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中國製訂一套統一的語言文字和相應的發音係統絕對是有必要的，但是每一個特定的人群都以自己的母語為驕傲，小時候讀《最後一課》時就為法國人誓死捍衛法語的精神所感動。
出於對本土文化和母語的愛戴，中國的南方人對於普通話的質疑也就不難理解。至於有人認為南方方言是小市民語言，北方話才是中國語言的正宗代表，甚至認為北京話就是普通話，這實在是極大的誤解乃至歧視。
所謂“普通話”，是一個民族的共同語。在現代社會裏，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個代表自己國家的語言。那麽“以北京話為基準音”的普通話是怎樣成為現行的標準語的呢？
首先，我們要弄清北京話的演變過程。
400多年前，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用羅馬拚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從中可以清楚的看出：當時的北京話有大量入聲字並且沒有zh、ch、sh等翹舌音。所以，當時的北京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也不是現在的普通話。其實，400年前的北京話是明朝的官話，而明朝的北京官話為當時屬於吳語的南京官話！
清朝定都北京後，南京官話仍然是清代官場和知識分子階層的主流官話。雍正年間，清設正音館，確立以北京官話為國語正音，北京官話的地位才得到提升。到清末民初，北京官話的地位超過南京官話，最終在北洋政府時期以北京話為基礎確立國語。作為漢語官方標準語的南京官話此時退出曆史舞台。
這裏所謂的北京官話實質上是滿族人說的漢語。滿人入關後，他們唯一不能征服的就是漢族的語言和文化。於是八旗子弟們開始了他們艱難的鸚鵡學舌般學習“外語”的曆程。
但是，對比漢語，滿語有它先天的不足，首先，滿語沒有入聲字，用滿語套學漢語的發音就出現了很多同音字。當時滿族人說的話是讓漢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腳漢語，但就是這種“洋涇浜”漢語卻成了清朝官員們的“共同語言”。滿式漢語，Mandarin，其中man就是滿族的意思。
由此可見，把普通話等同北京話，在100多年以前可能還有一半正確，但是在今天還這樣認為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北京話”這個概念變了，今天北京人說的北京話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北京話”了。當年，滿清的統治者道光、慈禧等就已經能說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真正的普通話之父是北京內城的滿清皇親貴族。
所以，400年前中國沒有人說現在這種“普通話”。現在的普通話是滿人的專用漢語。
難怪有人說：把普通話納入漢語的範疇都有些牽強附會，更可悲的是，日本繼承了唐朝文化，韓國繼承了明朝文化，現在的中國人卻是韃靼（滿人）文化的後代。
據說，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後，首屆國會中曾有人提議廣州話為國語；當時來自廣東的國會議員剛好過半數，通過這一法案似乎不成問題。不過，身為廣東人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為了顧全革命大局，勸說粵籍議員放棄以粵語為國語。結果，北京話以一票之差壓倒廣州話成為國語，至今仍讓一些廣州人遺憾不已。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漢語拚音方案，1955年—1957年進行文字改革期間收到各種漢語拚音方案1600多個，最後決定采用拉丁字母作為漢語拚音的符號係統，以便於國際間的交流和合作。1958年2月11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公布漢語拚音方案。
漢語拚音方案進一步鞏固了普通話作為“國語”的地位。奇怪的是，參與漢語拚音方案及其前身製定的絕大多數是南方人，這雖然和江浙在全國的文化比重是一致的，但是漢語拚音卻沒有一點吳語發音的痕跡，不能不是一個遺憾。
拚音方案委員會由如下人員組成：吳玉章（四川自貢人）、胡愈之（浙江上虞人）、韋愨（年廣東香山縣）、丁西林（江蘇泰興人）、林漢達（浙江鎮海人）、羅常培（北京人)）、陸誌韋（浙江吳興人）、黎錦熙（湖南湘潭人）、王力（廣西博白人）、倪海曙（上海市人）、葉籟士（江蘇省吳縣人）、周有光（江蘇常州人）。
有趣的是，這些人當中許多並不是研究語言的，如丁西林是物理學家，林漢達是曆史學家，陸誌韋是心理學家，經濟學家周有光更是被冠以“漢語拚音之父”的美譽。
正是這些半路出家的南方學者製訂了漢語拚音方案，於是全中國的人也不得不向滿人那樣卷著舌頭說話了。
不普通的普通話，令人遺憾的普通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