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特朗普的切爾諾貝利時刻
謝爾蓋·施梅曼
最後更新於：2020-03-16 17:44:20 中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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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在如此明媚的春日中蔓延，實在讓人難以接受。水仙花和櫻花的盛開宣告著複興與希望；清爽的空氣怎麽都看不出有什麽危險。
可我們還是行走在恐懼之中。我們一遍遍地擦洗自己，以抵禦隱形的攻擊者；我們想知道在哪裏藏身，怎麽逃脫。我們用什麽保護我們的孩子們？我們是否應該囤積食物和廁紙？政府隻是一味發出撫慰的聲音，並把罪責推給別的地方，我們能否相信它？
那是1986年的春天，我作為《紐約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正和家人住在那裏。自從4月26日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反應堆爆炸並將放射性物質噴湧到廣闊地區以來，我們一直在與未知搏鬥——作為記者，我們要在宣傳材料中分辨事實；作為個人，我們試圖應對藏在風中的無聲威脅。
當然，今天的威脅有所不同。放射性物質不同於病原體。冠狀病毒可以用噴氣客機的速度在大陸之間傳播，在人與人的接觸中不知不覺地傳播；燃燒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產生的放射性墜塵僅能到達風吹到的地方，而保持社交距離對於其輻射性毫無用處。
盡管如此，這些災難仍有共同的影響。在看不見的敵人麵前，我們產生了一種可怕的脆弱感；擔心它可能已經侵入；或是意識到我們的科學來不及應對，而我們的政治領導人優先考慮的事項和我們的不一樣。
切爾諾貝利迎來了蘇聯曆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僅在一年前，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承諾通過開放和重組來改革遲鈍低效的警察國家。然而，當烏克蘭的一座反應堆爆炸並開始噴出致命的輻射時，蘇聯係統迅速回到了老習慣，選擇利己的謊言、操縱信息和保密。
幾個小時後，克林姆林宮才隻是承認發生了一個事故，在此之前，斯堪的那維亞部分地區的官員早已開始報告輻射危險的增長。第一個官方公報仍然是極權主義輕描淡寫的經典之作：“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事故，因為其中一個反應堆損壞。正在采取措施消除事故後果。正在向受影響的人提供援助。已經成立了政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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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很清楚要從字裏行間解讀：“委員會”、“仍在采取措施”和簡短的措辭傳達的都是災難。人們知道自己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這種恐懼超越了國家掌權所依靠的恐懼。宣傳機器對敘事失去了控製，並且發現自己不得不一點一點地透露事實和警告，盡管責備西方的老習慣仍然存在——直到今天也是——宣稱美國人和西歐人正在利用切爾諾貝利破壞蘇聯的信譽並挑起“仇恨運動”。到戈爾巴喬夫公開承認災難發生，幾周時間已經過去了。
中國的威權政府對冠狀病毒最初在武漢的傳播的反應，與克林姆林宮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北京對於信息控製的能力遠遠弱於數字時代以前的蘇聯。在早期警告人們注意疫情暴發、後來因該疾病去世的李文亮醫生被官方指責“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政府後來對他的公開讚頌結果隻能證明控製壞消息的企圖是徒勞的——並且還是危險的，因為如果更快地聽取李文亮的警告，人們也許可以更早地對病毒做出更好的遏製。
比中國的努力還要徒勞得多的，是特朗普政府為了不危及他的連任而去淡化一場疾病的大流行，因為當他指責這種疾病是他們——強健的新聞媒體，強大的醫療機構、地方政府和獨立的立法者——的“新騙局”時，他們並沒有被嚇到。被疫情威脅的美國人，就像1986年的蘇聯人和2020年的中國人，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不會被欺騙太久。
盡管如此，令人沮喪的是，就在他的否認沒有產生任何效果之後，他開始承認冠狀病毒的嚴重性，但連這場重要的講話都包含了錯誤信息，例如他聲稱抗病毒療法即將麵世。當然，他也曾經嚐試將病毒描述為外國人對美國人施加的傷害。
在蘇聯，對於一個已經苟延殘喘的政體，切爾諾貝利被證明是一個加速其滅亡的重大時刻。對冠狀病毒的應對也會有清算的時候，這場大流行必定會在世界上包括我們國家在內的諸多疫區留下深刻的烙印。
在1986年，這樣的分析都是在危險消退後開始的。緊接著災難發生的是更加緊急的問題，就像早春的這幾天。我敢坐地鐵嗎？如果我們隔離在家，該怎麽獲得食物？我的遺囑需要更新嗎？我們被告知了真相嗎？
Serge Schmemann1980年加入《紐約時報》，曾任時報駐莫斯科、波恩、耶路撒冷以及聯合國分社社長。2003至2013年期間，他在巴黎擔任《國際先驅論壇報》的社論版編輯。 翻譯：鄧妍 點擊查看本文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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