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堯舜禹政治道統的發生——尚書言之二
玄野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尚書 堯典
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典籍尚書，其第一部堯典的開篇列出了這樣一個政治層麵的主流價值導向。不難看出，這一段所描述的聖王素養，正是大學中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的本源。作為中國政治文明的開端，世界東端沃土上的君王既沒有象許多曇花一現的彪悍民族那樣炫耀武力，也沒有如另外一些民族那樣因為險惡生存環境中的恐懼而宣稱著自己的種族與上帝之間的最緊密關係，而是強調自己具備協和萬邦的治理天下之德。通過這樣的記載，雖然我們無法直接認定堯舜禹具備如此的聖明，但是我們依然可以確信在尚書的成書年代－－周朝，中國的政治高標是勤政愛民協和萬邦的聖德。而堯舜禹與周人並無直接的血緣關係，卻被確認為聖君楷模，其中必有深刻的原因。
本文結合遠古時期的情境從邏輯和曆史合理性上試圖尋找中華文明根源期的特異性，以期從定性層麵上探討什麽特質導致了中國特有的以仁義為基礎的政治道統。而對於國內學術界同仁，以具體的史料和考古證據為後盾來探究中國文化基因的更詳備圖譜則是更加艱巨的任務，同時也蘊藏著一個巨大的學術空間，很可能承載著人類社會下一步發展的最關鍵的政治倫理的路標與指南。這也正是當代中國學術界對於全世界的重大曆史責任所在。
一 堯舜禹所奠定的中國政治道統
從個體角度看，人生而不同；而從人類整體看，自然賦予人的品格並不會隨時代的變遷而墮落或者崇高。可以想見古代聖君的出現並非完全來自於天賦，而更多是因為自然環境和人文背景的造就。人類的任何一個團體，小到一個家庭，大到一個國家一個宗教甚至於全人類整體，都是在外界環境安定平和時團體內部競爭，而在外界環境嚴酷逼迫時放棄一切分歧團結一致而共渡劫難。在堯舜禹所處的曆史背景下，九州上下幾乎所有部落中的每一個人都麵臨著被洪水吞噬的危險，這種自然環境的挑戰呼喚出人性中最無私的那一麵。下麵我們首先探討一下造就堯舜禹聖王精神這一人類政治靈魂的自然環境。
人類社會初期發展史上，農耕文明是所有偉大文明的共同起點，因為隻有這種生產方式才能使得部落穩定在一片土地上並高密度的獲取食品。由於在土地肥沃的森林或者灌木林墾荒對於尚無金屬工具的年代是不可能的，所以世界各地大河流域中下遊肥沃的衝擊平原就成為文明產生的必然地域。衝擊平原的形成來源於洪水，而洪水之後的水文穩定期成為文明萌芽的窗口。窗口不是無限寬的，天有不測風雲，人類祖先必然要承受這種不定期洪水所偶爾帶來的災難，甚至於滅頂之災。因為這樣的自然背景，洪水方麵的各種傳說就成了每個偉大文明的必備要件。洪水帶來的毀滅性危險也最能激發人內心最底層的本性，心底的精微之差便會導致社會整體行為模式的天壤之別。世界各原始文明麵對洪水因應方式的差異極大的左右了後世文明的發展路徑。
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尤其是交通運輸技術和兵器技術水平，製約了一個國家的疆域擴張。相對於環地中海地區的文明，中華文明的生產力水平在夏商之前的遠古時期要落後五百年甚至更多，那麽依據生產力決定國家疆域這一普遍規律，中國在那時的疆域應該遠小於地中海地區的王國。然而，中國在堯舜禹時期的疆域卻達到了同時期地中海文明最發達的國家－－埃及古王國難以企及的龐大。
