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閑侃
過去半年，香港在國外媒體上沸沸揚揚，因為自己和它還有那麽一點點因緣，就想說點什麽，七七八八的小事多，一放就到了現在。不過那已經過去了30年，而且是一己之見，希望讀者隻當作閑話，不要那麽激動。現在網上動不動就罵人，我想那些人總是非常憤慨才罵人，要是笑著也能從從容容地罵，也許這些人就是這般給親人問好，那就當我沒說。
我是77級的大學生，當然是管分配的，而且大都單位不錯，不過隨著時間的過去，我越來越有些沮喪。一個人要是連退休時是什麽樣子，都看得清清楚楚，有點憂鬱我以為是正常的。我有個好朋友在深圳，一直拉我去，於是我辦理了停薪留職，去了那裏。
那朋友不是老板，隻是搞技術的，我去後和他搭檔，主要搞單片機（6502， 6800）商業上的開發。雖然現在這是平平常常的東西，但當時在美國有點時髦，中國則是剛開始。那個公司有點複雜，說是合資，但是香港公司卻是一個紅二代的（其實也是中資），中國這邊是電子工業部（過去是四機部）的一個研究所，那個時候軍轉民非常流行。而我們的開發卻是為一家地地道道的香港公司做的。
這樣一來，我們就有三個老板，紅二代，香港老板和研究所派的負責人。紅二代是一個擺設，根本看不到，真正負責的就是研究所的人，我們叫老板，香港人到是經常來，但並不直接管事，我以後再講這個人。
後來我們經常去香港，因為我們的開發和那邊有許多工作要對接。為什麽都是我們跑，這是由於這個公司的特殊性質決定的，這一點我剛去朋友就跟我交了底，當然是老板讓他這樣做的。這個公司有明暗二條線，明的是我們，做商業開發；暗的是一個我們叫他小X有特殊的工作，他並不歸老板管，經常和我們一起來回香港，從不進香港那家公司大門。我們會打電話告訴老板什麽時候回來，X就在一個地方等我們一起過海關。X的工作就是走私芯片（當然老板什麽都不會說，隻說什麽都不要管或者說X，這隻是我們猜的），當時美國有很多芯片是不允許出口到大陸的，是一些低功耗的軍用品。
香港老板無疑知道這個人，所以隻有我們去香港，他的公司不能與這種事情有關。因為我們經常隨身帶著各種電子元件，X和我們在一起就不顯眼，那個時候香港還是英國人的天下，而這個研究所的主業就是導彈的電子控製。
後來不料就出了事，X在過海關的時候讓人帶走了，顯然是有預謀的，原來我們過海關從來沒有人管，那天香港海關的一些人擺手讓我們走，單單扣住了X。最後就像什麽事情都沒有發生，報紙，電視根本沒有提，沒有人知道。我們後來見到X時他自己收拾東西要離開，沒有想和我們說話的意思，再就沒有見到過他。
其實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國偷美國的技術不是一兩天的事情了，多的很的國家也在做同樣的事情，為什麽現在大張旗鼓，隻是因為條件變了，現在對中國是沒有事都想找，有事情還了得。那個時候還是6.4之前，中美關係相當不錯。
我和朋友討論了一會，結論就是X的女朋友恐怕有問題。我們的推論很簡單，X存在很久了，為什麽現在出事情，那就必然是最近有什麽發生，那個女朋友就是最近的事情，而且還是一個香港人，而且X反複求我們不要告訴別人，很明顯，上麵沒有人知道，恐怕也不許。
照理說X在香港幹了什麽我們一無所知，但問題是他居然有一回把她帶去了大陸，明顯是她的要求。後來他在深圳最豪華的酒店請我們吃飯，說女朋友的事情要保密。X這人挺不錯的，又沒有誰給我們安排任務，於是我們就像電影裏麵那樣，說：什麽女朋友，不是說我們來比酒量的嗎，於是那天都TMD喝多了。
