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劇透，您如果想原汁原味的欣賞這部電影，請不要讀此帖。）
電影，能分仨檔次。最低檔，給你個刺激，即時一笑或是一高潮，過後就忘。下一個檔次，講一個故事，層次分明，脈絡清晰，故事生動有趣，看過是種享受。第三個檔次，在故事之上，講出些“社會價值”來。大牌導演史匹博格（Steven Spielberg）是講故事的能手，從導演成為“大牌”之後，許多片子都在試圖講些“社會價值”。 這個今年奧斯卡最佳影片入圍的電影“間諜橋”（Bridge of Spies），講的是美國“法治文化”這個價值。
基本故事是這樣的。
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角色唐納文（Tom Hanks扮）在紐約作保險業的律師，小有成就。當時正值美蘇兩國冷戰的高峰，毀滅人類的原子大戰是現實威脅。為此，美蘇雙方都對對方進行間諜刺探。蘇聯派到美國的間諜埃波爾上校（Mark Rylance 扮，獲2016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獎）被聯邦調查局抓獲。依美國法律，間諜被抓也得對其進行法律程序處理-----起訴、公民陪審團審判、如有罪再法官判刑。為了突顯法律程序的公正，美國司法部要給埃波爾上校找一個靠譜律師，唐納文被選中。
在困難條件下，唐納文為埃波爾上校盡心盡力辯護。結果上校被判有罪，獲刑30年。過程中唐-埃二人成為某種朋友。
與此同時，美國中情局用間諜飛機在蘇聯上空進行秘密偵察。偵察機在2萬米以上飛行，中情局認為飛機沒有被發現的危險。但是，一架偵察機被擊落，飛行員鮑爾斯跳傘被俘。然後被判服刑10年。
好，一位上校，一位飛行員。美蘇開始換俘的接觸。由於冷戰雙方對彼此的仇恨與不信任，換俘不便用官方管道進行。唐納文被中情局看中，去蘇聯占領的東柏林交涉換俘事宜。
恰在那時，蘇聯正於東柏林築建後來臭名昭著的柏林牆。一位美國研究生普瑞爾（Will Rogers 扮）在東西柏林間穿梭學習，被東德秘密警察抓捕。普瑞爾的命運也被卷入上校換飛行員的公式中。
唐納文隻身來到東柏林，運用他作為律師的專業與精明，在中情局、克格勃、東德秘密警察三方的相互角力中，成功的以一換二，讓埃波爾上校、鮑爾斯飛行員、普瑞爾同學三人都得以歸國與家人團聚。
間諜橋。是雙關語，間諜交換的地點在東西柏林間的一個橋上，同時也說雙方換俘的渠道。
史匹博格把美國的法治文化貫穿於整個電影之中。
冷戰高潮，雖是法治之下，美國社會與民眾對“疑似”蘇聯間諜（審判前）的仇恨可想而知。一次唐納文在紐約乘地鐵，當天的報紙正巧有他為上校辯護的新聞與照片，車廂的乘客很多在讀報紙，發現老唐後對他投出極度鄙夷與仇恨的目光。上校被判刑之後，老唐開始上訴程序。一天晚上他與家人都在家，忽然發生槍擊，多發子彈打碎麵街玻璃而穿入客廳。非但有人不惜犯法企圖傷及老唐與其家人，就是槍擊案後來保護他的警察都質問老唐，“你為什麽要為罪犯辯護？我在捉壞蛋，你在為他開罪？”
甚至推薦老唐給上校辯護的律師樓老板，以及最該秉法行法的當案法官，都不能理解老唐為何要真條真項的為一名“可恨的間諜”脫罪。
老唐的解釋很簡單。在中情局探員企圖讓他替中情局違法刺探上校的秘密時，他說：你丫的是德國後裔，我是愛爾蘭後裔，是什麽讓咱倆都美國人了？一個小東西，小小的東西，法本。我管它叫“憲法”，大家都歸憲法管。都聽憲法的，那玩意讓咱倆都成為美國人。甭跟我說讓我犯法的事兒，少跟我點頭，你這個狗娘養的。
沒人比法高，沒人比法低。
在為上校上訴到最高法院時，老唐發問說：難道我們不該給一個疑似罪犯所有我們政府體係裏的個人權利嗎？這不正可以讓對手知道我們的係統是更優秀的嗎？我們的係統不是我們贏得冷戰的最好武器嗎？
還有些細節，如上所說，美國的法治文化貫穿始終。停止劇透，不然電影沒法看了。
最後上個最佳配角的最佳對話。
過程中，倒黴的埃波爾上校一直被折騰在漩渦中。老唐數番問他，你不緊張？驚恐？焦慮？
每次老唐都反問，“Would it help？”得奧斯卡與此反問有關，^_^。
最後想說，真法治不是演電影或是啥“宣傳口號”，Rule of Law，非兒戲。
下麵是電影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