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個先進文明征服，是你的幸運而不是悲劇！（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了貿易、文明、福音）
前一篇談到歐洲清教徒對北美大陸的征服，造就了偉大的美國，讓人類幾次擺脫黑暗的美國；讓人類走向光明、奔向火星的美國。直到今天仍然是人類的燈塔之一，是各類各樣的獨裁者、狂妄自大的神經病的恐懼所在。
今天我們談談英法兩國如何打開中國，這個東方古老國度的大門，讓文明的曙光照進來，讓上帝的福音傳進來，讓這個自詡為天朝的國度擺脫幾千年黑暗的徘徊，逐漸與世界文明接軌的事情。
在鴉片戰爭之前，西方對中國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解讀，一種是“一個弱智、貪婪、自負和頑固等特點達到奇妙程度的民族。……這個奇特的民族一直奉行的政策，是把他們自己和屬於他們的一切都神秘地不可思議地封閉起來……表現出全麵的排外精神”。
但是在另外一些西方外交官和開拓者的眼中中國老百姓是這樣的：
“在這些勤勞的人民中，我常常看到的是他們彬彬有禮，或者說他們對受到的侮辱和粗魯無禮的對待很少有情緒化的反應，我從來沒有遇到過比他們更斯文和溫和的人民。他們盼望把他們從中國當局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告訴皇帝——接受這一點，要不就忍受它的不良後果 ！事情就這麽容易……我預料不會犧牲一個人，正義在我們這一邊……中國人十分想和我們做生意。假如充分了解英國商人在中國受到的冤屈，中國的民眾“沒準會盼望這樣一支軍隊的到來，來把他們從最專製的壓迫製度下解放出來……可以肯定，把他們抓在我們的手裏，是一個仁慈的行動，而且不是什麽難事”。
到底多少中國老百姓是第一類的，我想不少，否則不會發生義和團運動，殺洋人，除教民，觸發了在兩次鴉片戰爭之後的八國聯軍入侵中國了；但是第二類的中國人也不少，否則不會有在英軍攻打廣州城的時候，廣州老百姓簞食壺漿迎王師的情景發生，就沒有攻打北京、天津最英勇的“華勇營”（在延伸一下，就沒有了香港。香港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安置“華勇營”的官兵。），就沒有北京老百姓幫助八國聯軍扶梯子攻打北京城的現象。
19世紀下半葉，作為中國統治階級的清政府已經由盛轉衰。外有列強諸國的虎視眈眈，割地賠款條約連綿不斷；內有各地戰亂四起，太平軍已攻占半壁江山。
國情如此，可謂內憂外患，愛新覺羅氏隨時麵臨王朝崩潰的“曆史怪圈”。
可說來也奇怪，自打1860年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英法聯軍從北京撤出，重回紫禁城的清王室不僅在很快的時間裏平定內亂（太平天國叛亂。），還大興改革，一度甚至出現了中興的局麵來得以邁進新世紀。
大清得以續命半個多世紀最大的功勞者是誰？是號稱“裱糊匠”的李中堂，還是慈禧太後的鐵腕專製？亦或是外國列強？這其中有著諸多的因素，可以在曆史中探知一二。
首先我們來談經濟和政治，在中共的教科書裏，通常這樣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列強為了在中國傾銷鴉片，通過一二次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國門，致使中國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淪為外國列強生產原材料的基地，加重了中國老百姓受到的剝削和壓迫。”。
事實是不是這樣呢？英國是不是簡單地就為了傾銷鴉片呢？