有許多人會否定中國神話傳說所描述的情節，認為禹貢中所記載的九州並非史實。當然這是可能的，而且神話傳說和尚書中也必然有大量訛傳的成分。但一般來說，這些古老記載在些許訛誤的同時更大程度反映了遠古的真實曆史。如果我們從多重角度去辨析曆史的合理可能，再用最近幾十年來的考古發現予以驗證，必能得出基本反映遠古曆史的正確推測。這樣的一個正確的曆史還原對於世界政治文明的發展將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也必將使得曾經統治西方甚至全世界文化界的所謂叢林政治和奴隸社會的人類發展必然階段等假設灰飛煙滅。本人不揣愚陋以個人有限的素材與知識水平嚐試一個可能的中國遠古政治文明推測；同時，期待中國學術界能更多的給我們一些開創性的結論，從嚴謹的學術意義上厘清那段曆史。
愚以為，四千年前的堯舜禹聖王基本屬實，而當時方圓三千裏的九州一統也是事實。隻是當時的千裏江山更像當代加拿大北部的樣子－－幾多小鎮點綴在叢林湖泊之中，而不是如當代中國的樣子－－人滿為患而開山築室填湖造田道路密布。這方麵的曆史旁證很多，最確鑿的如周朝初建分封諸侯時特意尋找舜和禹的後裔而封為陳公與杞公。若非功勳卓著且天下共仰，何以千年之後依然被周人封以公爵？這樣一個舉世獨有的現象必然有一個舉世獨有的曆史功勳做支撐。正是太史公所讚：盛德之祀，必及百世，舜禹餘烈，陳杞是繼。
與地中海文明相比，中華文明的發展路徑完全不同。大洪水時期所奠定的君主責任意識和社會仁愛意識作用巨大。洪水泛濫時仁愛成為統治性理念，人本性中的私欲以及為家族部落等小團體謀利的意念在這時都徹底被壓抑了。此時令某個部落臣服並不需要什麽刀劍兵馬，而是一個首領兩個隨從帶過去治理洪水的技術，讓人們從水患中逃離出來，那全部落的人就都敬服了。堯時洪水泛濫，其最核心的政治任務就是治理洪水，所謂四嶽四凶，都是圍繞大洪水的治理而言的。整個九州方圓三千裏土地上都需要治理洪水的技術，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派出許多官員並傳播給邊遠部落許多技術。然而，那些技術隻能算小有成效，沒能徹底治好。到了舜的時代，依然是苦於洪水。
隻有到了大禹時期才因為大禹的智慧而疏通河道，治水大獲全勝。大禹所到之處，一言九鼎，天下鹹服。大禹生於華北，足跡遍及九州。最後大功告成，於會稽山召集九州各族開會，防風氏後至，斬其於山下。離開自己老家部落三千裏之外，沒有自己的勢力在身邊，別人遲到兩天，他就敢一怒之下斬了人家諸侯，這個威望非同一般。後來諸侯為防風氏鳴冤，大禹也調查核實為其平反，準予立廟祭祀。大禹統一九州所用武器就是一把掘土的鏟子，而其根本精神就是對人類的責任與仁愛。中國最早的大一統不是靠武力實現的，而是靠仁愛實現的。後來中華文明的發展雖然少不了征伐，但最終國家安定與發達的核心都在於仁愛與君主責任意識。
二 禪讓製的發生過程
堯舜禹時期最為後世稱讚的創舉就是政治權力的禪讓製。因為三位君主的事跡堪稱聖賢之至，或以為後世難企項背，或以為這傳說好到不可能是真的。禪讓的具體過程從中國上古時期的最早文字記載中就有很嚴重的分歧。如尚書等主流意見認為堯的兒子丹朱不肖，所以堯以為兒子無德無能執掌天下，從百姓的福祉著想而禪位給有德有能的舜。而同樣是成書於東周早期的竹書紀年卻有舜囚堯的明確記載。那麽到底是堯禪位於舜，還是舜篡位呢？私以為曆史沒有後世所描寫的那麽單純，一方麵，禪讓製的形成並非單純來源於聖人的個人境界，更大程度上源於自然環境逼迫；另一方麵，篡弑的醜惡與血腥更與曆史證據相左。儒家曆來奉堯舜如神明固然難以令人完全信服，而以厚黑解禪讓之事則更顯淺薄。舜囚堯有可能是實，然而舜為何在堯逝後尊其為聖，而不是像湯滅桀和武王滅紂那樣把前朝君主塑造成惡魔呢？在那個年代操縱曆史本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事實上卻沒有。堯舜之際朝臣未變，道統未變，徹底抹黑堯是難以辦到的。而因為洪水的時勢所迫，前任天子沿用既往的家天下傳統而傳位於子孫也不可能。民眾麵臨滅頂之災的時刻，人皆有危機意識，縱使堯有傳位給丹朱的想法，朝臣們也不能同意。大家對丹朱率領人們走出洪水都沒有信心，卻都信任舜的才能。在自然與人心的大勢之下，人們選擇了舜。這倒不是什麽民主獨裁之類，而是生死時刻不容猶豫，必須選擇一個正確的領導者。在那種人類生死存亡之時，會充分顯現出曆史大勢的走向，而人的境界就顯得很微弱渺小。從曆史對兩位帝王的盛譽來推測，最終的權力轉讓過程應該是平和愉悅的。雖然其中有所齟齬，不可能象儒家傳統描述那樣不食人間煙火，但其空前絕後的作為已經堪當神聖二字。
