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國”，恐怖主義3.0
製造巴黎恐怖襲擊的“伊斯蘭國”恐怖組織，是由“基地”組織孕育出來的，但卻在鬥爭目標和鬥爭手段上發生了明顯變化。他們是“基地”組織的升級版，將全球恐怖主義帶進了3.0時代。
2003年8月19日，一輛載滿爆炸物的貨車衝進了聯合國駐巴格達辦事處，造成22人殉職。圖為爆炸中受傷的伊拉克人
從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開始，美國就打著不能讓共產主義占領伊斯蘭的旗號，利用伊斯蘭世界的反抗精神，扶持了一批“聖戰”組織，主要目標是對抗蘇聯。到上世紀80年代末，蘇聯從阿富汗撤軍，被美國所拋棄的“聖戰”組織很快將矛頭調轉方向，對準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和伊斯蘭世界裏的“腐敗政權”。1988年，本·拉登正式成立“基地”組織，策劃了一係列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活動。
如果說反蘇的“聖戰”遊擊隊屬於恐怖主義1.0階段，那麽，以反對美國及其盟友為目標的“基地”組織，就是典型的全球恐怖主義2.0階段。本·拉登的主要目標是驅逐西方入侵者，在塔利班政權的庇護下，“基地”組織以遊擊隊式的方式來對抗美國。雖然本·拉登也曾經描述過建立一個“純淨的伊斯蘭國家”的構想，但在他看來那將是一個比較遙遠的宏大構想。
但是，去年6月29日，“伊斯蘭國”的領袖巴格達迪直接在伊拉克向世人宣布了建國的消息。與一般以破壞為目標的恐怖組織不同，“伊斯蘭國”具有明確的領土目標和治理理念。他們力圖在控製的領地內維持基本社會秩序，依照其詮釋的伊斯蘭主義模式，有意識地實行社會改造、恢複奴隸製度、創建奴隸市場等。“伊斯蘭國”還公布了一張未來的領土地圖，聲稱要在5年內占領整個中東、非洲東部、中部和北部、歐洲的伊比利亞半島、黑海東部、南部和西部，以及亞洲中部和西部，其“終極控製區”的麵積比曆史上的阿拉伯帝國還要廣大。
紮卡維
目標不同，由此決定的襲擊策略也有所差異。這一點，早在紮卡維時期就顯露無遺，以至於本·拉登和紮卡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貌合神離。2003年8月，紮卡維一口氣策劃實施了兩件大案——先是讓一輛載滿爆炸物的貨車衝進了聯合國在巴格達的辦公室，造成23人死亡；10天以後，又讓自己的嶽父駕駛著裝有大量爆炸物的汽車衝入什葉派穆斯林的聖地伊瑪目阿裏清真寺，導致85人死亡。
身為遜尼派的紮卡維認為，襲擊什葉派穆斯林比襲擊美國人重要得多，這也是他和本·拉登的分歧所在。2003年8月到2004年12月之間，紮卡維和本·拉登之間多次通信，內容主要是討論究竟什麽是“聖戰”的基礎。起初，本·拉登反對襲擊什葉派目標，並敦促紮卡維盡量避免平民傷亡。但紮卡維在回信中明確表示，如果本·拉登不支持他的想法，他就退出“基地”。
後來，雙方都做出了讓步，紮卡維宣布效忠於“基地”組織，成為“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的首領。盡管如此，紮卡維與“基地”組織領導層之間在恐怖襲擊的策略上仍有不小分歧。“基地”組織希望更多地將攻擊目標集中在西方勢力上，尤其是美英在伊拉克的駐軍。而紮卡維則主張更多地襲擊包括什葉派在內的伊拉克平民目標。他宣稱穆斯林內部的“叛教者”是“聖戰”首先打擊的對象，什葉派是一種“與遜尼派伊斯蘭毫無共同之處的宗教”。紮卡維認為，包括伊拉克在內的整個伊斯蘭世界已經被異化，需要通過暴力方式重新清洗和組合。
