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翠燭（22）

來源: 立於 2021-08-28 15:45:41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27793 bytes)

本來蘇小小一直是相當默默無聞的。她的名字僅在南朝徐陵編撰的《玉台新詠》中出現過一次，《玉台新詠》中錄有一首《錢塘蘇小小歌》。之後，她便在中國曆史中沉寂了二百餘年。直到唐代韓翃在《送王少府歸杭州》的詩中才又一次提到了蘇小小，“吳郡陸機稱地主，錢塘蘇小是鄉親。”從此，蘇小小就從曆史黑暗的風塵中複活了。後來，到了清朝，那個“放鶴去尋三島客”的大才子袁枚將“錢塘蘇小是鄉親”刻了一枚私章隨身攜帶。《隨園詩話》還記載一段趣聞，說當年一位尚書慕名向他討要詩集，袁枚一時興起將這枚章蓋在書上，結果大人不解風情，覺得有辱身份，竟非常不悅。袁枚隻好賠罪，不想尚書抱怨起來竟沒完沒了，袁枚畢竟是一風流才子而非官場政客，他一下子不高興便當眾告訴尚書大人，說你雖官居一品，蘇小小地位卑賤，但恐怕百年之後，人們隻知道蘇小小，而不知道有你這個尚書大人呢。後來果真如此。

不過，真正讓蘇小小成為偶像的還是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因為是他信口開河八卦了一下，說蘇小小是妓女。結果就不得了了。因為，中國曆史上的妓女都是光彩奪目最耀眼的女性，而蘇小小便成為其中最清純飄逸的一個了。

可能是在任杭州刺史的日子裏，白居易發現了蘇小小，隨後就迷戀上了她。在恍惚的喜悅之中，他把蘇小小當成了妓女。《餘杭形勝》詩白居易寫道：“夢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蘇”，並自作解人注曰：“蘇小小，本錢塘妓人也。”

唐高祖武德年間（618年－626年）始設教坊，時稱內教坊，屬太常寺管理。武後年間，一度改稱雲韶府。中宗時又恢複舊稱，開元二年增設外教坊四處，二在洛陽，二在長安，並使教坊直接由宮廷派教坊使、教坊副使領導，不再受太常寺管理。教坊為管理負責宮庭中演出歌舞、散樂等的藝人，即藝伎，有男有女，分不同等級，一般女藝人稱“官人”，較高等稱“內人”或“前頭人”，招募的女性要學習各種樂器包括琵琶、箏、箜篌等樂器，被稱作搊彈家。唐朝太樂署、鼓吹署等以演奏儀式雅樂為主，教坊藝伎演奏的是較為民間的娛樂音樂。而在民間的妓女平日也主要是陪同男性訪者聚會宴樂，聊天，彈唱，甚至作詩唱和，並不是專門提供性服務，這和今天很不相同。不過，白居易的注釋實際上是毫無依據純屬造謠。

“杭州蘇小小，人道最夭斜。”在杭州時的白居易對於蘇小小好像陷入了一場幻覺之中。

一些人認為中國曆史上妓女起源於女巫。在上古存在一個巫娼時代。最早妓女的記載見於人類最早的史詩《吉爾伽美什》，當時的妓女是在神廟中為神服務，所以又叫神妓。後來的巴比倫王朝保留了這一習俗。直到公元前5世紀希臘的曆史學家希羅多德還在他的那本著名的《曆史》裏記錄了巴比倫神殿的妓女：“每一個當地的婦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須去神殿裏，坐在那裏，將她的身體交給一個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個男人將銀幣投在她的裙上，將她帶出與他同臥，否則她不準回家，女人沒有選擇的權利，她一定要和第一個投給她錢的男人一同睡去。當她和他共臥，盡到了她對女神的職責後，她就可以回家。”從希羅多德的描述來看這更類似於女性的一種成人禮儀式。然而，甲骨文中有許多關於商殷時代巫事的記載，卻並沒有巫娼的記述。中國人在宗教感上比較獨特。中國曆史是否存在一個巫娼時代是值得懷疑的。