舜百年之時禪位於大禹則顯得順理成章而毫無爭議了，一來有前章可循，二來大禹功勳名望已是實質的君主，三來洪水初退，朝臣與民眾依然心有餘悸，大禹的存在對於所有人而言都是最大的福音。大禹臨終時依循前兩朝慣例而禪位於益，但其子啟卻奪回天下而成立夏朝。人們對這個事件多有遺憾與不解，何以禪讓墮落為世襲，仁愛湮滅成欲望。私以為曆史的發展雖與人的境界有關，但自然環境的變化卻是呼喚與決定人性的最強大力量。洪水底定幾十年後，人們已經不再有既往的選擇聖賢領導者的焦慮，大禹的功勳足以令世人擁戴其相對可以接受的兒子做繼承人了。堯舜禹禪讓決定於自然環境與人心大勢，而不是天降聖人之類的曆史神秘。而禹啟世襲同樣決定於自然環境與人心大勢，而不是權謀與人心不古之類的後世猜測。
三 堯舜禹政治對中國曆史疆域的影響
當代曆史學認為人類政治文明是從邦國向王國發展，再發展到帝國。政治文明與生產力水平有著極其密切的關聯，政權的統治疆域基本製約於生產力水平。石器時代社會發展比較好的部落可以達到邦國層次，人口密度大，社會分工細致，經濟開始發達。青銅時代因為征戰能力的增強而可以達到封建王國層次，周邊上千公裏的地帶都整合在一個政權之下，以各種自然屏障為限，用分封建製來鞏固政治結構。鐵器時代後，除了青藏高原，撒哈拉沙漠，西伯利亞冰原和大洋這種當代軍事都忌憚的超級屏障之外，其他自然阻隔都無法阻擋強國兵鋒，於是就有了天下一統的各帝國存在。
帝國形成在文化層麵的第一要件是皇帝治理天下的職責確認，而不是如當代人理解的古代帝王的窮奢極欲。西方人比較熟悉的像亞曆山大大帝東征時的一些理念，還有奧古斯都屋大維做了實質皇帝後所要的保民官這一名頭等等。這一帝國要件在中國成就於堯舜禹時代，早於其他地區一千多年。雖然這個帝國與天下僅僅是道義上而非政治體製上的，卻為中國文化確立了宗教哲學與政治的高標，對中國後世政治傳統的影響極其深遠。在這一政治靈魂問題上中國與西方的最大區別在於，這一道統是穩態的。曆來朝代不可避免的產生墮落腐朽或者崩潰，但中國文化的整體最終總能修正政治走向而恢複到這一道統上來，於是就成就了世界曆史中獨一無二的五千年一貫的東方文明。當代某些學派編訂曆史，稱堯舜禹時期為原始共產主義。這個稱法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狀況，卻將人類政治文明最核心的靈魂淹沒在物化的潮水中了，效果上則是拆了祖廟的核心梁柱給別人打造墊腳凳。祖廟徹底坍塌，其中各靈魂精神無以辨析，非但令國人茫然不知所之，中華政治文明於世界整體的價值也被嚴重消弭。
中國史前文明雖然有著許多史料可以參照，但曆來所認定的曆史主線並不甚清晰，而且在許多基本事實上也存在令人費解的問題。首先就是長期以來以禪讓製為夏以前中國遠古時期的基本政治模式。堯舜禹固然是禪讓製，但其前並非是禪讓製，更像是製度和體係比較鬆散的世襲製。其次是中國疆域隨曆史演進的變化。中國的史前神話到三皇五帝時期止於大禹，那個時代生產力低下，征伐能力有限。遲至商王帝辛的青銅時代，一個超出王朝掌控能力的對東夷的千裏征伐就導致了毀滅性的結局－－周武王乘虛而入，帝辛一世功勳毀於一旦，諡號也變成了紂王。在堯舜禹之前的水文穩定期，國家疆域同樣是用武力來拓展的，因為技術限製而使得疆域很狹小。在神州土地上最遙遠的戰役就是黃帝戰蚩尤的涿鹿之戰，這個戰爭所確立的不過是黃河下遊衝擊平原地區的統治權。相比之下，夏商之前堯舜禹時期中國的龐大疆域就顯得十分突兀。堯舜禹時期所管理的範圍是禹貢中所定的九州，而其後的夏商時期疆域又變得相對狹小，直到千年以後的西周時期中國才形成了對九州地區相對鬆散統治的封建王國。疆域這樣的收縮是有所蹊蹺的，九州地區不比地中海地區，其文明模式一直是中原文化長期一枝獨秀，絕大部分時間沒有抗衡者，國家疆域應按常理隨技術發展逐漸擴大才合情理。究其根本，就是因為夏商疆域是靠武力征伐，而堯舜禹的疆域基本是文化意義的而非政治體製意義的。
