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的文革五十周年
邢小群
我有一位好友，四十多年前畢業於北京師大女附中。為了紀念母校百年，她們幾位年逾花甲的校友用兩年多時間編了一本《遠去的女附中》。上報官方機構審讀，獲準出版。即將開印之際，卻收到出版社總編輯的一封信，全文是：
今年是“文革”開始五十周年。你們合作的文集《遠去的女附中》因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即將出版之際，被上級叫停。無法出版。我們深知這部書凝結了每一位作者對母校的深情厚愛，對此結果給作者們帶來的衝擊我們深表理解，也感到萬分遺憾。感謝每一位作者為此書付出的心血。感謝大家對出版社的信任。作為出版人，雖然最終未能將書付梓，但我們在編輯出版這部書的過程中，從書稿的每一篇文字中都獲益良多。為此，我們要向你們，致以衷心的敬意與謝意！
此信寫得很悲情，體現了中國大陸出版人的無奈。其原因，無非是書中有幾篇文章涉及文革初期校長卞仲耘被學生打死的悲劇。學校百年，這是一頁繞不開的痛史。然而有所反思，卻觸碰了官方的密令：中國大陸體製內所有傳媒：今年禁談文革！
對反思文革的嚴厲管控，非自今日始。我四年前在大陸出版了一本口述史文集《我們曾曆經滄桑》，20萬字的書稿，被編輯刪了一萬多字，刪節的重點之一，就是有關文革的內容。兩年前北京師大女附中宋彬彬等人回到母校道歉，《新京報》記者獨家報道，也受到官方的嚴厲斥責。
自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迄今正好半個世紀。這個節點，本是回顧與清理文革的契機，但又恰恰是當政者的痛點。他們擔心反思一旦形成聲勢，會危及統治的合法性，於是提前發出禁言文革的內部密令，《遠去的女附中》一書就成為這種背景下的犧牲品。
五十年來，大陸官方對文革的態度可分為三段。
毛澤東在世時是第一段，全力肯定文革，不容置疑。有一首歌的標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代表了這種宣傳基調。當時懷疑文革而被捕坐牢，乃至判處死刑者，不是一個小數字。
毛澤東去世後開始第二段。先是華國鋒宣布文革結束。胡耀邦到中央黨校主持工作，體製內出現了係統否定文革的聲音。1980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從政治上否定了文革。鄧小平、陳雲等人聯手，從華國鋒處爭得了最高權力。鄧小平在文革中是挨批的，華國鋒是文革中起家的。徹底否定文革，就確立了鄧取代華的曆史依據，同時為清理各級領導班子中的文革受益者製造了輿論。文革頭緒複雜，鄧小平需要盡快擺平黨內恩怨，提出宜粗不宜細，簡化了文革的政治光譜。相當多的老幹部在文革不同階段緊跟毛澤東的情況被盡量回避，老一輩革命家被塑造成文革的受害者和抵製者，文革的罪責盡量歸結到林彪、四人幫、康生和造反派頭上，毛澤東的首要責任卻被開脫。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在中國大陸是言說文革相對寬鬆的時期。文學藝術界湧現了一大批表現文革的小說、詩歌、報告文學、影視、舞台劇和美術作品，新聞界采訪了大批文革的受難者，出版界也推出了一批當事人的回憶錄，史學界則開始推出研究論文，中央黨校等機構還招收了幾批研究文革的博士生、碩士生，金春明、席宣、嚴家其、高皋、王年一等人撰寫的幾本文革史也是在此期間問世的。就否定文革而言，知識界和官方有過一段短暫的蜜月。