2006年紮卡維被美軍擊斃之後，伊拉克的幾個極端主義武裝在協商之後成立了“伊拉克伊斯蘭國”（ISI），他們推舉巴格達迪為領導人。他是伊斯蘭大學的神學博士，並且在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前一直都在伊拉克境內的清真寺做教士。這樣的經曆使得他與“基地”組織領導人本·拉登和紮瓦西裏相比具備更大的輿論和道義優勢。尤其2011年本·拉登被美國擊斃之後，略顯溫和的埃及眼科醫生紮瓦西裏接班，他對巴格達迪倡導的汽車炸彈和自殺式襲擊存在保留意見，雙方分歧越來越大。
矛盾終於在2013年底被激化。當時，“伊拉克伊斯蘭國”趁敘利亞內戰之際不斷壯大，派往敘利亞的“聖戰”人員與當地反政府武裝聯合成立了“解放陣線”。巴格達迪有意將“伊拉克伊斯蘭國”與“解放陣線”合並，但“基地”首領紮瓦西裏更傾向於兩者分開運行，分別作為“基地”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分支。雙方僵持不下，2014年2月，紮瓦西裏公開宣布“基地”組織與“伊拉克伊斯蘭國”沒有任何關係，雙方關係徹底破裂。巴格達迪則將“伊拉克伊斯蘭國”與“解放陣線”合並，成立了“伊斯蘭國”。
“伊斯蘭國”2014年1月8日發布在網上的照片。左為人稱“首席劊子手”的沙克爾·瓦赫伊布
脫離“基地”組織之後，“伊斯蘭國”的目標更加聚焦在貫徹伊斯蘭主義之上，對於一切所謂的“叛教者”都格殺勿論。“伊斯蘭國”的成員一般露麵的時候隻露出兩隻眼睛，但在其發布的斬首和槍決視頻中，總有一名男子會公開把自己的麵容暴露在公眾麵前，他就是人稱“首席劊子手”的沙克爾·瓦赫伊布。瓦赫伊布留著標誌性的大胡子，一字眉，眼神冷酷，他1971年出生於巴格達，除了首席劊子手外，他還是武裝組織的戰場指揮官和戰術官，多數情況下他都親自審訊或處決俘虜。在一段視頻裏，他端著衝鋒槍在公路上攔住一輛大卡車，把三名司機叫出來詢問他們每天禱告的儀式，發現他們並沒有嚴格遵守伊斯蘭教義做禱告後，他眼都不眨地開槍射殺了他們。
他們屠殺的目標並不簡單地以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來區分，巴黎的槍手衝進劇院掃射的時候，人群中也許會有穆斯林，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聆聽重金屬搖滾樂這件事就是一個反伊斯蘭傳統教義的現代化行為。
與“基地”組織所對抗的西方而言，“伊斯蘭國”將對抗目標鋪展到了所有現代性的方方麵麵。他們雖然提出了建國方略和領土目標，但是，這與現代民族國家對地理疆域的倚重完全是兩個概念。在“伊斯蘭國”看來，國家是沒有疆界的，所謂領土都是為其意識形態的傳播所服務。因此，在“伊斯蘭國”麵前，傳統的國家概念將麵臨挑戰，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青年，都可以依靠更先進的社交媒體和網絡傳播投奔而來，經過一段時間訓練之後又可以返回本國，傳統的國境線，再難成為阻隔恐怖主義的有效屏障。
2010年，“伊斯蘭國”的領導人巴克爾·巴格達迪宣誓就職，為了壯大組織，他采用了兩個主要舉措——本土化與專業化。
巴格達迪
首先是本土化。巴格達迪注重招募伊拉克本地人充實力量，不再像紮卡維那樣隻依賴於外籍極端主義分子。巴格達迪提高了“聖戰”成員的薪金標準，每月向領土管轄區內的年輕人發放200～600美元不等的酬勞，增強該組織在伊拉克遜尼派中的吸引力。