關於中國曆史最早妓女的文字記載，主要見於幾處：一是《史記·匈奴列傳》記載的“夏桀蓄女樂、倡優。”這些女性主要更多是從事歌舞樂劇的表演；一是《吳越春秋》記載："越王勾踐輸有過寡婦於山上。使士之尤思者遊之，以娛其意。”她們就是後來的營妓，安慰婦；一是《戰國策·東周策》記載的“齊桓公宮中女市七，女閭七百”。這就都屬於後世通過交易購買性服務。女市，屬於國家妓院，女閭屬於民間妓院。

總之，在中國藝妓與妓女的區分不是很明確。

妓女的本質是人類性與生殖的一種人為的分離。它是性欲的工具化。

由此可見在最早的時候就有兩種不同性質的妓女。一是伴隨暴力和國家製度的產生而產生的，一是伴隨交易和市場而產生的。暴力與交易，國家與市場，一直就是人類發展的兩條重要的途徑，同時並存，相互促進，又相互競爭排斥。從《史記》記載中可知，到戰國時就已經有了民間的妓女。當然，是否在更早的時候中國就已經有了民間自發的妓女是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

如果在上古有民間的妓女存在，那麽很可能在上古的詩歌中有所反應。可惜孔子當年收集有3000首詩，最後隻留下了300首。我們不知道什麽樣的詩被他刪去了。這真是可惜。但我們這裏不妨從妓女的角度，假如那時有妓女，來闡述詩經中的一首詩。

女曰雞鳴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雁。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禦，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女曰雞鳴》是《詩經》鄭風中的一首詩。“鄭衛之聲”。朱熹對整個鄭風可謂深惡痛疾，唯獨對這首詩是高度讚揚是完全肯定的。所謂雞鳴即起，以警衛其夫。首先，該詩以“女曰雞鳴，士曰昧旦”起：

女的說：雞叫了。
男的說：還沒叫呢。

這似乎是應該在床上，睡得朦朦朧朧的醒來。天已經蒙蒙亮。但是然後的詩文就非常奇怪了：

那個女的突然一抬手指向還沒有亮的天空，說：你快看。

於是，兩個人看到了還沒有亮的天空中竟然星光燦爛。然後呢，就更奇怪了：“將翱將翔，弋鳧與雁”，我手頭的這本《詩經》是這樣解釋的，大意是說：

這時有鳥兒飛過天空，然後那個男的突然說來射隻鴨子、大雁給你嚐嚐，然後，我想應該是那個男的去取了弓箭，狂奔著去追逐鳥兒去了。

接下來的這一句，我的這本書的解釋是：“射中鴨雁拿回家，做成菜肴味道香。”首先，這樣的翻譯的文字真的不是詩。其次，這個男的要多久才能回來。天還沒有亮呢，就去追獵大雁。那奔跑的能力就不討論了。而最後，這大早晨的又是打鴨子，又是大雁的，大吃大喝。這過的是什麽日子啊。

所以，曆代學者對於這首詩的理解都出現困難，可誰也不說理解不了。

《毛詩序》謂：“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方玉潤《詩經原始》說：“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

現代錢鍾書似乎也發現這首詩的問題，在《管錐編》中曾嚐試進行了一下合理化：“‘子興視夜’二句皆士答女之言；女謂雞已叫旦，士謂尚未曙，命女觀明星在天便知。”但這個解釋仍然沒有解開疑團。

而後麵的詩文就更不好理解了。

那麽，這裏讓我們假定這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一次貴族或者官員的夜晚宿妓的記錄，來解釋一下這首詩：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那天，晚上男的來和女的過夜。淩晨，女的問：我聽見雞叫，天要亮了？（那時，男人就要走了。）男的說：天還沒有亮呢。

《齊風·雞鳴》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當時雞鳴官員就要上朝了。在雞鳴前的昧旦就走，可能是要趕著上朝。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那個女人看到他興致很好，昨夜滿足了，他現在下了床，去看夜晚的天空，他說：夜晚的星星很亮，星光燦爛。

