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我作為公派訪問學者曾到瑞士進修兩年。
剛到瑞士的時候，在弗萊堡培訓德語。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們被分為兩個班，教我們班德語的老師簡妮是一個中年獨身女人，作家，人非常好，屬於很溫柔的那種女人。另一個班的老師叫朱迪，是臨時從德國慕尼黑招聘的。朱迪長得像個女漢子，有一個貝多芬那樣碩大的頭顱和發型，嗓音有點嘶啞，而且還抽煙。
弗萊堡是個小城市，隻有兩萬多人口。如果在我們中國，這樣的城市也就是個大村子。可在瑞士，這也算一個正經城市。弗萊堡很美，很安靜。後來我知道，除了日內瓦之外，整個瑞士都很幹淨和安靜。等我去過德國和法國後，我理解了為什麽瑞士人的旅遊口號“到歐洲來旅遊，到瑞士來休息。”那麽深入人心，贏得共鳴。我一生當中睡的最長、最香的一覺，就是在剛到弗萊堡的那天晚上。經過出國前的折騰和飛機上十八個小時沒睡覺的折磨，當下午到達瑞士弗萊堡後，我已經筋疲力盡，困得眼睛都睜不開了。大概是六點多鍾分到了宿舍，我和黑龍江來的小馬分到一個宿舍。我一進宿色，扔下行李就躺床上了，隻記得小馬和我說，咱們先吃飯回來再睡，然後我就像昏過去一樣睡著了。沒想到我這一覺睡了18個小時，錯過了三頓飯。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
弗萊堡有一種童話般的美，尤其秋天，當山坡上的麥子變成金黃色的時候，藍天、白雲、嫩綠色的草地、墨綠色的鬆林、白色的尖頂教堂，與山下古老的石橋，清澈的河水組成的畫麵，怎麽看都如夢幻般的童話世界。然而童話般的風景，卻掩不住小城鎮的寂寞和無聊。
朱迪就很膩歪弗萊堡，說在這樣一個小城市生活太鬱悶，太壓抑。屁大點事，都會瞬間傳遍全城，每個人似乎都沒有隱私和秘密可言。有一次，朱迪和簡妮晚飯後肩並肩地去散步，兩個人有說有笑，樣子十分親密。第二天就有人告訴她們，小城裏有傳言說教會學校裏的兩個老師在搞同性戀。簡妮聽了一笑置之，因為她已習慣了這樣的小鎮，可朱迪卻大為光火，認為小鎮的人太土鱉，太愛八卦了。
德語培訓結束後，我動身前往我進修的大學---聖加倫大學。聖加倫在瑞士的東部邊境，與德國和奧地利接壤。雖然是瑞士的第七大城市，可人口隻有七萬多，是一座紡織工業時代輝煌過的古老城市。這裏要介紹一下，瑞士雖然當時人口隻有五百多萬，麵積和遼東半島差不多大，但卻分為26個州。據說是拿破侖占領時期分的。因為瑞士坐落在阿爾比斯山上，過去交通很不方便，造成各地人溝通不暢，地域觀念很重。即使在現代，瑞士也有一些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管家裏事的人。他們對外國和外地都很陌生，大有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心態。有一次我在汽車站等車，與一位同樣等車的老太太聊天。她告訴我她一輩子都沒去過日內瓦，甚至連法語區都沒去過，最遠到過伯爾尼。要知道，從聖加倫到日內瓦，坐火車不過四個小時。
聖加倫大學類似中國人民大學，是一所純文科的學校，其中的商科在包括德國和奧地利的德語區排名第一，第二名是德國的科隆商學院。據說排名是根據畢業生的平均工資為主要指標。我覺得這並不真的反應聖加倫大學的真實教學水平，因為瑞士工資高，自然將畢業生的平均工資拉高了。但由於聖加倫大學在德語區比較有名氣，吸引了很多德國和奧地利的學生，主要是德國學生。大概占四分之一左右。
雖然德語區的瑞士人和德國人都同屬日耳曼民族，可瑞士學生和德國學生卻相互看不起，矛盾很深。比對非日耳曼民族的態度還惡劣。聖加倫大學曾發生過一次德國學生和瑞士學生的口水戰，德國學生罵瑞士學生是鄉巴佬，瑞士學生罵德國學生為窮光蛋。吵到最後，連瑞士和德國的教師都參加進來。