取得當地民眾支持是“伊斯蘭國”的一貫策略。“伊斯蘭國”聲稱代表伊斯蘭教遜尼派，旗幟鮮明地打出反對什葉派的旗幟，所以，它選擇的進攻地區大多是傳統遜尼派控製的區域。被占領城市的遜尼派老百姓接受電視采訪時說：“恐怖分子進來了以後沒有一聲爆炸、汽車炸彈和槍響，這個城市很安全，但我們現在怕的是政府軍，因為政府軍會用大炮和飛機轟炸我們，所以我們選擇逃跑。”
拿下費盧傑之後，“伊斯蘭國”並沒有貿然向首都巴格達挺進，而是以此為基地不斷鞏固勢力。“伊斯蘭國”組織很善於破壞伊拉克什葉派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係，他們把幼發拉底河上的水閘關閉，導致洪水泛濫，淹沒了巴格達郊區，當地老百姓怨聲載道，後來政府實在沒有辦法，就另外挖了一條渠，把水引出去，才算解決了這個事。
另外一個就是專業化。巴格達迪挑選了兩名薩達姆時代的高級軍事指揮官做自己的副手。其中一位是曾任伊拉克陸軍部隊少將的圖爾馬可尼，現在主要負責“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行動；另一位是曾經在薩達姆時代主管伊拉克情報部門任中校的安巴裏，現在負責“伊斯蘭國”駐敘利亞的事務。這兩位貼身副手之外，還有超過1000名來自薩達姆軍隊及敘利亞政府軍的指揮官，他們有著很高的戰鬥素養和戰場指揮經驗。
2015年11月15日，“伊斯蘭國”網站上發布的圖片展示恐怖分子在伊拉克北部城市尼尼微的活動情況
從武器配備上，“伊斯蘭國”除了基本的步兵裝備外，還配備了坦克、裝甲車、重型火炮等大型武器。此外，“伊斯蘭國”的情報工作也相當專業。在敘利亞內戰中，“伊斯蘭國”不同於那些單純作戰的反對派武裝力量，而是借用強大的情報網絡配合前線的作戰行動。它不僅關注作戰部隊本身，還關心指揮官、士兵家屬、對方領導人等一係列信息，分別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對待。
在日常事務的管理中，“伊斯蘭國”也展現出了一般恐怖組織所不具備的管理能力。“伊斯蘭國”通常將社會治理係統分為管理係統和服務係統，前者主要負責安全、宗教政策的宣傳和執行、法院和懲罰、教育計劃、公共關係和部落事務；後者則主要負責衛生、人道主義援助、食物供給、道路清潔、水管和電力等基礎設施維護。
內部治理結構上，“伊斯蘭國”共分為四層權力組織，位於頂端的是哈裏發巴格達迪，其下就是巴格達迪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兩個地區代理人，他們三人組成了“伊斯蘭國”的決策層，製定戰略目標，決定何時何地發起行動。第三層權力結構由舒拉議會和沙裏亞委員會組成。前者的主要任務是將決策層命令傳達至具體指揮官，以確保任務完成；後者則由巴格達迪親自監管，負責宗教事務。最底層是“伊斯蘭國”的六個職能部門，分別為安全情報、軍事、地方、宗教事務、宣傳與財務，負責具體工作的執行。
“伊斯蘭國”的社會治理遵循循序漸進的方式，首先建立宣傳中心和初級法院，在軍事上鞏固之後，一般會製定嚴格的宗教政策和懲罰製度，配備專人及投入一定的資金。當“伊斯蘭國”在軍事上完全控製領土時，通常會擴大服務範圍，提供城市公共服務。總之，“伊斯蘭國”自視為一個無所不包的管理者。
早在2012年，“伊斯蘭國”就在推特上開設了自己的賬戶——“喜訊的黎明”（TheDawn of Glad Tidings），用阿拉伯語在上麵宣傳和發布信息。“伊斯蘭國”還專門任命了一位負責媒體宣傳的專職人員，由他控製著一支由作家、博客主和社交媒體監督者組成的信息工作小隊。他們一方麵雇用市場營銷、公關和視頻製作領域的專家，另一方麵也教人們如何避開政府網絡審查。在利用新技術方麵，“伊斯蘭國”絲毫不落後。他們不僅能輕而易舉地獲取推特用戶的電子郵箱並向他們發送宣傳材料，而且還時不時拋出一些溫情畫麵，以消除潛在支持者的抗拒感。