按照當時清政府的觀念“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恩體恤。” 。當時清政府是同意和外夷進行通商的，但通商的方式就是隻設立廣州一個通商口岸（外商還不準進入廣州城。），外商的進出口買賣還必須通過官辦的十三行進行，而且進口關稅高達57%。就像改革開放之初的國有貿易公司一樣。
這樣的貿易方式英國生產的紡織品、呢絨、工業品根本無法以廉價的價格被中國老百姓接受。就像當初的德國大眾汽車桑塔納進入中國市場，大眾規定市場零售價為八萬人民幣，卻被中國官方加稅，以及人為定價為50萬人民幣的天價，如此怎麽會有大的銷量呢！
不過當時英國商人發現隻有一樣貨品受到中國市場歡迎，那就是鴉片（注意啊鴉片直到1971年才被英國政府列為毒品.）。在這之前一直是合法的商品、藥品，而且鴉片也是通過官辦的十三行進口的。
到底誰在消費鴉片？而且是官辦的商行經營。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清朝的中上層，官僚和八旗子弟，他們需要廉價的鴉片，他們每天無所事事，而且有資金消費這等商品，致使中國的白銀大量的流出國門。
於是出現了林則徐這個所謂清朝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人物，就是慫恿政府禁鴉片、銷毀鴉片，逮捕英國鴉片商人，觸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
那麽鴉片戰爭後中國對外貿易是怎樣的情形呢？按照中共教科書的描述，由於鴉片的合法經銷，清政府應該更加破敗不堪，更加虛弱。
事實恰恰是相反，戰後通商口岸增加使中國的對外貿易迅速上升。以中國的出口農產品茶和絲為例從1840年開始中國的茶和絲的出口量迅速增長。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萬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多萬斤；絲的出口由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0多包。
清政府並沒有由於鴉片的合法銷售，造成國庫更加空虛，反而是對英國的貿易繼續處於出超的地位。
在這裏必須提到一個人，大清朝第一位清官，他叫赫德，英國人，是第二任總稅務司。其在任的四十八年時間裏，總稅務司成了清朝所有政府機構中最廉潔的部門，認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跡之一”，當然也是最賺錢的。
清朝後期的海關被稱為總稅務司，最初是因為太平天國的影響，清朝無法掌控上海等地海關，於是便在1854年和英、法、美建立合作關係。由洋人來主持上海的稅收，當然了名義上還是清朝管理。最初其職權範圍僅限於上海，但幾年下來頗有成效，而且對於列強來說，是個撈錢的好地方，於是在列強的要求下。清政府便於1859年在上海設立總稅務司署，掌全國關稅行政及海關人員任免。
1961年，這個機構正式掛牌，而各口稅務司及海關高級職員，均由外國人擔任。首任總稅務司是英國人李泰國。自此，清朝海關，開啟了洋人時代。
你還別說，這個洋人主持下的大清海關，遠比清朝自己來要更加的有效率。
“稅鈔大有起色，按年比較，銀數倍增”
這一點我們可以用數據說明：總稅務司成立之前，清朝四大海關收入不足500萬兩；1865年，清朝海關稅收830萬兩；1875年清朝海關稅收1200萬兩。19世紀70年代末，清朝海關稅收更是達到3000萬兩，一度占到清政府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並且還是清政府最重要、最穩定、最可靠的收入來源。國家當時重要的發展項目，如修建船廠、兵工廠、鐵路等急需資金，均由海關提供。
在那個內外交困，國庫空虛的時代，洋人掌管下的清朝海關，成為了大清朝的經濟支柱。
晚清時期，貪腐成風，偌大的清王朝，海關年稅收不過幾百萬兩。
“每年不下六七萬兩，從前原係丁役私收入己”——兩廣總督蘇昌（1763上奏）
