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共識到中國模式
《上海國資》:2005年前後，曾經出現過一個範圍不大的關於“北京共識”的討論；而最近這兩年，有關中國模式的討論則在國內外已有相當的發展，但經常有人批評，“新左派”總是在為中國做辯護。事實情況如何？
汪暉:2005年，美國《時代》周刊高級編輯喬舒亞·雷默來北京訪問時，崔之元曾請他到清華演講，王緝思和我做評論。雷默對中國的發展經驗提煉出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如設立經濟特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如處理台灣問題）以及循序漸進（如“摸著石頭過河”）、積聚能量和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如積累4000億美元外匯儲備）等特點，他認為中國關注經濟發展，但也注重社會變化，是一種尋求公正與高質量增長的發展思路。雷默未必不知道中國發展中的各種矛盾，他將這些特征歸納為“北京共識”，針對的是“華盛頓共識”的危機和全球經濟的總體狀況。換句話說，“北京共識”以中國為闡釋對象或資源，但並非單純關於中國的經驗性描述——迄今為止，任何一種經驗性描述都會引起爭議，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展現了不同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麵向。
2005年，無論是在美國，還是中國，都出現了針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就中國發展問題而言，是沿著新自由主義路線提出總結，還是尋找另一個解釋？雷默的論述產生於他在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的一篇調查論文，其中引用了很多人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我在美國出版的著作China’s new order。我在書中對中國上世紀90年代的許多現象給予了批評性的分析，指出中國的發展主義及其後果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關聯，但並不認為新自由主義可以解釋中國的全部發展。我的著眼點在於呈現問題、困境和危機，而雷默在引用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中國學者的論點時不可能不了解我們對現實過程的尖銳批評。作為一個觀察者，他將知識界的辯論及其對公共政策的影響本身同時視為中國經驗之一。他的目標是將中國改革中的一些經驗理論化，進而提供一種不同於華盛頓共識的規範目標。你也可以說這是用規範的方式對現實的批評。
不久，斯蒂格利茨來清華大學演講，又提出了“後華盛頓共識的共識”，同樣是崔之元組織的，我也在場。他一開頭就說，對於當前促進窮國的經濟發展而言，如果存在什麽共識的話，那就是“共識”根本不存在，因為華盛頓共識對於促進成功增長而言，既不是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他所謂的“後華盛頓共識的共識”，其實是以“華盛頓共識”的失敗為前提的，這個失敗集中表現在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過分信賴。從全球經濟的角度，他批評國際經濟組織一方麵創造了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另一方麵又把失敗政策強加給那些依靠它們提供政策建議和資金援助的發展中國家，因此，提出 “後華盛頓共識的共識”的目的之一，就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一種不同於“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思路。但“後華盛頓共識的共識”並不以某一個經濟體的表現為經驗根據，而“北京共識”與對“中國模式”的解釋相互糾纏，人們會從一些經驗的角度對其進行質疑，因而引發的爭議也就比較大。