不料這件事卻把我們給踢到了香港。個把月以後，老板告訴我們公司要大收縮，基本上隻保留一個架子，他自己也回研究所，我們兩個直接去給香港老板幹活，把這個開發做完。就這樣我們住進了香港的酒店，我們的工資漲了，特別是住的酒店非常好，還一個人一間房，過去我們也有時也在香港住，不過就一兩天。
香港老板從高中就在美國讀書，大學出來後又在美國工作了幾年，已經完全美國化了。這個我是這樣理解的，中國老板就是在工作中也往往有些事不告訴你，根據疏遠或需要而定；美國老板一般都願意大家良好的溝通，願意手下人明確知道自己想法。
說兩個例子，我們謝謝他安排的酒店，他笑了，說其實和你們以前住的價格差不多，你們不懂香港的行情。後來這個項目恐怕看不到產品了，他老老實實告訴我們，說10個這樣項目有一個能成就是不錯了，但是希望我們還是盡可能做好，因為這種東西移植到別的用途上並不難，他學的就是EE，所以是內行。
香港老板是東北人，他的爺爺是9.18一直從家鄉逃到了香港，因為覺得日本人不會善罷甘休，中國肯定不是對手，還是大英帝國靠得住。接下來他笑著說，沒有料到三本五十六幾天就把英國皇家海軍的太平洋艦隊打得灰飛煙滅。日本人不好對付，隻有美國人幹得動，還動用了原子彈這種大殺器，蘇聯在陸地上能幹得動日本，但沒有海軍，怎麽也不能讓他們投降。
他說過去香港其實就算一個小城，沒有幾棟像樣的房子，比上海差遠了。他還記得小時候的香港，大家都很窮，香港原來被看成文化沙漠，沒有幾家書店，香港曆史上就沒有什麽文化名人，雖然大陸因為戰亂不少名人在這裏呆過，情況一好就走了，沙漠怎麽留人。那個時候許多年輕人到台灣讀書，那裏好得多。六，七十香港經濟起飛，花大錢在大學，這個東西是文化的象征，有一流的大學才談得上文化。
現在看來這個香港老板還是有一定的眼光的，畢竟比我們年紀大，經常各個國家的跑，見識多。那個時候香港交給大陸已經成為了必然，他相當準確地預言，如果大陸經濟發展了，與香港必然麻煩不斷；如果沒有，香港還可太平。共產黨骨子裏是非常勢利，不需要了什麽事情都會有。他說香港發展靠大陸並不公平，香港發展最快的時候大陸在文革，完全關閉，對外的經濟聯係最小。那個時候香港的發展主要靠製造業，中小企業，訂單大多來自歐美，再就是東北亞和東南亞，將來這些訂單肯定會去大陸，我們和大陸合作是必然的，但是沒有了大陸香港也不是活不下去，香港人挺能折騰的。
我們有一點與他是一致的，都不喜歡香港，他不用說是喜歡美國，而我們則是覺得香港生活不易，而且大陸人很受歧視。那個時候大陸房子還沒有賣，看到香港的房價令人咂舌，用香港報紙上的一句話，全香港人實際上都是為李嘉誠這幾個房地產老板打工的，省吃儉用都給了他們。香港那時候把大陸人稱為北佬，不能說廣東話就到處招到白眼，特別是服務行業。
到後來基本能聽懂了就更煩了，因為清楚理解了那種歧視，心情不好就吵架。不知是理虧還是香港人膽小，他們都躲了。老實說，比在美國受的歧視多多了，美國的歧視比較隱秘，有時要慢慢回味才明白，但香港的歧視卻是明目張膽。比如說香港人買東西講價錢他嘻嘻，到你就是，你們北佬窮就不要來煩人了。你煩了說他不對，他就說你們聲音都大，沒文化。但是這種歧視越往上越少，比如像我們的香港老板，就完全看不出。
這裏我忍不住要給人上課了，被人歧視是不可避免的，怎麽想和做就是自己的事了。有人受到歧視就想去拿槍，有人卻成為馬丁路德金。我以為關鍵就是不要概念模糊，哪一個美國人歧視了你就是那一個，怎麽能說美國人歧視了你，難道中國人就沒有歧視過你？坦率地說，我受到最多歧視的地方是大陸，比如你到派出所辦事，民警會對你客客氣氣？除非你是熟人或者官僚。這種把人分類對待不是歧視是什麽？我在香港有一些朋友，當然他們不會歧視我，不能因為某一個人或一些人就推到全體，這是一個最簡單的邏輯。就像豬也哺乳，你不會說人就是豬，正確的邏輯就是人和豬都是哺乳動物的子集（一部分），同樣歧視和非歧視的都是香港人的子集，所以你不能把歧視看成就是香港人，就像你不能把哺乳動物都看成豬一樣。這種思維混亂（或者邏輯混亂）太常見了，我總是忍不住要給那些人上上課，讓他們知道自己不是豬。
