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早我們大院的發小都在談論李素文，因為群裏有人發了一個消息說：“從賣菜女工到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著名勞動模範李素文今晨在沈陽逝世，享年89歲！?其一生坎坷如過山車一般，曾風光無限但也受盡委屈和煎熬，這是時代的產物，一切皆為過眼雲煙，老人家一路走好！”
我小時候住的大院，緊鄰太原街，我們小時候都經常去坐落在太原街的圈樓的副食商場買菜，所以我的發小們都認識李素文，也都在她那買過菜，聽過她的勞模報告，從她那學到不少新鮮蔬菜的吃法。用佛家話說就是與她有緣。我們大院與她還有另一層緣分，即她的事跡是被我的同院發小，也是同學的小克的父親最先報道的。所以她的勞模事跡，我從小就耳熟能詳。當然，我與李素文還多了一點緣分。因為父親因工作關係與李素文熟悉，我小時候在父親那多次見過她，她帶我去食堂吃過飯，而且還幫我理過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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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後期，李素文被毛主席推薦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這大概是她最高光多時刻。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李素文當人大副委員長屬於業餘，不是專職的，不開人代會時她就回沈陽工作，有時還在各大副食商場賣菜。雖然當了人大副委員長，但她領的依然是營業員的工資，每月三十幾元。也因此，在北京大會堂她喝不起兩毛一杯的龍井茶。那時無論誰在人民大會堂開會都要自掏腰包喝茶，沒有免費的茶水，據說是毛主席和周總理定的規矩。李素文當時說，食堂一個肉菜才兩毛，我怎麽能喝得起兩毛一杯的茶呢。這個事後來周總理聽說了，於是決定給這些基層上來的低工資工農兵幹部一些生活補貼。堂堂人大副委員長，竟然喝不起大會堂供應的龍井，確實有點說不過去。
其實，李素文一開始並不願意去北京當人大副委員長，覺得自己能力不夠，動員了幾次她都不願意去，後來上級告訴她是毛主席讓她去的，這她才答應了。這就是她樸實的一麵。
像很多毛時代的勞模一樣，李素文也是個善良厚道的人。她樂觀熱情，兢兢業業，樂於助人。文革時看到武鬥被打死的學生她會流淚。開追悼會的時候別的人都慷慨激昂，高喊血債要用血來換，隻有她不喊口號隻落淚。這是我親眼所見。
其實她和雷鋒一樣，屬於那種感恩新社會的人。舊社會他們淪落在社會最底層，掙紮在死亡線上。新社會他們活的既有尊嚴又有歡樂，所以她就像我奶奶一樣，總是知足常樂的樣子。那時絕大多數勞模都是單位裏的好人和老實能幹的人。我下廠勞動時的班長就是廠勞模，小夥子不僅長得帥，幹起活來也是人人佩服的好手，而且人緣特別好。同班組的幾個年青女工都給她暗送秋波。：）
所以如何看待新舊社會是有著明顯的階級差異的。舊社會的老精英們會覺得舊社會活得滋潤舒服，而勞動人民則普遍喜歡新社會。就像陳丹青之所以粉民國，是因為他覺得民國的大教授們活的很自由，很有尊嚴。而普通勞動人民生活如何則不入他的法眼。
未完的歌網友一直逼問我毛時代和鄧時代我更喜歡哪一個。我對這種必須二選一的題目確實不知如何選，因為這要根據具體的事才能知道更喜歡哪一個。比如，在價值觀上，我更喜歡毛時代的尊重勞動者，尊重勞動的價值觀。那時的口號是，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貴賤，隻有分工不同。連淘糞工人時傳祥也成為勞模，受到毛主席接見。那時的勞動者活的有尊嚴，也不需要討薪，哪個廠長也不敢克扣工人工資，不像現在的打工人動不動就自殺式討薪。那時的人也比現在厚道。文革前有個電影叫《特快列車》，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我想善良的人沒有不喜歡當時那種集體主義的相互關心，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良好風氣。
那時的領導幹部也不像現在這樣獨斷專行，一手遮天，對下級和員工進行專政。文革後期我們大院曾住進過一個勞模領導尉鳳英，當時她是省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現在的副省長。可她一點架子沒有，總是一套工裝服，說話辦事都很低調。
當然，毛時代也有讓我很不喜歡的事。一是缺乏自由，不僅城裏工廠完全是計劃經濟，連農村生產大隊種什麽東西的自由都沒有；二是窮，在先生產後生活的指導方針下，那時可以說幾乎戶戶都是家徒四壁。吃穿用沒有不要票的。我母親說，活了一輩子就是現在日子過的最舒心了，再不用為吃穿發愁了。她還說，從來沒經曆過現在這麽物質豐富的時代。
如果依我個人厲害得失，我當然覺得鄧時代更好。因為沒有鄧小平，我也許上不了大學，或者紮根農村了，或者最好就是在工廠當工人。可現在經濟好了，人人都比以前富裕了，卻世風日下，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盛行，貧富差距巨大，階級固化嚴重。難道這就是經濟發展的必然代價？
而那些東北下崗工人和現在熬著九九六的打工者中，很多人覺得毛時代更好。那時雖然窮，但沒有現在這麽大壓力。我也理解這些人的想法。現在國內年青人興起一股學毛著的熱潮，原因就是這些生長在資本主義體係下的一代，感覺的更多的是壓迫和貧富差距帶來的痛感，而不是物質帶來的快感。
毛時代，鄧時代，都有好有壞，要說更喜歡哪一個，真的很難說清楚。因為這既有立場問題，也有價值觀和認識角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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