1852年，江南道監察禦史梁紹南上奏稱，經粵海關管轄的地域僅白糖冰糖每年就進口不下五六千萬斤，但在當時粵海關的記錄上，僅得一千五六百萬斤。
赫德在成為海關稅務司以後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必須時刻牢記，海關是中國衙門，而非外國機關。既然如此，我們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圍繞中國的利益開展工作，避免得罪中國，或引起中國人的反感！”
為了踐行他說的話，赫德上任之後，對海關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抓腐敗，抓貪汙，總稅務司和之前的大清海關儼然天差地別。其實赫德采取的辦法很簡單，無非就兩個：
第一，高薪養廉。
總稅務司的雇員是當時最令人羨慕的職業之一，其待遇極高。海關薪酬水平比清朝其他部門要高得多，高級職員一年能拿到9000兩白銀。
這些穩定且正當的收入，使得雇員們，不願意冒風險去貪汙。
第二，嚴查嚴辦。
如果說高薪養廉是讓雇員們不想貪，嚴查嚴辦則是讓其不敢貪。赫德在稅收的各個環節都建立起了嚴格的監督審查製度，讓職員互相製約，無機可乘。這是嚴查；而同時赫德對於那些違反製度的人，絕不姑息。
因為在海關的出色政績，赫德在清朝也是頗受重視，成為了當時的風雲人物之一。
1911年9月20日，赫德帶著對中國的深深依戀，在住所壽終正寢，虛齡77歲。為表彰赫德為大清作出的功績，清廷曾下詔授予其二等第一雙龍寶星勳章、正一品頂戴花翎、三代正一品封典，去世後又追封赫德為太子太保。此等殊榮，莫說是洋人，就是清朝重臣都很少獲得。在獲得清廷封賞之餘，英國政府也授予他聖邁克爾和聖喬治大十字最高級勳位爵士，國王後來又封他為男爵，英國外交部甚至多次聘請他出任駐中國、朝鮮大使。
以上赫德的事跡可以看出一個先進的文明對一個腐敗落後的文明的影響。
另外政治的影響：
一、收疆複域，漢臣崛起
不論是漢唐還是宋明，中國曆史上曾經鼎盛一時的封建帝國，在其統治末期無不王權旁落、佞臣橫行，但這些對於王朝壽命隻剩下幾十年的清政府來說卻是個例外。
1864年，清軍攻破天京，曾經令清王室如鯁在喉的太平天國就此覆滅。而在這長達13年的平亂過程中，為清廷立下不世之功的不再是當初隨努爾哈赤南征北戰的八旗鐵騎，而是曾國藩所組建的團練武裝—湘軍。
太平天國雖然被鎮壓下來了，但清廷的安穩日子並沒有到來。中亞軍事頭目阿古柏利用清朝中土內亂趁機盤踞新疆，建立“洪福汗國”，隨後沙俄又侵占伊犁。
在此危難之際，與曾國藩同為漢臣的左宗棠站了出來，他領軍西征，收複了烏魯木齊與南疆，而後更是抬棺上陣逼迫沙俄歸還了伊犁。
滿清自開國以來，漢臣一直備受壓製，但王朝晚期的危機讓統治者不得不重用有能力的漢臣。除了曾國藩與左宗棠外，大敗法軍的老將馮子才、洋務運動的李鴻章與張之洞等均構成了晚清的支柱。
二、同光中興
慈禧的掌權立刻消除了可能出現的王權旁落的不穩定因素。在行政方麵，她多次采納漢臣提出的意見，允許群臣批評實事、嚴賞罰以整頓吏治。
當然，這些事對於一些勤政的君主來說算是家常便飯。慈禧對於晚清最大的貢獻，莫過於對“洋務運動”的支持。
▲洋務運動，中國近代工業的萌芽
曆經兩次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內亂的清朝，民生凋零。
清朝大批的臣民開始從“天朝上國”的大夢中初醒，其中就有以李鴻章、張之洞等為代表的湘淮集團，也稱為“洋務派”。
但此時的朝堂之上仍有不少“頑固派”，他們反對西學，與洋務派相互攻擊，鬥爭十分激烈。然而慈禧明白，如今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要保持滿清的統治，唯有依靠擁有實力並得到列強賞識的洋務派。
得到慈禧支持的洋務派，在“求富”與“自強”的口號中開啟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除了建立諸如江南製造總局、金陵製造局等的近代軍工企業外，還創辦了新式學堂，使大批學子以官費的形式前往西方留學。