2015年11月15日，“伊斯蘭國”網站上發布的圖片展示恐怖分子在伊拉克北部城市尼尼微的活動情況
“伊斯蘭國”的運行也與“基地”組織有很大不同。“基地”組織一直以來奉行嚴格保密的封閉式運行，其籌款和招募等活動都是“黑箱操作”，外界不得而知。而“伊斯蘭國”則采用了類似於跨國公司那樣的運行方式，甚至像上市公司一樣，發布年度財政報告，詳細記錄每次襲擊活動的內容及其參與者信息，方便領導人了解每位參與者的家庭狀況，以便在他們死亡或者被捕時支付賠償金，同時也是為了向捐款者展示“業績”。根據“伊斯蘭國”的“年報”，2013年“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發動過近萬次行動，其中包括1000次暗殺、安裝4000枚土製炸彈、釋放了數百名激進囚犯。
“伊斯蘭國”的國內戰鬥人員是骨幹，主要來自原“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和車臣伊斯蘭武裝。不過，“伊斯蘭國”的國外戰鬥人員數量要遠遠高於其國內戰鬥人員，至2014年底，共有80多個國家的外國武裝人員為其效力，他們大多都是青年人。美國中情局2014年9月的統計數據顯示，“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能召集的人員在2萬至3.1萬人之間，此外，超過1.5萬外國戰鬥人員抵達敘利亞。另一份來自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追蹤研究顯示，截至2014年底，加入“伊斯蘭國”的外國戰鬥人員總數為2.073萬人，這一數字是自1945年以來極端組織在伊斯蘭國家動員的最大規模人數。其中，歐洲大約有4000人，他們通過東南歐國家進入土耳其，然後從土、敘邊界進入敘利亞。
“伊斯蘭國”招募成員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劫獄。2013年7月21日，“伊斯蘭國”同時襲擊了巴格達以西和以北的兩所監獄，釋放了500多名囚犯；2014年6月11日，“伊斯蘭國”攻占提克裏特市後，又釋放了數百名囚犯。這些囚犯或自願或被脅迫，基本都加入了“伊斯蘭國”序列，成為更具破壞性的血腥成員。
與組織動員能力相匹配的，是“伊斯蘭國”靈活多樣的籌資能力。“伊斯蘭國”早期的資金主要來自海灣國家的資助，馬利基曾公開譴責沙特和卡塔爾的富翁，通過捐贈的方式來洗錢。但是，隨著“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北部的攻城略地，它開始擁有了更牢固的財政基礎。現在，“伊斯蘭國”已經控製了伊拉克最重要的煉油廠，並控製敘利亞富油區代爾祖爾省70%的麵積，對於無法控製的煉油廠，他們與當地部落達成協議控製石油出口。在拜伊吉煉油廠的血腥爭奪戰中，他們安排停火讓工人能安全撤離，以便戰鬥結束後工人還能工作。據估計，敘利亞和伊拉克被占領區的石油產出為每天3萬～8萬桶，按照每桶20～50美元的價格出售，“伊斯蘭國”每天就可以獲得200萬～400萬美元的收入。
此外，勒索、搶劫，以及強征稅收是他們另一個資金來源渠道。在其控製地區，“伊斯蘭國”向每個成年男子征收720美元的人頭稅，僅在摩蘇爾，該組織每月就征收800萬美元的“革命稅”，逃亡的什葉派遺留下來的企業和資產也會被他們征收和變賣。聯合國報告顯示，僅僅2014年，“伊斯蘭國”通過綁架等方式就獲取了4500萬美元贖金。最重大的一次活動是搶劫摩蘇爾的國有銀行，撈到了4億美元和大量黃金，使得“伊斯蘭國”的總資產達到20億美元，一躍成為全球最富裕的恐怖組織。
