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戈爾紀錄片所宣傳的理論
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Albert Arnold ‘Al’ Gore,Jr.)主持的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中，有一個相當搞笑的情節：大屏幕上顯示著一千年來地球的碳排放曲線，戈爾為了強調該曲線右端所顯示的近年全球碳排放的劇烈上升，站上了一架折疊升降機，一邊嘴裏嘀咕著“希望我不會摔死”，一邊上升到了接近天花板處。這一行為藝術當然讓現場聽眾笑了起來，同時也達到了加深聽眾印象的效果。戈爾為何要如此強調這條曲線？因為他相信一個理論：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導致地球溫室效應加劇，從而使得全球變暖，而這條曲線和一千年來地球氣溫變化曲線(影片中就在碳排放曲線下方)是同步的。也就是說，從一千年的時間尺度來看，地球氣溫在近幾十年急劇上升。所以，全球變暖被認為是一個事實。
戈爾極力宣傳全球變暖的危害和環保的必要性，在國際上有一定市場，在中國也有相當影響。與上述紀錄片對應的同名圖書中譯本也出版了①，而“全球變暖”也被許多中國官員和媒體接受為一個事實。但另一方麵，也有不少人認為，所謂的“全球變暖”是一個彌天大謊，一個騙局，一個陰謀。這種“陰謀論”得到一些美國和西方學者的讚同(甚至包括最初這一觀點的提出者)，同時也被不少中國公眾所接受，或者被認為“至少有幾分道理”。
①阿爾·戈爾.《難以忽視的真相》.環保誌願者譯.湖南：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
其實“全球變暖”問題遠不是一個“變暖”或“不變暖”的簡單問題，它至少包括如下三個問題：全球到底是不是真在變暖？全球變暖真是工業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嗎？即使全球確實變暖了，就真會引發全球災難嗎？戈爾在《難以忽視的真相》中，對上述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而且這部紀錄片最大的篇幅就用在了論證第三個問題上。這當然也和影視技術有關——全球各處的自然災害是最適合用電影手段來表現的。
但戈爾信誓旦旦的肯定，在學術上未必站得住腳。因為對於上麵的三個問題，以現有的科學技術手段，任何一個都無法給出確切的答案。以往千年的地球氣溫，當然並無確切的科學記錄留存下來，隻能借助各種技術手段進行間接推測。在無數的技術細節中，存在著巨大的爭議空間。例如，地球氣溫即使真的在20世紀變暖了，這也未必就是以往千年中前所未有的[1]，更何況這還未考慮更長的周期。再說，即使認同以往千年的地球氣溫真的在20世紀空前變暖了，要論證這種變暖主要是工業碳排放導致的，又需要引入一係列假說，這中間又有巨大的爭議空間。對於第三個問題，“全球變暖”是否真會引發導致人類末日的全球災變，情形也是類似的。這些問題都不是傳統天文學、物理學那樣的“精密科學”，無法給出明確的事實預言和實驗或觀察驗證，所以也就無法獲得明確的答案。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如果“全球變暖”真是陰謀，那這陰謀是針對誰的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涉及更為複雜的背景。事實上，圍繞著“全球變暖”有一係列爭議，這些爭議表麵上是科學問題，背後其實都包含有政治問題——“全球變暖”爭議已經成為“科學政治學”的典型個案。
二、 對“曲棍球杆曲線”學術造假的指控
要使全球變暖被廣大公眾接受為一個“科學事實”，當然要提供“科學證據”。這些證據中占有核心地位的是一條得名為“曲棍球杆”(hockey stick)的著名曲線，其實就是戈爾極力強調的那條曲線，形狀也基本一樣——隻不過“曲棍球杆曲線”是直接陳述過去一千年地球的氣溫情況。曲線基本是水平的，隻在右端明顯翹起，狀如曲棍球杆，故得此名。這條曲線是一個名叫米歇爾·曼恩(Michael Mann)的人在1998、1999年的兩篇論文中公布的(論文都是三人署名，曼恩領銜)，描述的是公元1000～1980年間的地球氣溫變化。前一篇文章發表在著名的《自然》雜誌上。此人在他的學術敵人眼中，是一個小人得誌、驟登大位的虛假“學術新秀”。曼恩的文章發表後，受到“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高度重視，很快廣泛傳播，被數以千計的報告和出版物引用，也被克林頓政府當作全球變暖事實的證據。資曆尚淺的曼恩本人也立馬平步青雲，被任命為IPCC有關氣候報告的執筆人——這個報告有多個版本，曼恩是第三次報告(2001)的主執筆人，這項任命讓一些資深人士頗為不滿。
