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個世界裏，騙子真是不勝其多，不過中國佛教已經把許多的小騙子歸納於兩個大騙子之中；就是名和利。據說乾隆皇帝遊江南的時候，有一次在一座山上眺望景色，望見中國海上帆船往來如織。他便問他身旁的大臣那幾百隻帆船是幹什麽的，他的大臣回答道，他隻看見兩隻船，一隻叫做“名”一隻叫做“利”。有修養的人士也隻能避免利的誘惑，隻有最偉大的人物才能夠逃避名的誘惑。有一次，一位僧人跟他的弟子談到這兩種俗念的根源時說：“絕利易，絕名心難。即退隱之學者僧人仍冀得名。彼樂與大眾講經說法，而不願隱處小庵與弟子作日常談。”那個弟子道：“然則師傅可為世上惟一絕名心之人矣。”師傅微笑而不言。
據我的人生觀察，佛教徒的那種分類是不完全的。人生的大騙子不隻兩個，而實有三個：即名、利、權。在美國慣用的字中，可以拿“成功”（Success）這名詞把這三個騙子概括起來。但是有許多智者以為成功和名利的欲望實是失敗、貧窮和庸俗無聞的恐懼之一種諱稱；而這些東西是支配著我們的生活的。有許多人已經名利雙全，可是他們還在費盡心計想法去統治別人，他們就是竭一生心力為祖國服役的人。這代價常是巨大的。如果你去請一個真真的智者來，要選他做總統，要他隨時向一群民眾脫帽招呼，一天中要演說七次，這種總統他一定不要做的。白賚士（James Bryce，近代英國曆史學家和外交家）以為美國民主政府現行的製度不能招致國中最優秀的人才去入政界服役。我覺得單是競選的吃力情形足已嚇退美國的智者了。從政的人頂了竭畢生心力為人群服役的名義，一星期常須參加六次的宴會。他為什麽不坐在家裏，自己吃一頓簡單的晚餐，隨後穿上睡衣，舒舒服服地上床去睡呢？一個人在名譽或權力的迷惑下，不久也會變成其他騙子的奴隸，越陷越深永無止日。他不久便開始想改革社會，想提高人們的道德，想維護教會，想消彌罪惡，做一些計劃給人家去實行，推翻別人所定的計劃，在大會中讀一篇他的下屬替他預備好的統計報告，在委員會的席上研究展覽會的藍紙圖樣，甚至於想創設一間瘋人院（真厚臉皮啊！）——總之一句話，想幹涉人家的生活。但是不久，這些自告奮勇而負起的責任，什麽改造人家、實施計劃、破壞競爭者的計劃等問題，一股腦兒拋在腦後，或甚至還不曾跑進過他的腦筋呢。一個在總統競選中失敗了的候選人，兩星期過後，對於勞工、失業關稅等諸大問題都忘得一幹二淨！他是什麽人，幹嗎要改造人家，增高人們的道德，送人家進瘋人院去呢？可是他如果成功了的話，那些大騙子和小騙子是會使他躊躇滿誌地奔忙著，而使他想像著以為他的確是在做一些事情，而確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然而，世間還有一個次等的社會騙子，和上述的騙子有同樣的魅力，一樣普遍，就是時尚（Fashion）。人類原來的自我本性很少有表現出來的勇氣。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圖（Democritus）他以為已把人類從畏懼上帝和死亡這兩個大恐怖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是一種對人類的偉大貢獻。雖然如此，可是他還不曾把我們從另一個普遍的恐懼——畏懼周遭的人——中解放出來。人們雖由畏懼上帝和畏懼死亡的壓迫中解放了出來，但還有許多人仍不能解除畏懼人們的心理，不管我們是有意或無意，在這塵世中一律都是演員，在一些觀眾麵前，演著他們所認可的戲劇。
這種演戲的才能加上摹仿的才能（其實即演戲才能的一部分），是我們猴子的遺傳中最出色的質素。這種表演才能無疑地可以得到實在利益，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博得觀眾的喝彩。但是喝彩聲越高，台後的心緒也越加緊張。同時這才能也幫助一個人去謀生，所以我們不能怪誰迎合觀眾心理去扮演他的角色。
惟一不合之處就是那演員或許會篡奪了那個人的位置，而完全占有了他；在這世上享盛名居高位的人，能夠保存本性的，真少而又少，也隻有這一種人自知是在做戲，他們不會被權勢、名號、資產、財富等人造的幻象所欺蒙。當這些東西跑來時，他們隻用寬容的微笑去接受，他們並不相信他們如此便變成特殊，便和常人不同。這一類的人物是精神上的偉大，也隻有這些人的個人生活始終是簡樸的。因為他們永不重視這些幻象，所以簡樸才永遠是真真偉大人物的標誌。小官員幻想著自己的偉大；交際場中的暴發戶誇耀他的珠寶；幼稚的作家幻想自己躍登作家之林，馬上變成較不簡樸、較不自然的人；這些都足以表示心智之狹小。
我們的演戲本能是根深蒂固的，以致我們常常忘記離開舞台，忘記還有一些真正的生活可過。因此，我們一生辛辛苦苦的工作，並不依照自己的本性，為自己而生活，而隻是為社會人士的喝彩而生活，如中國俗語所說老處女“為他人作嫁衣裳”。”
林語堂《生活的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