“將翱將翔，弋鳧與雁。”

她想象著，自己和那個男人像天空中鳥兒和大雁一樣，比翼齊飛，自由翱翔。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禦，莫不靜好。”

她想到，昨天他來時帶來了珍貴食物送給她。或許剛打獵來的肉食，小鮮肉！先秦吃肉不容易。可能本來是他想晾幹了拿去給孔子做學費。結成為嫖資了。女的說太好了。你對我真好。她燒給他吃，吃飯時她告訴他：她喜歡他。她說想能一起白頭偕老。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她知道他要來時，準備了一塊佩玉，她知道他對她好，她要把佩玉送給他，以玉向他詢問，以玉報答他。她希望自己能像那塊佩玉時時在他的身邊。。

《開元遺事》載：長安名妓劉國容與進士郭昭述相愛，後來郭得升遷，與國容分別。詰旦赴任，行至鹹陽，國容使一女仆追至，送來短書一封：“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憐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成疾，再期後會，以冀齊眉。”

注意劉國容所說的：“以冀齊眉”，和“恨雞聲之斷愛”。與女曰雞鳴的心情的相似。

劉真是很有才華。不知道進士郭昭同誌看了有何感想。恐怕打消不了還要繼續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公仆的念頭。中國的男人都是先做官後作愛，為了做官可以放棄做愛。所以，做作的很。

雞聲斷愛，遂成長安之佳話，女曰雞鳴，實開遠古之先聲。

需要注意的是，上古時女子未嫁稱女，男子未娶稱士。《易·大過》有“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及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國語》有：“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列子》有：“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以及《荀子》：“婦人莫不顧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顧得以為士”。這樣“女曰雞鳴，士曰昧旦”中的“女”與“士”是否是夫妻就很值得疑問了。士，在古代似乎從來不指丈夫。

“因君成疾”，多癡情的女子。而孔子在整理《詩經》時把他不喜歡都刪掉了。於是，我們現在再也不知道當初上古時我們的先人在那些詩歌裏都寫了些什麽，他們都是怎麽寫的，是什麽讓孔子不喜歡他們寫的那些詩的。“恨雞聲之斷愛。”

公元前645年，管仲在齊國由國家設辦妓院，“女閭”。

管仲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天才的政治家，在他的治理下齊國得到空前的繁榮和強大，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中的一個霸主。管仲辦國家妓院的目的是為了增加稅收，吸引各國人才，滿足國內男性的性需求。

管仲今天既廣為人知，同時又很大程度上被眾人忽略。人們知道管仲主要是因為他射了那個傳奇人物齊恒公小白的一箭，以及他和鮑叔牙間的友誼。後世所說的管鮑之交，就是來源於他倆。

有趣的是，管仲是一個經濟天才。他甚至有可能是猶太人。因為他非常善於經商，會賺錢，重視經濟。而且，管仲還是經濟戰的始祖。而且，是最早運用低價戰略的政治家。今天made in China的廉價策略，就是管仲當年最早使用，並且已經被他玩的出神入化，搞殘了一個又一個國家。所以，廉價是無敵的。

話說，當年魯國很盛大，它生產一種細白的絹布“魯縞”，以薄聞名，“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說的就是這種絹布。管仲建議齊桓公和眾大臣帶頭穿用魯縞做的衣服，在齊國掀起一股穿魯縞的時尚。所以，管仲還是時尚業的先驅。接著他又下令，禁止齊國人織縞，所有布料全部從魯國進口。如此一來，魯縞開始供不應求，價格上漲。魯國百姓見織縞有利可圖，就放棄農桑，全民織縞。這就像今天美國把製造業都放棄了一樣。而這還不夠，管仲再下猛藥。他對販賣魯縞的魯國商人施以重獎。於是終於把魯國搞的狂熱了，掀起“織縞潮”，而田地全被撂荒。一個國家一旦狂熱就會出問題。這時，管仲突然下令，停止進口魯縞。世界最早的經濟戰爆發了。魯國經濟崩潰，魯縞大量積壓，糧食極度短缺，價格飛漲，隻好向齊國購糧，而管仲又抬高糧價。魯國經濟雪上加霜，隻能屈從於齊國。