1996年是文革30周年，也是第二階段轉變到第三階段的時間節點。官方對文革的態度由否定和簡化，變為回避和虛化。當時，廣東的《焦點》月刊因為編輯了一期文革研究專號，被官方斷然停刊。北京的《東方》雙月刊因為編輯了一組文革研究專題，也受到嚴厲整肅。官方態度為什麽發生這樣的改變？一是因為鄧小平已經不能問事，而新領導人的權力基礎與否定文革無關。二是民間對文革的研究出現了獨立思考，開始超越官方決議的局限和宜粗不宜細的規定，向更加真實的曆史層麵逼近。文革將不再是混進黨內的幾個壞人作亂，而是國際共產主義革命運動中的有機一環。反思的觸角已經伸向極權體製本身。這是當政者不能夠容忍的。從此，有關文革的出版物和文藝作品，莫不受到嚴格的管控，經過官方嚴格篩選後能夠問世者為數了了。相關檔案不得開放，影視領域這十年的曆史幾乎成為空白。文革重要當事人的回憶錄如：《王力反思錄》、《吳法憲回憶錄》、《邱會作回憶錄》、《十年一夢》等，獨立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等，隻好拿到香港出版。官方看到這一動向，又把從香港往大陸帶書當作嚴密監控的重點。在口岸沒收書籍，引發了不少糾紛。此外還有大量文革回憶錄和研究著作，以民間自印本的形式分散出現，傳播麵很小。
1996年到今天又經過了20年。20年的回避與虛化，已經導致了一兩代人對這一段曆史的無知。這段時間，我在一所大學教書。上課時總有學生要求：“老師，能不能給我們詳細講講文革？”我問道：“關於文革，你們知道多少？”他們說，我們隻是在政治課上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中學老師要求背下這段文字，應付考試，其他都不要問。我說，能不能問問你們的父母和爺爺奶奶，他們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學生說，他們都不願意講。
文革四十周年時，徐友漁、郝建等學者在北京發起了一次小型學術討論會，十幾個文革研究者怕官方幹擾，不敢打電話，也不敢發電子郵件，隻好口口相約，一起到郊區密雲赴會。
退休高官於幼軍，應聘擔任中山大學教授，開設反思文革的曆史講座，原計劃講七次，受到壓力，講了兩次便匆匆結束。
所幸的是人類在這段時間進入了國際互聯網時代。官方可以控製影視、廣播、書刊、報紙免談文革，卻不能完全控製網絡空間，有關文革的文字、聲音和影像，開始通過網站、微博、微信交流和傳播。學者吳迪主編的《記憶》、學者何蜀主編的《昨天》，都是學術品質很高的專門文革研究的電子月刊。一些體製內的學術機構，預見到今年舉辦有關文革的學術討論會受到限製，趕在文革50周年之前，先行舉辦學術活動。2015年1月，複旦大學曆史學院以訪問學者工作坊的方式，召開了了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2015年10月，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又以“1960年代的中國”為名，舉辦了一次學討論會。兩次會議的內容，都是文革研究。大家都清楚，直接以研究文革的名義開會，會受到官方的警告和追究。一些體製內的學者已經為此付出代價。
文革是繞不過去的存在。駝鳥政策是不能長久的。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唱紅打黑，許多做法頗似文革。今年初對任誌強的圍攻，也被稱為“十日文革”。文革的基因在這片土地上，隨時可能滋長，發作。 大陸社會已經出現了另一種景象，就是毛派的高調回潮。他們不但有網站、社團，舉辦群體活動，還有人集體為江青掃墓祭拜，召開張春橋思想研討會。部分地區的底層草根中彌漫開一種文革想象，以為文革年代是工農大眾的節日，文革運動是反抗權貴資本主義，爭取平等公正的不二法門。毛澤東的粉絲在一些地方和人群中迅速增多，與之相聯係的是對鄧小平的負麵評價迅速蔓延。官方刻意屏蔽文革的政治後果已經顯現。
經曆過文革的人已經漸漸老去。民間有識之士意識到，清理這份沉重的曆史遺產，刻不容緩。而當政者的狹隘和短視之症，人為製造了雪擁藍關馬不前的困境。莫非我們這個民族不能擺脫杜牧預言的宿命：前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