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初一的事兒，反推，應該是1973-1974年。
因為事涉“班主任”老師，把背景稍微交代一下。
本老漢從小學至中學一共有過五位“班主任”，小學三位初中兩位，全女性。小學的三位都是語文老師，初中的第一位是數學老師，就是事發時的這位，後來去生孩子，換上來的一位又是語文老師。
這位數學老師姓張，“老三屆”的，好像是高中生（不很確切），文革中下鄉了，後來去一個“師專”做“工農兵學員”，再然後就是我的初中數學老師了。圓臉，黑黑的，戴著一副深度的厚黑邊眼鏡。現在還能想起張老師的樣子。
“案犯”呢，是班上一位同學，姓孫（不是小學籃球隊的那位）。當時，初中已經有了夠“標準”的“流氓”。“標準”嗎，就是跟人打架有傷人的“膽量”。我的班上有兩位，這位孫姓同學不是這種“流氓”。不過他經常跟那兩位夠“標準”的“流氓”混，算“編外”吧。
班上的“流氓”，就算是編外的，也會和老師有矛盾。曆來如此。
張老師不喜歡孫同學，孫同學也不喜歡張老師。不在話下。
然後孫同學畫了一張“畫”，兩個“人”，一“男”一“女”，在“做性事”。“畫”好後，在班內傳來傳去。說是“畫”，現在想想與你去美國的一個“遙遠加油站”的廁所牆上那類塗鴉差不多，激素飽滿，下筆抽筋。隻能算“泡撓”品的“思想犯”，沒有現行效果。
但是……
孫同學做了一件“自我嚴打”的蠢事。在那個該是“女”的形狀的塗鴉邊上，注上了“張老師”的“解說”。“泡撓”不足，“行凶”幻成。
班內傳，課下傳課上也傳。一不小心，被張老師發現，繳獲。
得，代之大條了（台灣方言）。
可能因為那個“張老師”的“解說”，“畫”被上交，然後弄“政工”的介入了。班上全體男同學被要求單獨去“辦公室”問話。本老漢也被“辦公室”過。問話大至如下：
“這張‘畫’見過嗎？”
“知道是誰‘畫’的嗎？”
“你參與‘畫’了嗎？”（和廁所牆上塗鴉一樣，該“畫”在被傳的過程中有些“附加值”）
孫同學很快被“驗明正身”。
在班上消失了一陣（幾周？不記得詳細了）。
但是，最後沒被“公安”。孫同學又回來了。再過了一陣子，孫同學轉學去了別的學校。
後注：傳說是，孫同學沒被“公安”是他爹的本事。他爹是“基層幹部”。文革中，如果基層的層是關鍵層，比如能管到幾張自行車票什麽的，是很牛的“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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