▲清政府向外派出的第一批留學生
另外，洋務派還購置了大批軍艦建立了北洋水師，並以軍事為配套大興民用工業。以1872年李鴻章創辦的輪船招商局為例，僅3年之期就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多萬兩的白銀。
此時正值同治與光緒兩個皇帝在位期間，太平天國、陝甘寧回亂被接連平定，內亂基本結束結束。列強也因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獲得的通商甜頭暫時同清廷達成“和解”，近代中國社會的市井民生開始逐步發展，是為“同光中興”。
英國大力支持洋務運動，協助洋務派創辦船政、郵政、鋼鐵廠、籌備近代海軍。這個時期，江南製造局製造出亞洲第一台蒸汽機、萬噸貨船，當時的中國並不是中共教科書描繪的連個洋釘都不能生產，而是亞洲第一工業強國和軍事強國。
我們講一個在大清滅亡前，巡洋艦隊的海圻艦完成了一次環球遠航，還前赴加勒比地區完成一次“炮艦外交”的故事。
1910年5月13日淩晨，墨西哥托雷翁城發生了叛亂。叛軍45000人和人數隻有800名的聯邦守軍展開激戰。隨著戰鬥的進行，聯邦軍寡不敵眾，最後在15日淩晨2~4點間，趁夜撤離托雷翁。
伴隨著叛軍進城的，還有奔湧而入的4000餘暴民，他們進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湧入華人商鋪集中的商業區，大肆洗劫和破壞商鋪，在大街上到處追殺華人，並搶奪他們身上值錢的東西。
殺紅了眼的暴民和叛軍湧入華墨銀行時，大屠殺達到高潮。暴民們首先衝進大廳，殺死好幾位銀行雇員。與此同時，一小隊墨西哥騎兵開到城郊，把那裏的華人菜農驅趕到附近的一個屠宰場，當場集體槍殺。
大屠殺從淩晨6時一直持續到下午4時，直到叛軍首領下令禁止屠殺為止。
在墨西哥暴民和叛軍的打劫下，不隻華人遭受損失，在墨投資經商的美國、德國、西班牙、阿拉伯、土耳其民眾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財產損失，但遠比華人的損失要少。
清政府得知這一駭人聽聞之事後，當即向墨西哥政府（叛軍獲勝，墨政府改組）提出抗議，並聘請國際調查員就屠殺慘案提出賠償要求。
清政府駐墨西哥代辦沈艾孫，向墨西哥政府提起交涉，要求懲辦凶手、撫恤死難者家屬，並保證保護華人並予以經濟賠償，之後沈艾孫提出了墨西哥政府賠償3000萬墨西哥銀元的數額，令其政府大驚。此外，他還往國內發送急電，請求派兵保護華人。
海圻艦在古巴停泊的幾天裏，清政府也向墨西哥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給出一個說法，美國也對大清表示支持。萬般無奈之下，墨西哥政府隻得答應清朝的要求，向清政府賠禮道歉並懲辦凶手，雙方也同步開展賠償數額洽談事宜。
這是大清朝的遠洋水師在大清朝滅亡之際，體現出最後一道榮光。所依靠的就是洋務運動創造的“船堅利炮”。
大清朝水師還有一次榮光，發生在我們的近鄰日本長崎港口。
1886年，在日本長崎維修的北洋水師，一度將艦炮褪掉炮衣，對準長崎，大有炮轟日本本土之勢。李鴻章也緊急召見日本駐天津領事波多野承五郎表示：隨時可以開戰。這句話後來被日本視作威脅，這也是大清國最後的硬氣
事件起因是清朝購買的四艘龐大的艦艇出現在長崎海域時，日本人內心產生了不小的震撼。他們大概在想，同樣被西方列強欺負，為何你們還能這麽秀？日本人的嫉妒心理非常明顯。
船艦進入船塢以後，艦上的水兵開始放假，好不容易到一趟日本，自然要上岸遊玩一番，順便購買一些紀念品。長崎港附近就是著名的新地唐人街，而唐人街旁邊又是日本九州最大的紅燈區——寄合町。
年輕人長期飄在海上難免空虛寂寞，於是8月13日晚，幾個年輕人喝大了，打壞了酒館的東西。由於語言不通，最後與老板吵了起來。
老板於是叫來了警察，當時幾個喝大了的軍大爺也沒把日本警察放在眼裏，雙方打了起來。日本一個警察被刺成重傷，他們抓捕了一個清軍水兵。