瑞士人對德國人的不待見和厭煩我後來通過一件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聖加倫大學的第二個學期，我因實在受不了同屋來自匈牙利的同學動不動就開爬梯的騷擾，搬到另一個都是瑞士學生的房子。這是五間臥室的房子，另四個都是瑞士學生，其中有一個是波蘭裔的paper 瑞士人，剛拿到瑞士國籍不久。我搬過去沒幾天他就畢業走了。
他走後，新來了一個德國學生，名字叫安迪。安迪三十出頭，長得很高大，很帥，也很陽光，有一張動人的娃娃臉，樣子很和藹，親切，一笑還現出兩個很深的酒坑。那時兩德已經統一，安迪來自東德地區，是一個女兒的父親。有一次安迪不無驕傲地給我看他女兒的照片。我看了後很驚訝，他女兒可以說非常漂亮，長得極像秀蘭鄧波。這大概遺傳於安迪。我大大地讚美了他女兒一番，對他說，你女兒長大了，會比施耐德還漂亮。安迪聽了哈哈地笑了起來。
安迪剛來的時候很高興，成天樂嗬嗬的，和每個人都熱情地打招呼。可過了段時間後，他變得悶悶不樂起來。見到我也是隻打個招呼，不那麽笑容滿麵了。好像有了什麽心思。我不知就裏，就問和我關係比較好的羅傑，為什麽安迪變得悶悶不樂。羅傑對我說，他們倆欺負他。我當時的德語還不行，尤其那兩個瑞士學生嘀咕瑞士德語我就更聽不懂了。
學期結束後，安迪告訴我他要回國了。問我對瑞士和瑞士人有什麽看法。我說挺好啊。他卻撇了撇嘴說：瑞士人太壞了，我這輩子再也不來瑞士了。我不知道馬庫斯和約克對他說了什麽，做了什麽，讓安迪對瑞士這麽傷心。估計是沒少擠兌他，否則那麽陽光和藹的人不至於被氣成那樣。他走後，我問羅傑，為什麽馬庫斯和約克欺負安迪呢？羅傑說，歧視唄。我問羅傑：你歧視德國人嗎？羅傑答道：我不歧視。我母親就是德國人。後來我知道，羅傑的母親是二戰後因為在德國找不到工作而逃難到瑞士的。
羅傑和我年齡相仿，是學國際政治的博士。因為貪玩，全世界各地跑，博士總是遲遲畢不了業，但他並不在乎。羅傑因為曾在日本留過三年學，也去過中國上海，而且在日本時曾和一個台灣女生談過戀愛。所以對我這個中國人有特殊的好感，也很願意和我聊天。
有一次我和羅傑去山裏散步時，在一個能看到很美風景的山頂啤酒館裏休息，我們邊喝啤酒邊聊天，我問他：瑞士人除了不待見德國人之外，還不待見哪些國家的人？其實我是想知道他是如何看待中國人的。羅傑壓低聲音說：我最煩南斯拉夫人。我問為什麽？他說：南斯拉夫人手腳不幹淨，而且很暴力，甚至兩口子吵架都會拔刀相向。你不知道，前不久就發生一起惡性殺人案，一個丈夫在和老婆吵嘴時，暴怒中一槍將老婆打死。
羅傑說的是事實，在我後來住的小鎮上我也領教了南斯拉夫難民的一些不文明之事。當時因為南斯拉夫內戰，有很多難民跑到瑞士，瑞士政府很慈善，一開始把他們集中在難民營，核實難民身份後，會把難民分到願意接受他們的小鎮和城市裏。當時我們小鎮分來一家，鎮裏還分給他們一家一個獨棟房子。這是個六口之家，父母帶四個孩子，其中一個男孩和我兒子在一個幼兒園。有一次兒子把他帶到家裏，這孩子的確沒什麽教養，進屋就亂摸東西。一會功夫把複活節我買的那些兔子巧克力和巧克力蛋都都劃拉嘴裏去或揣兜裏去了，急的我兒子一個勁喊：這可怎麽辦，這可怎麽辦。那孩子和我兒子一樣，不會說德語，我當時很奇怪，我兒子是怎麽和他交流的呢。我老婆安慰兒子說：那巧克力就是給客人吃的，你看他那麽高興，不是很值嗎？可我兒子急的要哭了，說那彩蛋是神兔送我的，我沒舍得吃，被他吃了。我趕緊繼續哄兒子說：神兔要是知道你把彩蛋給了小朋友，會誇你是個好孩子的。兒子那時才四歲半，好騙，我說啥他都信。
後來，這一家人被送回了難民營，聽我的房東說，這家的幾個大孩子沒事就幹壞事，專門用石頭劃停在路邊的汽車。被發現後，小鎮委員會已經警告他們父母三次了，可父母管教不了這幾個孩子。最後沒辦法，小鎮把他們一家又送回到難民營。
也不怪瑞士人對南斯拉夫人有偏見，作為一個整體他們給人的印象的確不好。但瑞士人並沒因此而拒絕南斯拉夫難民，聯合國安排的難民他們依舊接受。就像一個人一樣，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並不都是順著自己的好惡行事，因為在個人的好惡之上還有更高的行為準則。
我問羅傑：你覺得我們中國人怎樣？羅傑說：我歡迎中國人多多地來，但不歡迎穆斯林和南斯拉夫人。你們來是學習的，不是來吃福利的。來吃福利也不怕，可手腳不幹淨還很暴力就很讓人煩了。手腳不幹淨的南斯拉夫人我的確也遇見過，這事就不說了。