但是這條“曲棍球杆曲線”不久就被兩位加拿大學者(S. McIntyre和R. McKitrick)揭露，它根本就是錯誤的。例如，曼恩選擇北美西海岸山區的狐尾鬆(bristlecone pine)年輪來描述曆史上的氣候溫度，然後賦予它在統計學上站不住腳的權重，使得構造出來的地球曆史氣溫曲線符合自己的需要。兩位加拿大學者的指控相當嚴厲，2004年曼恩不得不在《自然》雜誌上刊登了一份“更正錯誤”的聲明，不過他在聲明中辯解說，這些錯誤“沒有影響我們以前公布的結果”。
但這項指控引起美國國會的關注，“能源與商業委員會”委托當時美國國家科學院應用與理論統計學委員會主席E. Wegman教授組織專門小組進行調查。2006年Wegman提交了調查報告，結論是：曼恩的研究方法是錯誤的，所以他論文中的分析無法支持他的結論。而且曼恩的“曲棍球杆曲線”是高度依賴統計學方法的，但是他和他陣營的團隊都和主流統計學團體毫無學術聯係，這也嚴重削弱了曼恩論文的學術公信力。
至此，“曲棍球杆曲線”變成學術醜聞。對於上述指控，曼恩在2012年出版的全力為自己辯護的著作《曲棍球杆和氣候大戰》(The Hockey Stick and the Climate Wars)中，作了相當詳細的回顧[2]。但曼恩為自己的辯護，事實上並不完全成功①，這一醜聞使得“全球變暖”理論失去了一個重要支撐。由此引發一波從學術上清算“全球變暖”的浪潮，結論是對上一小節中的三個問題全部給出否定答案。而且這方麵的學術爭論很快越出象牙之塔，開始更多地進入公眾視野。但是，如果我們將上述爭議視為一起“學術造假”，並且產生樸素義憤的話(後來的“氣候門”郵件泄露事件更容易催生這種義憤)，那就很可能太單純了。例如：如果說曼恩作為一個學術新人，野心勃勃急於上位，有學術造假的動機還可以理解，但是IPCC又有什麽動機要造假呢？
①對此筆者另有專文“氣候大戰：一堂科學政治學的現場課——評《曲棍球杆和氣候大戰》”進行較為詳細的評述，將刊於《我們的科學文化》(9)，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三、 “全球變暖”與《京都議定書》
環境問題正在成為21世紀最大的政治問題，學者們早就指出，IPCC並非科研機構，而是一個政治機構。雖然有科學家參與其中的工作，但它的任務並不是探索有關全球變暖的科學知識，而是通過發布具有科學麵貌和科學話語的評估報告，來對世界經濟和政治施加影響。在某些美國學者和戈爾的政敵看來，“全球變暖”問題背後隱藏著這樣一條線索：“曲棍球杆曲線”支持了IPCC先前關於全球變暖的報告——IPCC的報告則支持了《京都議定書》——而《京都議定書》被視為戈爾為競選總統所作的政治秀。
《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是一種國際條約，正式名稱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京都議定書》，它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的補充條款。1997年12月由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參加國會議在日本京都製定，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平，進而防止劇烈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京都議定書》已經於2005年2月16日開始強製生效，至2009年2月共有183個國家通過了該條約，但偏偏美國沒有簽署。一些美國人認為，《京都議定書》提議由美國和第一世界的發達國家來承擔全部的氣候保護責任，是不公平的。美國國會參議院事先就宣布它不會批準《京都議定書》。2001年布什政府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為理由，拒絕批準執行《京都議定書》。中國早在1998年就簽署了《京都議定書》。按照其中規定，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第一階段不承擔二氧化碳減排任務。
在今天的時代，還很少有普世的“政治正確”。對於不同的民族國家，“政治正確”經常有著不同的含義。例如，對於中國人民，隻有不侵害中國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主張，才有可能是政治正確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戈爾的上述主張，《京都議定書》中要求美國和發達國家率先節能減排的主張，對中國來說可以算是政治正確的——盡管它被一些美國人視為“政治不正確”。當然，戈爾也不是美國的“賣國賊”，因為《京都議定書》畢竟也符合美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比如在影片《難以忽視的真相》中，戈爾明確指出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了中、日、俄等國排放之和，那麽要保護世界氣候環境，美國當然應該帶頭，保護了地球環境美國人民同樣蒙受其利，這恐怕也是戈爾為何能得到相當多美國人擁護的原因。