管仲又把瞄準了楚國。楚國強大，是齊國稱霸最大的威脅。管仲建議齊桓公養鹿，並從楚國大量高價收購，同時，以低價出售糧食。又來了。於是，楚人紛紛進山獵鹿，良田大量荒蕪。等到時機成熟時，管仲禁止糧食出口，同時禁止養鹿。這樣一來，楚國糧食告急，糧價飆升，楚人無錢買糧。管仲又將糧食運到南部楚國邊境低價販賣，楚人紛紛逃奔齊國。公元前656年，齊桓公帥齊、宋、陳、衛等八國聯軍陳兵楚境，楚國士兵無心戀戰，楚王隻好在召陵與齊國媾和。這便是史上著名的“召陵之盟”。

可見管子的思想和後世儒家的思思想不同。所以，孔子小管仲的這個典出《論語·八佾》：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而司馬遷在《史記》中說：“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戰國策》記載的管仲開辦國家大妓院的真實性有待證實。不過，在記載的中國開辦國家妓院之後50年，古希臘城邦的著名政治家梭倫也在所進行的政治改革的過程中，創建了國家妓院。這實在具有深遠的意義。

這是人類的自然的性關係被納入社會的性關係的規範的過程，而社會對於個人性關係的規定就是對社會性質的確定和社會的構建的一個重要步驟，是國家社會對於個人性生活的調控。不應該脫離曆史的發展，簡單的在今天把妓女的產生看成男性對於女性的殘酷的壓迫和剝削。誠然，國家妓院的出現是男性主導的國家把女性的身體作為一種工具來達到國家的目的。但同樣在男性主導的國家中，士兵的出現不也是把男性的身體和生命作為一種工具為國家服務嗎。國家出現後，人就由基因傳播的工具衍生出國家意誌的工具。人是創造工具的動物，在人創造的工具中，有一種最強力的工具就是人自身，它既包括女人也包括男人。

北宋王安石變法推出的一係列變法政策中就有一項，讓妓女在酒店以身體招攬顧客以促進市場經濟。曾國藩為了促進揚州的經濟則興建青樓的辦法。那麽，在這時不僅妓女成了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工具，那些被吸引來的嫖客同樣也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工具。直到今天，人仍然是國家和市場的工具。今天世界各國都想盡辦法促進消費，而根本目的是讓人沉嗜於消費以促進生產，發展國家經濟。

由酒再回說到雨。

進入農耕文明後，人類的性就逐漸變成一種社會工具。中國的遠古時期，女巫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祈雨。

中國古人一直以取類比象為重要的思維方式，認為下雨的過程與性交有關。

《老子》中有“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的說法。所以，才有後來宋玉的巫山雲雨。而這又導致一種想象，認為性交可以祈雨以及女性可以祈雨。所以，到漢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求雨》中記載，求雨的關鍵在於“令吏民夫婦皆偶處”，以及為了求雨“可令吏妻各往視其夫，到雨為止。”這是中國最早的計劃性交。

後世還形成以女性祈雨的習俗，唐代《相雨書》中也說“凡少年婦女，仰天大號，泣不語，則雨降。祈晴：大潦欲止者，使三寡婦、七孤兒，持搗米杵。孤兒仰天號，則雨立時而止也。”這裏並不特需妓女，關鍵是女性。

另外，在遠古的農耕時代，還很可能在豐收的慶典上還會發生的公共性的性活動。《周禮》中提到的“女酒，女舂抭，奚以下千人而弱”，可能就與此有關。總之，人類的文化形成，社會形成之後，性開始衍生出非生殖的功能。

如果管仲在曆史上第一次興辦了國家妓院，但一個合理的推斷是在此之前一定已經存在民間自然發生的交易性的性行為流行過。而且這類活動很有可能詩經中就有所記載，但被孔子在整理過程中刪除了。