8月15日這天，大約300名水兵再次登岸。當天傍晚大部分人已經返回，僅有不足百人仍然在岸上喝酒遊玩。當晚，中日雙方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不過，這一次日本警察是有備而來，早就增加了當地的巡邏力量。衝突發生以後，水兵返回船艦的道路被切斷。當地的一些“居民”也帶著武器加入了戰鬥，有的甚至從二樓朝清朝水兵扔石頭。
而清朝水兵毫無防備，又沒有帶武器，加上人數上的劣勢，在衝突中吃了大虧。據事後調查，這次衝突清水兵5人死亡、6人重傷，38人輕傷；日本方麵2名巡警死亡，輕重傷員26人。
在國際秩序尚未健全之前，芝麻綠豆大點小事都能引發戰爭。這次事件導致北洋水師多人傷亡，自然非同小可。艦上的水兵得知消息後，群情激憤，褪去炮衣，將炮口對準長崎市區，做好了開戰準備。英國總查琅威理也建議對日宣戰，以武力解決此事。
但事情發生在日本本土，在協商過程中，日本為了顧及麵子扛住了李鴻章的威脅，始終不肯認錯。與清朝看不起日本一樣，日本人心中也瞧不起清朝。他們以“將來恐致失和”威脅。
越拖下去對清政府越不利，畢竟請律師是按天計費的，加上留在長崎的水兵的費用，都是一筆巨大的開支。最後駐日公使徐承祖失去了耐心，向李鴻章建議撤使斷交，準備武力解決。
其實那時候，隻要稍作武力準備日本人就會軟下去。但站在李鴻章的層麵來看，他雖然語氣強硬，但並不希望開戰。一是，當時中日有合作抗俄的可能，關係還不算壞，因為這點小事開戰不劃算。二是中法戰爭剛結束不久，清政府財政非常困難，難以支持軍事行動。
這時候英俄在遠東的衝突仍然存在，受威脅最大的還是日本。雖然日本許多官員仍然主張對中國強硬，但得罪中國對他們有害而無益。伊藤博文急於與中國聯合抗俄，力排眾議，主張和解。
後來由日本天皇親自主持會議商討此事，期間英法德居間調停。日本稍微讓步，同意德國駐日公使何理本的“傷多恤重”原則，以結束長崎事件。
最終，清日雙方協商一致：在撫恤金方麵，日本付給中國52500元，中國付給日本15500元；此外中國水兵在長崎的治療費用2700元由日本墊付。至於事後是否懲處引起事件的元凶，由各國自行決定，互不幹涉。
清政府損失了更多的士兵，但贏得了更多撫恤金，可以說是一次慘勝。但誰也未曾料到，這竟成了抗戰勝利前，中國在對日交涉上最後一次獲勝。
這兩件清朝遠洋水師的榮光，都是建立在“洋務運動”的基礎上的，是兩次鴉片戰爭帶來的。但是兩次“鴉片戰爭”不僅僅給大清朝帶來了“船堅炮利”，而且帶來上帝的福音，大批的天主教牧師進入中國內地，向當地的農民傳播西方的宗教文化，興辦學校，講授現代科學知識，生育知識，讓西方現代科學可以進入中國的課堂，使得中國科學文化教育提前了幾個世紀，可以和世界文明接軌。
上海、香港、威海、煙台、青島、濟南、武漢等通商口岸的建立，不僅僅是帶來先進的市政管理方式（那時候中國的城市連下水道沒有，是遍地屎尿的排泄場。），而是一場司法製度的啟迪，先進的配審團製度在租界的法庭實施，律師幫助辯護，這都讓落後腐敗的天朝開了天眼。
在偌大的清朝以及之後的民國曆史上，隻有租界才有相對公正的法律，以及法治。那時候的共產黨都要鑽進租界裏，躲避清朝政府和民國政府的追殺，因為隻有租界有法治。
同時興起的民間新聞報紙，開創了天朝的輿論風氣，讓洶洶民意可以直接上達天庭，那時候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至今中國也沒有。
不知不覺又寫了七千多子了，這裏的故事很多，不一一一展開了。
總之兩次鴉片戰爭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天窗，讓文明的曙光照射進來，讓大清朝能夠延續半個世紀。令人遺憾的是當時的列強沒有全麵殖民中國，致使今日的中國重新墮入幾千年夢魘般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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