追溯生產力發展水平，我們可以明白堯舜禹時期的征伐能力極其低下，既無法通過武力構建足夠穩定的封建製，更無以建立帝國意義上的郡縣製。堯舜禹時期的政治模式隻能如孔子所道：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中央對地方的責任以及地方對中央的義務都是在一致抗洪的壓力下自然形成的，沒有契約，更沒有為討價還價而產生的戰爭，天下一統沒有武力征伐的必要。災難過後，大家享受安樂，各有其私，中央無法以德服人，地方也不甘拱手納貢，維持統治必需武力, 所以夏商的疆域因受征戰能力的限製而比較狹小，堯舜禹時期因為無需征戰而隻是文化與技術的傳播，所以其疆域十分龐大。
這一現象並非曆史特例，而是全世界亙古至今一直在重複的法則，如中國周邊地區與民族向儒道文明的歸化，佛教向中國然後再渡海向日本的傳播，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傳播過程及以後向世界其他地區的傳播過程。區別隻在於這是一種文化與仁愛的法則，而不是政治法則。精神與文化層麵的天下一統要比政治層麵的天下一統順利得多。這些精神與文化的傳播都不需要任何刀劍武力，一兩個人，沒有任何輜重，沿路乞討著就把那個萬裏之外的地區收服了。應該說，堯舜禹時期是用文化傳播的法則實現了類似政治統一的現實。政治上的天下一統不過曇花一現，而文化上的精神卻根植到許多部落文明中了。
其中還有許多其他文化與政治結構層麵的謎團有待澄清。最基本的，為何大禹之前的部落領袖為帝，而夏以後卻稱王呢？這種尊古非今的文化傳統有何淵源？中國文化肇始時期，帝是神聖的，而五帝更多是哲學層麵神靈層麵的概念，是天下所有生靈的主宰和總負責者，天下協和而生命昌盛是皇帝的職責。孔子家語記載：“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中國古代神話時期的皇本不止三位，而其後的帝也不止五個，三皇五帝不過籠統的說法而已。現在的五帝之稱是自司馬遷開始確立下來的。
堯舜禹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極其深刻，古籍中有許多佐證，大禹造九鼎之說就是其一。九鼎的存在基本是確鑿的，春秋時期關於九鼎的確切記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楚莊王陳兵洛水而問鼎中原，王孫滿一語“在德不在鼎”就把他給轟回去了。後來大概是目空一切的秦始皇燔詩書以愚黔首，九鼎就化為金人十二的一部分了。中國青銅技術成熟於商代，這一技術在堯舜禹時期尚屬初級，縱然大禹有過冶鼎之事，其工藝水平能否達到威儀九州的效果是頗值得懷疑的。九鼎很可能是商人或者是西周人製造，為維護道統，既不名以成湯或文武，也不名以商祖契或周祖棄，而是冠以天下各族最服膺的大禹製造。由此可以感受到大禹在九州的聖名直透千年而無人與其匹敵。中國傳統儒家政治常有“解倒懸＂的理想，如今演繹為“救民於水火＂的說法，其曆史源頭同樣來自於大禹治水。這是儒家政治理念對君主的責任定位，認為一個君主的主要職責在於治理國家，執政為民，當一個君主放縱沉淪而令百姓處於水深火熱的境地時，大家就有責任督促其改正，若屢教不改，必須推翻這樣的君主。
當代世界對君主政治充滿著誤解與偏見。因為政治需要，當代宣傳機構總是將古代君主描繪成窮奢極欲的樣子。真正純粹壓榨民眾而放縱自我的帝王不象傳言的那麽普遍，其對曆史的影響也有限，因為象這樣的帝王多數都胸無城府，沒兩年就被手下大臣算計而走下曆史舞台了。其實曆史上長期大麵積導致社會苦難災難的不是君主或者民主這種體製上的差異，而是政治哲學道路的歧途，是對某種政治理論的過分執著，缺乏務實精神，也就是極左。一般說來，執著於某種政治理論並以純粹理論指導來治理社會與環境的政治派係屬於左派。因為政治理念的多樣，世界各國的左派也各不相同，甚至水火不容。例如在美國的左派朋友們放在中國就完全不是左派了。曆史上一個最典型的極左案例是秦朝的法家治國。韓非以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從理論上否定個體人的各種需求，漠視人性，拋棄倫理，而以國家整體的方向為目標，純粹用法來塑造一個國家。李斯與秦始皇等人則施以實踐。這樣的一個極左的政治策略導致了當時的社會災難。