現存最早關於民間妓女的記載是《史記·貨殖列傳》鄭姬，“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裏，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從太史公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趙女已經頗有商業催生出的商業道德，服務不擇老少，（歲月如漏，現在讀到這樣的文字，不禁都有些感動了。不過，市場中的愛多是一種移情，）而且還“出不遠千裏”。如果說當年的齊國是春秋時期的阿姆斯特丹，那麽趙女的“不遠千裏”可能就是世界最早的跨國色情服務了。

太曆公短短的記錄中透露出一些重要的信息。首先，趙女是自由的。其次，趙女做妓女很可能並非是為了脫貧，而是“奔富厚也”。這其實和今天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人為消滅了妓女這個行業，但改革開放不久，當人在社會中重新獲得一定的自由後，妓女有迅速的自發的產生，是十分相似的。在今天妓女同樣絕不僅僅是因為貧困，而更多的是希望能夠更快、更多的賺錢。妓女和性奴是不一樣的。妓女是自由人之間的一種交易的結果，它是供求關係催生的必然。今天那些從事權色交易、錢色交易的上層精英的女性們，一樣是妓女，她們就更談不上貧窮，隻不過是為了謀取更多的財富。

從一個方麵來看妓女的產生就是，國家對於人的奴役。早在春秋時中國就出現了慰安婦的製度。《吳越春秋》記載："越王勾踐輸有過寡婦於山上。使士之尤思者遊之，以娛其意。”《越絕書》則說：“獨婦山者，勾踐將伐吳，徒寡婦致獨山上，以為死士，未得專一也。去縣四十裏，後說之者，蓋勾踐所以遊軍士也。”到漢，變成製度化的營妓。和遠古貴族蓄養的“女樂”一樣，它們都是一種性奴，嚴格來說已經不能算是妓女的範圍了。

到了隋朝，隋楊廣設置十二教坊，由國家培養宮妓。這些女性應該稱為伎，嚴格意義上來說，屬於藝妓，也屬於官奴，不是妓女。從客觀角度觀察，這是中國對於女性的最早的社會化專業化的教育與培養。到唐朝，唐明皇在禁中開設梨園。《新唐書·禮樂誌》載：“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可見當時的精選出的官妓接受的是皇帝親自的教育。在這之後，上行下效，各級地方政府開始形成了地方性的官妓製度。清龔定庵《京師樂籍說》說：“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於其京師及其通都大邑，必有樂籍，論世者多忽而不察。” 而且，民間的妓女也開始重視素質的培養。這種培養對於女性素質的提高有積極意義的。

中國曆史上留下許多光彩照人的妓女形象。而在整個中國的曆史上，留下姓名的女性也多半不是皇室的婦女，即是妓女了。同時，這樣一來逐漸形成了中國的妓文化，形成士人與妓女的一種特殊關係。

中國古代婚姻為家長包辦，夫妻關係是外界強製型的，並沒有感情基礎。同時，家庭中的夫妻關係要嚴格遵守封建禮教的等級倫理，丈夫也不能與妻子共同參加社會活動。因此，男人在社會中接觸到的女性主要就是妓女。妓女也因此成為平衡和補充男性世界的重要因素。在隋唐之後許多社會活動中都常規的要有妓女參與。因此，妓女在古代社會中承擔多種功能：既可以是社會活動中的歌舞表演者，也可以構成某種儀式的一部分；還可以是與士人成為好友，相互聚飲聊天；其中有些會發展成為戀人，這時往往才伴隨有性關係。

然而唐朝似乎士人與妓女交往並不是以性交為首要目的。這一點與後來的簡單付費性交的交易非常不同。所以，隻有理解了這樣的曆史環境，才可以理解為什麽白居易會把蘇小小自然而然的一下子想象成為妓女。就像我們今天讀到妓女，不會首先想到妓女與嫖客坐在一起為嫖客背誦海子的詩歌一樣。然而這樣的情景在唐朝士人與妓女的相處中是經常發生的。這些都是時光的變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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