不同的境位，有不同的需求，一定會改變現有經濟利益分配格局的。人亡政息，是無法避免的客觀規律，或一個政治死局。無論選什麽樣的接班人，都無法避免；親兒子接班也沒兩樣。哪怕是自己下台後再上台一次，也得變著法否定以前的自己。
這種政府換領導人對長期戰略的危害是最大的。因為這種犧牲眼前的全麵趕超的發展戰略，前期都處於打基礎的積累階段，在人民生活上也欠了很多帳。所以相當於在儲蓄，將錢留在桌麵上沒花。繼任者很容易通過將政策作調整而輕易達到既改善了全民生活，又有錢收買核心支持者，是擋不住這個誘惑的。當然如果是前任沒有積累的情況，繼任者隻能通過收刮人民或變賣國有資產，來收買支持者。從表麵看這是獨裁政權的特有弊端，其實民主製度一樣有這個問題。隻不過民主製度很少有認真實行長期戰略的，一切以任期為界限。政策好處要在任期內能體現出來並最大程度地兌現掉。民主社會中也沒有領導人會把錢留在桌麵上給繼任者。繼任者隻好不斷尋找新來源去滿足支持者的索求，福利負擔就會失控，政策越來越短期化。
這個政治規律還造成繼任者必須否定前任的局麵，否定得越徹底收買效果越好：強調這些錢是我給你們找到的，不是你們以前儲蓄下來的。毛澤東麵臨戰略危機。他本來以為選擇一個最激進的戰略執行者作接班人，可以保證能把長期戰略堅持下去。但是看到蘇聯和中國的實際進展，發現還是繞不過這個規律。在他看來這個戰略已經到了關鍵時期，中途改變很可能前功盡棄。可任何接班人對此，都不得不有所改變，並不以個人意誌為轉移。而且可能會徹底改變從而達到否認前任的效果。所以他處在兩難的境地。似乎唯一能堅持這個戰略的途徑，就是不要再發生權力換手。但製度下他又不能不立接班人，隻好立了接班人後，再靠政治鬥爭一一否定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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