強調中庸的儒家思想同樣有極左，將堯舜禹政治精神過度理想化，同時又漠視特殊自然環境的作用而將這種精神泛化想象到其他曆代名君身上。孟子讀尚書武成篇發現牧野之戰流血飄杵，認為這是錯誤的記載，結論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因為孟子認為一代聖王如此愛民，不可能因為政權問題而屠殺民眾。又道“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成王敗寇，八百年周朝對商朝末代君主帝辛的汙名化是極其嚴重的，孟子將這一曆史冤案辦成鐵案了。趙宋以來，中國政治哲學偏重孟子，結果是中華文明的千年衰退，極左導致的問題不可謂不重。亞聖孟子尚且如此，當下諸派凡人走入極左也就沒啥好怪罪的了。
從堯舜禹政治我們可以明白，每個人都有充足的仁愛之心，人非生而為聖，聖人造於時勢。但是在時勢之外，堯舜禹政治的出現依然需要一個極其必要的人文背景，就是說，什麽力量驅使著大洪水災難下的中央部落領袖去主動承擔解救遠在千裏之外的數十年難通一次信息的部落？而又是什麽力量驅使著邊遠部落信任中央部落能夠為自己帶來福音，而不是災難？部落之間有互相協助，而更普遍的情況是競爭，這種競爭在地中海諸文明中是普遍而又殘酷的。我不認為中華民族的人性比地中海地區民族的人性更仁義，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必然是人類無法抗拒的一些自然環境的差異或者某些更久遠的曆史源流。更直接地說，九州各地可能有著十分近的血緣關係，並且間或有些聯係，洪水之下，互相間的責任與信任自然建立。不過這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四 政治文明的兩個元素在現代危機中的作用
政治文明發展到當代，不外兩個元素，一為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長於防惡；一為自上而下的君主政治，利在揚善。當代各國政體都是兩個政治元素不同組分的混合，隻是因為民主自由的噱頭甚大，各國也都兀自吹噓，啥事都貼個民主自由的標簽，君主元素全在幕後桌子地下起作用了。當代世界所麵臨的危機挑戰其實十分艱巨，而單獨民主元素難以奏效，君主元素就成為必須考慮的方案。然而，因為所有問題幾乎都是全球性的，而自頂向下的君主思維需要全球意義上的一個帝國，這又完全沒有可能。所以大國或者各同盟間的協商就成為無奈的選擇。
民主製以及民族獨立成為現代主導並非因為民主的優勢，而是因為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穩定，人們不再有團結一致應對災難的壓力。當代世界生產力水平高漲，滿足人的各種縱欲需求有餘，這造成世界政體更趨於權力分散。人總是在內憂外患尤其是自然環境的壓迫時歸於仁愛，戮力同心，於是天下一統，這時更容易實現帝國架構上的君主製。在衣食無憂時人們往往歸於放縱，民主自由架構上的防惡就變成政治領域中的核心要件，所以這時分立小國架構下的互相製衡的民主製就成為首選。二戰以後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後，大國間不再敢輕易言戰，世界相對和平。失去外界壓力後，各區域各族裔的群體就不再願意犧牲自己的個性需求委曲求全而組合成一個大的帝國，所以百年來民族國家紛紛獨立。政權過度分散的問題是政治意誌一盤散沙，無法向共同目標推進。