四、 對“陰謀論”的幾種解讀
麵對上麵這場公案，我們能得出什麽結論呢？首先可以有這樣3條結論：第一，即使是“政治正確”的主張，也不能靠學術造假來支持；第二，世界上既有“政治正確”的偽科學，也有“政治不正確”的真科學；第三，不管“全球變暖”是真是假，大家都應該保護環境。
但僅僅認識到這三點是不夠的，因為前麵提到的“陰謀論”的施害對象還沒有著落。對於這種“陰謀論”，可以有幾種解讀。
第一種是溫和的：鼓吹“全球變暖”隻是為了推動《京都議定書》，但用了曼恩涉嫌學術造假的論據來支撐，如將這一點視為“陰謀”固無不可，但這隻是類似於想做好事卻用了不正當的手段。其實呼籲發達國家帶頭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的主張，本來沒有“曲棍球杆曲線”的支撐也是可以成立的。
第二種，“鴿派”立場，鼓吹“全球變暖”。這種立場有可能在發達國家和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國家之間找到某種共識，比如像《京都議定書》所主張的那樣，大家共同約束自己，發達國家帶頭約束。
第三種，“鷹派”立場，將鼓吹“全球變暖”指為“陰謀”。這種立場在發達國家和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無法找到共識，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
1. 如果站在西方發達國家立場上，可以認為全球根本沒有變暖，即使在變暖也和工業發展無關，也不會導致什麽自然災害，所以發達國家根本用不著約束自己。試圖讓美國約束自己就是針對美國的“陰謀”。
2. 如果站在激進的立場上，中國人也可以認為，既然全球根本沒有變暖，即使在變暖也和工業發展無關，也不會導致什麽自然災害，《京都議定書》所主張的，要大家一起約束自己，也仍然是西方針對中國的陰謀，更不用說那種不約束發達國家隻約束中國的企圖了——例如奧巴馬總統在電視講話中曾這樣說：“如果十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美國並不想限製中國的發展，但中國在發展的時候要承擔起國際上的責任。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出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這樣的言論，不被中國人視為陰謀才怪！
五、 “碳政治”和新能源
我們還可以用更為激進的觀點來看待“陰謀論”。我們不妨認為；整個所謂的全球變暖問題，從根本上就是西方學者建構出來的。這種建構包括兩個層麵：一、用科學手段和話語建構起“全球氣候變暖”與地球災變之間的聯係；二、用科學手段和話語建構起人類活動(主要是工業活動)與“全球變暖”之間的關係，主要是借助“溫室氣體效應”理論，將“全球變暖”的罪魁禍首鎖定為工業二氧化碳排放。由於這種建構充分利用了科學知識、科學手段和科學話語，因而相當成功。
那麽建構出這樣一套理論來，打算為誰的利益服務呢？在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全球變暖”、地球災變(人類末日)這樣的邏輯中，碳排放就在全球範圍變成一個極大的政治問題，故有“碳政治”之說。“碳政治”是一種新型政治遊戲，和傳統的國際政治遊戲有所不同的是，“碳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用科學話語和法律技巧來玩。在這場遊戲中，潛在的、然而也是相當明顯的獲利者，就是西方的新能源集團。要想利用西方在新能源方麵的技術領先地位。使西方獲得更大更長遠的利益，就需要讓全世界盡可能多的人接受“碳政治”的理念。對此，戈爾的另一本書《我們的選擇》就是非常典型的宣傳樣品阿爾·戈爾.《我們的選擇》.邵誌軍譯.湖南：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戈爾在書中逐個介紹核電、太陽能、風能、地熱等等新的能源，但奇怪的是，對於所有這些新能源的一切局限性，例如核電的安全隱患、太陽能發電的並網技術難題、風能和地熱的商業推廣問題等等，戈爾完全不著一字，隻是一味談論它們的光明前景。
六、 結 論
無論全球是否在變暖，無論這種全球變暖是否主要是由工業化和碳排放導致的，無論全球變暖是否會導致全球災害，保護地球環境總是正確的。但是，西方列強應該率先約束自己對資源的貪占，約束自己對汙染的排放，這才有可能談得上對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公平，也才有可能與它們自己鼓吹的“普世價值”相吻合。
參考文獻
| [1] | 鄭景雲, 等. “氣候門”與20世紀增暖的千年曆史地位之爭. 自然雜誌, 2013, 35(1): 22-2 |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