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表示，少子化問題，將製約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人口危機將是中國最大的問題。
最近，西方媒體、國際組織、中國學界與政界不約而同地刊文報道同一個中國社會政治現象：中國將在今後數年內陷入人口負增長 陷阱。這或許會成為中國崛起的超級黑天鵝。
世界銀行估計，中國將在2029年開始人口負增長 。中國社科院研究顯示，人口將從2027年開始收縮，幾十年後，人口數量會降至7到8億。聯合國的預測方案更是悲觀，認為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將跌破10億至6.13億。還有專家說，人口負增長可能會提早出現在2025年，甚至更早。不管這些預測方案的準確性如何，中國人口問題構成嚴重危機，已成無可爭辯的事實。
中國政府在強製實施長達30餘年的一胎化政策 之後，終於在2015年決定開放第二胎。當時的人口專家預測，在未來四年（2016-2019）內，出生人口會達到3540萬、4995萬、4025萬、3540萬。但事實證明，這些預測嚴重失誤。2016年的出生人口隻達到1786萬，接著就持續走低。以2017年為基準，2018年就下降200萬人；2019年再降58萬人，隻有1465萬人，出生率僅千分之10.48；預計到2030年，出生人口將再降到1100萬人以下。
中國自2016年全麵開放二胎以來，不但沒有帶來生育高峰，出生人口反而逐年下降。這對於那些拍著胸脯打著保票的中國衛計委官員和人口專家來說，實在尷尬！他們說“中國不缺人口，而且未來一百年都不缺”。他們譏諷，那些關於中國人口雪崩式減少的說法是天大的笑話。可是，現在他們笑不出來了。他們忙著轉變立場，為自己過去打的保票提供所謂符合曆史變化的解釋。在這些正在轉變或已經轉變的觀點和立場中，有幾個變化特別值得關注。
首先，官方過去從來不承認，中國人口紅利 已經消失，但現在卻罕見地承認了。前中國工信部長、現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苗圩去年11月14日承認，中國已經走出了“人口利期”。“人口紅利期”指的是，上世紀70到80年代，15至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65%左右，形成了花錢人口少，賺錢人口多的“生產性”勞動結構。而這一波人口紅利與改革開放重合，推動了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但是40年之後，“紅利”變成了“負債”。本來中國“人口紅利期”已經衰退甚至消失的說法，早在學者、媒體及民眾中討論的沸沸揚揚，但中共官方一直不願公開承認。苗圩反倒成了鮮見的承認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的中國高官。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變化是，人口學界的著名保守派學者放棄了曾堅守的控製人口的保守立場，主張全麵自主生育。其代表人物就是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作為中國人口學界權威，他曾到中南海給政治局委員們講解人口形勢，其觀點經常與國家計劃生育部門相呼應，曾被認為是人口政策的“官方路線圖”或者是人口政策改革的保守派。但是在去年12月，翟振武的立場發生了大轉變，他從2013年反對二胎化政策到2020年主張在“十四五”期間全麵自主生育，引起了外界的驚詫與議論。經常挑戰翟振武的梁建章直接著文問：“現在連翟振武都支持全麵放開生育了？”
這裏的問題是，為什麽中國高官最後不得不承認中國人口紅利 消失了？為什麽保守的人口學者終於放棄了堅守三、四十年的控製人口立場？他們的政策和立場轉變顯然指向一個異常嚴峻的事實，中國人口問題的確出現了嚴重危機，而這個危機並沒有因為二胎化政策的推廣而得到絲毫緩解。
在中國人口問題上，政府和人口學權威的立場出現了前後180度的立場大轉彎。這顯示了中國人口問題的異常嚴重性。其嚴重性突出表現在，中國麵臨著嚴重的低生育率 或負增長陷阱。
中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已經低於警戒線，這點幾成官學兩界的共識。總和生育率，指的是每個婦女在育齡期間（15-49歲）生育的子女總數，是衡量人口發展趨勢的重要指標。人口學界公認，總和生育率至少要達到2.1，才能保持上下兩代之間人口的基本平穩，達到正常的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學界還認為，1.5是一個臨界點，低於1.5則屬於很低的生育水平。中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就低於1.5，這引起了民政部門和學界的擔憂。民政部部長李紀恒坦誠，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而一些人口學者表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2018年已低於1.5，嚴重低於世代更替的要求。
更嚴重的是，中國實際的總和生育率，要遠遠低於官方承認的1.5。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推算，2018和2019年的生育率雖然分別為1.495和1.47，如果扣除二孩生育的政策積累效應，中國的生育率在2018年和2019年實際上隻在1.1至1.2之間。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梁建章在“2021年預測：生育率沒有最低，隻有更低”一文中，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將會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中國掉入“低生育率 陷阱”（the low-fertility trap）確鑿無疑。
“低生育率陷阱”是由奧地利學者魯茨（Wolfgang Lutz）等人在2006年首次提出。他們的一個重要論點是，一個國家一旦進入“低生育率陷阱”，就很難自拔。他從三個方麵解釋了“低生育率陷阱”的“自我強化機製”。從人口學角度看，生育率低會導致育齡婦女人數降低，育齡婦女人數低會進一步導致生育率降低；從社會學角度看，育齡夫婦的理想家庭規模的縮小，導致年輕一代到了育齡之時，會進一步減少孩子的生育；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生育率下降會提升生活水平，為了提高生活水平，人們會進一步減少生育，等等。詭異的是，魯茨等人2006年的研究和他的“低生育率陷阱”，現在正在中國活脫脫地上演。這解釋了為何曾經信誓旦旦的中國官員和一些人口學者的立場，會突然發生180度的轉變。而分析中的“自我強化機製”，也揭示了即使中共官方改變計劃生育的立場，推行開放生育 的政策，中國也恐怕難從“低生育率陷阱”中自拔的機製性原因。
按照另一部分人口學家的看法，中共官方的計劃生育立場轉變，來得太晚。如果廢除一胎化政策 發生在十幾年或二十年以前，效果會很不一樣。在美國大學任教的人口專家王豐表示，中國應該在1992年生育水平降到耕地水平之下時就作出改革。而現在，中國社會出現了更大的趨勢：晚婚、晚育甚至不育，這種趨勢使現在全麵廢除生育控製已經失去了任何意義，“嬰兒潮”無法返潮，中國人口的急劇萎縮也難以緩解。
中國人口的急劇萎縮，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多方麵負麵影響，卻是顯而易見的。這首先意味著老齡化的進一步加劇。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在2019年已突破2.5億人，人口比重高達18.1%，2030年將達25%。這樣快速發展的老齡化，將嚴重製約中國經濟活力、緊縮勞動力供給、衝擊養老醫療體係、削弱中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有人說，中華複興唯一的強敵就是中國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根本不是美國。反觀美國，生育率在2018年達1.87，而且移民人口也可補充勞動力人口之不足，比中國老齡化的壓力小得多。
總之，中共過去用強製手段控製人口曾奏效一時，現在欲用開放生育 、允許自主生育等手段要民眾多生多育卻難以遂願。對中國決策者來說，“低生育率陷阱”，伴隨著勞動力人口紅利的消失及重度老齡化的即將到來，正趕上中國試圖在經濟上趕超美國的重要曆史關口，這對那些意欲盡快超美的中共執政者來說，恐有難以承受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