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下鄉的時候,就趕上修沈承公路,每人二十米的路邊溝,一天的活,不偷懶都幹不完啊。農村那時困難的原因是管的太死,啥都不讓種,隻能種高產的高粱,為的是糧食產量的指標。我覺得這是瞎指揮和禁止市場經濟造成的。工廠也是一樣,我中學四年半,大概有兩年是在工廠學工了。紡織廠的粗紡,精紡,酸洗都幹過,電機廠的車工,鉗工,鑄造都幹過。工廠那時也是計件,要求進步的就比計件要求多做幾個,不要求進步的就完成定額。工資都一樣。工廠確實有偷做私活的,也有偷工廠物料的,可都是極少數人做的事。
那個時代講奉獻,沒有物質刺激,也調動起大家的積極性,但持續的低標準生活也會產生反彈和厭倦,所以到了鄧時代就搞起物質刺激了。物質刺激更符合人的趨利性,所以這個手段使用起來很管用。可隻認物質,就變成現在的經濟人了。毛澤東講,人還是要有點精神的。我覺得這句話一點不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