香港是一個不錯的地方，生活方便，治安非常好（不要相信電影），普通百姓的享受福利比大陸好得不止一點點（比如醫療和教育），但是，但是房子太可怕了。東方明珠那是對有錢人的，有錢人隻要不去北朝鮮，中東，任何地方都是明珠，對一般的工薪族，香港我看不出是什麽明珠，他們的生活不易。
我原來對香港人的印象就是他們非常，非常世俗化，比如上海人比北京人要世俗化，上海人喜歡談錢而不談政治，而一般香港人幾乎沒有談政治的，錢，錢，錢永遠是第一話題。但6.4以後，香港人表現出來的政治熱情讓我大吃一驚，香港老板對我是這樣說的：
你說中國曆史中最倔強的人物是誰，我說就是海瑞和袁崇煥，他們都是廣東人。廣東人一根筋，認死理，不好對付，而香港大都是廣東人。據說以前有一個雙十暴亂，我不了解，67暴亂我是親眼看到的，平常笑嘻嘻的魚販子，怎麽就一下子舉著紅旗，拿著刀去砍警察，真是完全想不到。香港看起來大家都朝錢看，一旦把香港人惹毛了那是難以平複的。
他還說：香港人並不喜歡英國的統治，老百姓覺得生活艱難，都是那些英國封的爵士把錢拿走了；上層精英則是覺得沒有政治權利，由於進入不了議會，從法律上香港人什麽都不是。如果英國本土發生一個槍擊案，一定會上泰晤士報的頭條，香港若發生，能在海外版找到一行小字就不錯了。
香港的精英隻有錢而沒有相應的話語權，這對任何精英來說都會不滿。
我和這個老板早就失去了聯係，聽說他現在在加拿大。如果現在要他來評價，我覺得他會說：
共產黨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現在香港人會說都是那些政協委員把錢賺走了。共產黨眼睛隻看著那些大老板，甚至比資本主義的英國還要專注，而對普通老百姓完全地忽視，這對於一個號稱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再諷刺不過了。
但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肯定是有經濟因素的，你在香港的時候大學畢業生能有6，7千的收入，現在也不過兩萬上下，30年了，房價漲了多少，物價貴了那麽多，年輕人買不起房，不上街才怪了。現在高呼鎮壓都是香港的精英，因為他們在這種體製下得到好處太多了，那種特權是在英國體製下不可能有的，英國政府說實話沒有把他們看成一回事。
當然這也可能就是我的看法，不管怎麽說，今天上街的大多數是回歸以後成長起來的香港人，再往英國人身上推簡直是莫名其妙，這麽多年了，是好是壞都是共產黨的責任。老實說，我根本不相信香港人會被所謂的別人煽動，他們也許有各種各樣的毛病，就像我們一樣，但是，他們絕對不少傻瓜，就泛泛而論，我以為他們比大陸人精明，頭腦也靈活。香港老板說香港人最大的缺點就是從來不想創新，永遠跟著美國，日本人後麵跑，隻要他們有了什麽新東西，香港的仿製馬上就來，創新實在太難。據我的了解，最早在大陸藐視知識產權的其實是香港人，後來才是大陸人的彎道超車。
這裏就引出我的有些失望的聯想，香港回歸以後，大陸變化極大，但是，香港好的地方沒有學到，壞的方麵卻超過了。
我在香港的時候，也曾經參加過紀念6.4的活動，報紙上一個通知，大家再相互問一下就都去了，我不知道有任何所謂的幕後黑手，而且根本自發的，可以說沒有什麽組織在背後。現在，從我了解的情況來看，也是這樣。