無論是雷默還是斯蒂格利茨，都發現中國的經驗中包含了與“華盛頓共識”不同的地方，也認為中國的發展與其他一些地區，比如俄羅斯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形成了區別，其中國家與市場的關係是一個關鍵環節。“華盛頓共識”的市場化、私有化與金融穩定化等一般原則都不能解釋中國的發展。在中國的市場化過程中，國家始終保持對市場的幹預能力，沒有走“休克療法”的路子，也沒有像阿根廷那樣經曆大規模的金融動蕩。這裏需要澄清的是，兩位都沒有單純地為國家和政府的角色辯護，例如斯蒂格利茨就指出過政府失靈的現象。他們提出的是政策的靈活性和創新能力，而不是在市場與政府的二元選項中選擇國家。至於“新左派”，我已經反複提及，並不存在這樣一個統一的派別，被歸入“新左派”的知識分子對於中國經驗的解釋也各不相提同。也許可以說，“新左派”隻能通過對發展模式的批判性思考來加以界定，因為環境危機、貧富分化、三農問題、公平與壟斷等議題都是大家共同關心的。我們也普遍地懷疑市場原教旨主義，不承認中國改革隻有私有化——無論是土地的私有化還是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一種方式，但這與否定市場機製和不承認私人產權並不是一個意思。尋找製度創新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提出的。
事實上，就在“北京共識”和“後華盛頓共識的共識”提出的同時，體製內外都有人為新自由主義辯護。一位當時的財政部高級官員就曾明確斷言，遵循“華盛頓共識”是中國獲得發展的原因。這樣的說法有沒有道理？從某個角度說，有一定道理：從上世紀 90年代中後期到新世紀的前幾年，中國經濟領域的許多重大決策都帶有濃厚的新自由主義色彩，至今影響也沒有消失。
新自由主義可以作為中國房價泡沫、土地危機、對於美國的金融依賴、大規模的社會分化、三農危機、社會福利製度的瓦解、生態環境危機、民族區域的社會衝突等一係列問題的一種解釋。新自由主義創造泡沫、分化衝突和危機的能力不可低估，但真實的發展卻不能用新自由主義或華盛頓共識來加以解釋。在China’s New Order一書中，我解釋了90年代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問題，但與新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不同，我的判斷是批判性的。新自由主義者的側重點在於增長，但即便是中國的增長，也並不能用新自由主義本身來解釋，而必須將這一增長置於改革前期和前三十年所創造的曆史條件之上——甚至可以說是漫長的中國革命及其遺產之上——才能給予解釋。我們也應該考慮前現代時期中國社會積累的資源在這一轉變中的作用。換句話說，解釋中國的發展，即便隻考慮增長，也必須置於一係列曆史前提之上。
中國經驗的曆史前提
《上海國資》:您說的前提是指什麽，可否具體一點？
汪暉:關於這些前提，我在去年發表的《中國崛起的經驗及其麵臨的挑戰》一文中簡略地提到過。首先，中國深深地卷入了全球經濟體係，但仍然是一個主權經濟體。這種主權的強韌程度遠遠超過一般的發展中國家，與經曆了新自由主義浪潮的西方國家也不同。相對獨立的國民經濟和工業體係是其改革的前提，而國家調控經濟的能力又是與這一曆史傳統密切相關聯的。這一方麵能夠解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也能解釋中國在大規模的經濟危機中的表現。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原來被認為比較成功的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受到的衝擊比較大，而中國受到的衝擊相對較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很不同。與其用一般的規範性的框架來理解這個“主權”，不如立足於20世紀中國的曆史，其獨立自主的國家性格所形成的複雜的政治進程產物。
其次，中國的改革是從鄉村開始的，而農村改革的起點相對比較平等。無論是改革的起點，還是改革的內容，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多種經營和農產品價格調整為主要內容的早期農村改革與新自由主義毫無關係，它以降低城鄉差別和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為目的。在漫長的中國革命中，土地革命是最為核心的內容。盡管曆史上的土地改革和土地革命中曾經出現過度暴力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平等程度是第三世界國家中最高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鄉村出現了嚴重的危機，但這個危機並不是由於相對平等的土地關係造成的，而是城鄉關係不平等的深化引發的，是土地商品化達到新的規模的產物。但是，中國在社會主義時期積累的條件對後來的改革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一點是不可能否定的。
第三，因為教育的普及和農業的悠久曆史傳統，中國的勞動力質量相對比較高。喬萬尼·阿瑞吉曾提到過這一點，如果說中國的成功僅僅是因為廉價勞動力，那麽世界上勞動力比中國更廉價的地方還有很多，為什麽投資不是去那些地方，而是去了中國？