現在，隨著多國部隊對油田的打擊以及國際油價的下跌，石油收入減少，“伊斯蘭國”加大了對曆史古跡和文物的搜刮，將其走私到文物黑市倒賣。籌措資金的通道轉移至灰色收入、現金交易和非常規銀行體係。圍剿“伊斯蘭國”的金融戰爭並不容易。
恐怖主義活動並沒有因為持續多年的打擊而減少。美國蘭德公司2014年6月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2010至2013年，“聖戰”組織數量增加了58%，“聖戰”分子則可能高達10萬人。從2014年開始，“伊斯蘭國”就開始取代“基地”組織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新旗手。
“伊斯蘭國”以其殘忍、血腥以及對傳統伊斯蘭教義的極端主義恪守，很快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一批擁護者。尼日利亞的“博科聖地”宣布對“伊斯蘭國”表示同情和支持，巴基斯坦塔利班下屬的“鬥士團體”也宣布支持“伊斯蘭國”，甚至在東南亞的菲律賓，“摩洛伊斯蘭自由戰士”與“阿布沙耶夫武裝”團夥已經宣示要效忠“伊斯蘭國”。全世界範圍內，“伊斯蘭國”的滲透力正在蔓延。
“9·11”之前，“基地”組織是中央集權式的單一政治軍事實體，官僚體係笨重，仰仗蘇丹政府和塔利班的庇護而公開行動。阿富汗戰爭爆發後，“基地”組織不得不轉入地下，中央統一指揮減弱。2011年首領本·拉登被擊斃之後，“基地”也開始強調“個人‘聖戰’”，呼籲穆斯林“不要依靠他人，自己拿起武器”作戰。隨著個人“就地‘聖戰’”戰略的推廣，“基地”從組織變成了一種“‘聖戰’運動”。現在，這種建立在個人或小團體基礎上的“‘聖戰’運動”成為全球恐怖主義的新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斯蘭國”征召來的外國戰鬥人員中，有大約10%～30%（2000～6000人）的人員已經離開衝突地區，大部分返回了各自祖國，還有一部分暫時停留在一些中轉國家。他們平日就像普通人一樣生活在我們身邊，一旦有組織命令下來，立刻變成冷血殺手。已經公布的巴黎襲擊案中，有幾位犯罪嫌疑人就屬於這種情況，他們從小在巴黎長大，屬於城市邊緣人群，有幾次犯罪記錄，逐漸淪為激進分子。
在全球經濟低迷和阿拉伯之春的熏陶下，青年失業率進一步增加，年輕人更容易通過互聯網受到極端思想的影響。恐怖組織深知這一點，他們努力比以往表現得更殘忍、更酷。“伊斯蘭國”是後本·拉登時代的恐怖組織，呈現出小型化、區域化、本土化的特點。
這種極端分子本土化的趨勢是近幾年歐洲遭遇恐怖襲擊中的常見現象，他們通常由一小撮青年伊斯蘭極端分子獨立進行。這些青年出生在當地，通過清真寺和鄰裏們相互認識，在本土的社會環境中成長為伊斯蘭激進分子。未來幾年，諸如“伊斯蘭國”這樣的新型恐怖組織，會不斷借用各國的政策漏洞和民眾不滿，播撒“聖戰”主義思想的種子，激發草根“聖戰”。反恐鬥爭，將超越單純的軍事和金融對抗戰，演變成一場漫長的、無處不在的較量。
（參考文獻：《伊斯蘭國與恐怖主義的變形》，王晉著；《“伊斯蘭國”的資源動員和策略選擇》，曾向紅、陳亞洲著；《基地的“進化”：重新審視當代恐怖主義威脅》，錢雪梅著。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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