福兮禍之所伏，養尊處優的年代總是災難積聚的時候。當代社會存在著大量隱藏在深處的全球性問題，諸如核能源核武器，生態惡化與微生化環境汙染等問題。核武問題處於解決之中，其協商模式雖然效率低，但總還算沒有失控。核武問題不過是否具備核訛詐的能力而已，本身擁有這玩意兒更現實的威脅是對自己的國土而非對敵人的國土。核戰爭是人類毀滅的大事，各國領導再混也不至於到那一步。核泄漏則是安全事故，是人為疏忽導致的對自己國土的災難。顯然核泄漏的可能性遠大於核戰爭，日本福島核電站事件已經足夠全球深思了。當然切爾諾貝利和三裏島同樣發人深省。從這個角度說，各國限核到棄核都是明智的選擇。
環境保護問題複雜得多，加強環保一般都會導致削弱國家經濟發展的競爭力。。這一問題是否可以用各國民主協商的模式解決，卻無法預測，其中有許多障礙與變數，頗有與虎謀皮的味道。然而，環境問題又遠比既往各種災難更加嚴重與深遠，各國是否有必要成立比聯合國更具權威的機構，可能已經是很現實的事情了。聯合國是基於民主自由的一個機構，這決定了它隻具有各國間的輔助調停作用，不可能具有政治權威，也不可能領導世界。按既往的規律，人類在麵臨共同災難時往往會在政治上統一。如今的威脅已經足夠巨大，是否有統一政治意誌的必要呢？在仁愛這一政治元素基礎上會成立什麽樣的全球協調機構，依然有著諸多的未定之數。中國三千多年的詳盡史料所記載的就是以堯舜禹政治精神為核心的政治演變過程，在未來的全球政治進程中，中國的曆史經驗將成為最為核心的參考史料。
當代人多以民主製為君主製的對立麵，這是完全錯誤的。道理很簡單，人的左腿不可能是右腿的對立麵。君主製的對立麵實際是奴隸製。當掌握政治權力的人不以治理天下為己任，而是隻知道團結本族本國民眾，以禽獸的心態壓榨其他民族時，奴隸製就出現了。而且這一心態並未隨著曆史進入墳墓，而是在歐美工業革命以來被絕大部分西方政客發揚光大，雖不敢如此壓榨其他國族，卻肆無忌憚毫無羞恥地壓榨其他物種和自然生態環境，以至於導致如今全球範圍內的現代危機。從文化層麵說，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根源就是大洪水過程中西方各文明所奠基的政治根底。地中海中東地區文明中也有大量的關於大洪水的神話傳說，隻是與大禹治水迥異其趣，導致後世的發展過程中君主製元素終究沒有中國政治哲學中的完備，反而在許多地區流行著奴隸製。
奴隸製不應該被稱作一種社會形態，更應該稱作是某地區的特色。奴隸製尤其是羅馬帝國的奴隸製完全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社會形態，供貴族放縱享樂的大量強壯的奴隸不會像鬆樹那樣很容易的長出來，這需要相關地區的良好的社會經濟積累才能造就大量的在某些方麵出色的人才，這樣的人才被掠奪來供貴族享樂而不是造福桑梓。不難推測，這樣的一種製度導致帝國周邊地區不斷喪失優秀人才，而相關地區因為嚴重失血而導致社會的衰退。奴隸製是地中海文明的一個特有現象，因為各文化之間的隔閡與分立，導致互相間劫掠和奴役。這是社會的一顆毒瘤。整體而言，奴隸製是或輕或重地存在著，但奴隸社會這種稱法並不恰當，即使是奴隸製的代表－古羅馬的奴隸也不過是人口的25%到35%而已。占人口少數而且不控製政治資源的基層勞動力卻決定了一個社會的性質，這是很令人費解的。應當稱為有奴隸製的社會，而不能稱為奴隸社會。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唐太宗的這句話是對朝代更替的感悟，而放到如今的全球現代危機中則完全適合於人類整體的福禍興衰了。中華文明的曆史經驗對於未來全球政治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不知最應該熟知中華傳統文化的同胞們是何認識與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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