第四是國家的角色。一個能為改革提供合法性的國家，是改革運動獲得大眾支持的關鍵；一個能夠根據具體情況而靈活提出發展政策的國家，同樣也是發展所必不可少的環節。討論國家的問題不能不討論自主性，盡管後者並不限於國家層麵。世界上開放的經濟體很多，獲得持續增長的並不那麽多，就是因為缺乏自主的開放常常會引發經濟危機和社會崩潰。這是過去依附理論討論過的問題，就這一點而言，並沒有過時。自主不是與開放對立的，更不等同於封閉，相反，一個有自主性的社會才有可能是開放的。
應該說，上述四個條件，如今都已經發生了大轉變。金融資本的流動性和投機性更高，由它所帶動的全球化具有更大的風險，在金融體製和相關領域，舊的主權關係已經無法描述現實；資本與國家的關係複雜糾纏，不僅是腐敗現象，而且是在一係列重大政策（如結構調整)上,“政府失靈”的現象也意味著其自主性遇到了極大的挑戰;鄉村日益依附於城市,農民中的大量年輕群體逐漸成為新的工人階級。尤其需要探討的是開放條件下自主性的新形式,在資本或利益集團的力量日益龐大的時代,國家能否自主地製定公共政策,能否保證工人和農民作為社會主人的憲法地位,從某個角度說,這就是國家自主性的危機——執政黨受製於其他利益集團，它的政策就不是自主的。對GDP增長的過分追求與環境危機的關係、“效率優先於公平”與社會分化的關係、片麵發展與區域差距擴大的關係等等,都是解釋當代經濟危機時不可繞過去的問題,也是過去二十年辯論中常常涉及的問題,沒有一個不與自主性問題相關。難道能說討論自主性問題就是辯護性的嗎？
討論中國模式的現實意義
《上海國資》:可否這樣說，提出“北京共識”更多地是要打破“華盛頓共識”普遍性的神話，而“中國模式”或者說“中國道路”則是在創造一種新的普遍性？
汪暉:無論是討論“北京共識”、“後華盛頓共識的共識”,還是分析“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都不可避免地包含兩個方麵的工作,一方麵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因為無論在世界曆史範圍內，還是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較，這個成就是無法否認的;另一方麵，提出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矛盾和危機，因為先前的發展模式中包含著明顯的不可持續的因素和潛藏的風險。使用“道路”、“經驗”、“模式”或“共識”，意涵各有不同,即便同一用語，所指也未必一樣。我本人沒有使用“模式”這個概念,而更願意使用經驗或道路,主要是想做一點曆史性的回顧和理論分析,但在理論上,還不能完成對如此複雜的中國經驗的提煉。但我也不認為使用“模式”和“共識”等概念就等同於對一段經驗的精確描述或辯護。事實上,這些概念都是在舊模式發生危機的時刻出現的,因而也都致力於提供一個發展的方向。提出“共識”意味著提出未來的發展方向,爭論應該圍繞我們到底需要怎樣一種未來而展開
模式的價值不在於能否複製
《上海國資》: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中，最容易引發爭議的問題是中國模式能否複製，也是分歧最大的問題。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汪暉:“模式”這個概念是現代社會科學的產物，很容易讓人想到“複製”的問題。我自己更喜歡用經驗——經驗總是具體的、曆史的和獨特的，但同時也是可以借鑒的、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革命是獨特的，因而是普遍的；中國的改革也是獨特的，因而也具有普遍性。普遍性不是與獨特性相對立的，因而也不能用可否複製這樣的問題來檢驗。普遍性與借鑒、啟發等概念關係更多一點，後者總是以自主和創新為前提，而不是什麽複製。用“複製”這樣的標準來否定對“模式”的討論，其實是被“模式”這個概念的先天缺陷所牽引。沒有被挑明的前提不過是：美國的民主才是一種“模式”。但是，美國模式可以超出任何曆史條件而被“複製”嗎？如果不能“複製”，是不是就是說“美國模式”不存在普遍意義？
中國模式經驗的意義不在於它是否可複製，而在於它的獨特性。林春出版於2006年的英文著作《中國社會主義的轉型》明確地提出了“中國模式”這個說法，其導言的標題就是“中國模式的創造與再創造”。主流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比較優勢主要是廉價勞動力，但林春指出中國的比較優勢是在社會主義曆史經驗中積累起來的資源，比如相對而言比較齊全的工業體係、比較高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和中國革命的成果等等。她使用“中國模式的創造與再創造”也表示存在著不同的“中國模式”，革命時代、社會主義時期與改革過程存在著連續，也存在著對立或斷裂。正由於此，她並沒有完全認同現今的模式，而是帶著批判性的審視探尋中國的轉變和可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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