羅傑也時常會嘲諷那些東歐來的難民。有一次他窩在客廳的沙發上看報紙，見我進來就指著報紙上的照片說：這胖乎乎的樣，像經濟難民嗎？那報紙上登的一幅羅馬尼亞難民的照片。一個大腹便便的羅馬尼亞中年男子站在邊境管理站申請經濟難民。我說：不申請難民身份不是進不了瑞士嗎。難民潮是貧富差距帶來的。羅傑說：我們瑞士政府就是心太軟，太好騙了。
其實羅傑說的是實情，我在蘇黎世報上曾看到類似的觀點，諷刺瑞士政府太慈善了。比如，每年一到夏天就會有大批來自斯裏蘭卡來的所謂經濟難民湧來。瑞士政府的人手不夠，處理這些難民申請得三個月時間。很多斯裏蘭卡人就是打這個時間差，可以白吃白喝白住三個月。到時不批準也無所謂，可以回到來時的地方明年再來。另外，瑞士政府還在國會大廈的後麵專開了一個吸毒區，定期給那些癮君子提供食品、毒品和工具，瑞士政府的理論是，如果你不給他們提供毒品，這些人毒癮犯的時候很可能去犯罪，會給社會造成危害。聽起來好像也很有道理。
從羅傑口中得到的瑞士人對中國人的印象我不大放心，羅傑和我是朋友，也許礙於麵子，羅傑不好意思說出真實的想法呢？所以，當有一天兩個傳教的女教徒（不知道是什麽教派的）來敲門時，我就將她們請進家門。在聊過傳教的話之後，我對兩教徒說：我很想知道，你們瑞士人對中國人的看法。我知道你們教徒是不說謊的，所以我才問你們。如果你們覺得難以回答就不用勉強。沒想到年齡大的那個教徒很爽快的回到我說：我們對中國人印象最好。你們都是來學習的，並不是來當難民的。我接著又問：那你們最不歡迎的是哪國人呢。她猶疑了一下，看了身邊年青修女一眼說：斯裏蘭卡的。接著補充說：他們盡是小偷。
如今難民潮已經成了最讓歐洲人頭疼的問題，我也深深理解歐洲人的恐懼和擔心。
我想，也許在瑞士的中國人給了瑞士人一個假象。隻把中國人好的一麵展示給了他們。因為那個時候，去瑞士的都是留學生，而且主要是公派的訪問學者，一年就12個人，自費留學的很少，因為要學德語或法語，這在當時的國內不是件容易的事。瑞士也不是移民國家，對外來人口管理很嚴，不像美國地廣人稀，隻要入境黑下來很容易，而在瑞士那是不可能的。
有時一個人對一個地區的和一個國家的印象僅僅來自對一個人的印象。
在聖加倫認識一個叫芭芭拉的基督徒。曾經在廈門大學留學三年，會說點帶西方腔的中文。有一次我們聊天，她對我說：廈門人不好。我說為什麽這麽說？她撇撇嘴說：我的一個廈門同學都對我說過謊，她還是我的好朋友呢。我說：那也不能說廈門人都不好吧。她不置可否地說：反正我受不了說謊的人。
其實我的大學和研究生同學各有一個廈門人，我從來沒覺得他們不好。可芭芭拉的確遇到了一個說過謊的同學，她得出這樣的印象也有理由。很多時候，地域歧視和偏見就是這麽來的。你碰到一個不靠譜的人，就會放大到這個地區全體人。
有一次從北京回沈陽，坐的是到長春的火車。對麵坐著兩個放假回家的長春女大學生。一路上我們聊的很好，從武俠小說聊到北京小吃，又從北京小吃聊到各學校的食堂。快進沈陽站的時候，對麵一個圓臉的女生突然冒出一句：沈陽人最壞。我說你去過沈陽？她說去過一次。我問她怎麽得出沈陽人最壞的印象的？她氣呼呼地說：車站的出租司機故意繞路，多收了我們好多錢。我聽了哈哈一笑說：我也是沈陽人，你覺得我是壞人嗎？問的那個女生臉一下子紅起來。說大哥你真是沈陽人嗎？你逗我吧？我說我真是沈陽人。而且我也去過你們老家長春，也同樣被出租司機騙了一百塊錢。可我覺得你們兩個長春女生不僅不是壞人，而且還很可愛。
其實，不論中國人外國人，偏見都是難免的，因為人的見識都是有限的。
說起見識，我想起在瑞士遇到的一件讓人哭笑不得的事。很多瑞士房東不願意把房子租給外國人，所以我找房子的時候就讓羅傑幫我打電話。房東一聽是瑞士口音，就會很熱情地介紹情況。有一次，羅傑發現一個很好的房子，價格便宜，交通方便，就替我打電話詢問。當羅傑告訴房東是他的中國朋友要租的時候，這個房東竟然問：中國人是黑人還是白人？氣得羅傑放下電話後罵了一句：Dummheit(蠢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