那個時候人也非常多，報紙說有幾十萬甚至百萬，次序井然，並沒有今天這樣的暴力，到底是香港人變了，還是警察變了，我不知道，我隻知道那個時候的香港還是英國人在管。也許又有人說我在歌頌殖民地，但這就是實際的事情，沒有辦法。怎麽解讀是自己的事情，但是不能連事實都不承認。
我的朋友和我一樣，從那時起就下定決心移民國外，實在不能忍受一個用坦克對付民眾的政府。我們都是那種隻想安安穩穩過日子的人，並不想以天下為己任，實在沒有那種膽量，沒有就沒有，毫無辦法，我想那是天生的，所以惹不起，就隻有躲。他去了加拿大，因為太太是香港人，我則來了美國。
不久前，美國有個名人說，不論川普的好壞，都是美國人應得到的。我記得《第三帝國的興亡》也是這樣說希特勒。當然，我不是把兩個人看成一樣，而是說，有什麽樣的民眾就有什麽樣的領袖。我看到網上一些評論就越來越相信不錯了，也許共產黨就是中國人的命中注定，中國人就應該得到這個（當然也包括我這個膽小鬼）。我倒沒有什麽絕望，我人在美國，回不去也不想回去了，中國怎麽樣與我關係不大（以後中美將越來越遠），將來死了就更無所謂了。
記得年輕的時候讀康德，完全不懂，覺得有些莫名其妙，不是說不知道他在說什麽，而是不知道為什麽他要說那些。一個大哲學家，挺聰明的一個人，為什麽說那些完全脫離實際的海市蜃樓般的倫理學。後來讀了羅素，他對康德哲學的評價是：雖然世人對康德的倫理學缺乏重視，但對康德自己來說，他的所有工作都是為了給自己的倫理學尋找基礎。
康德曾經感歎“再沒有任何事情會比人的行為要服從他人的意誌更可怕了。” 從這句話就可以知道，他的倫理學今天不會有人認真對待。就像今天的香港人，他們的命運是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決定的，他們的行為必須服從大國的意誌，沒有人會在意他們的想法，我從心底同情。我敢肯定有人會跳出來罵人，但在我看來，這些人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意誌，所以就談不上服從他人，真是一些永遠不會害怕的幸福之人，而我則看到了香港人深深地恐懼（我這裏的香港人是指那些上街抗議者，我以為他們是大多數）。
從這樣來看康德就比較好懂一些了，他太清楚人性的險惡，因此就找啊找，繞啊繞，直到弄出來所謂“定言式令”。如果略過宗教因素，他實際上是要：“即把每一個人當作本身即是目的來對待。” 這就是從人的最根本理性出發的“定言式令”，它不是國家，領土，更不是什麽政黨，主義，每一人才是真正的目的。
注意這裏的每一個人，不是大多數，也不是所謂的人民。在曆史上，所有的獨裁者，暴君都是拿大多數，人民這一類的東西作為擋箭牌來維持自己的統治的，希特勒就是典型，而且他是完全相信自己就代表著德國人民。當一個政權明目張膽壓迫少數人時，從邏輯上說，就是在壓迫所有的人，因為任何人，當然也包括你，是隨時可能被劃到少數人裏麵去的。真正的民主絕不是多數人說了算，而是少數人也應該有自己的權利，後來很多人領悟到了這一點，卻不知那個天真的老先生早就說過了。
我有時不知道他是在說服世人還是安慰自己，看看今天的世界，有哪個政治家在作決定時會考慮到所謂的“定言式令”，他們恐怕根本不知道那是一個什麽東東。康德是那麽聰明的一個人，所以隻能是安慰自己。但是，但是，他從來都被認為是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他的才智也不能說完全被虛擲，隻不過他的想法與後人並不一樣，而這正是所有偉大哲學家的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