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最後還是讓張愛玲跑了 | 金色筆記

來源: 安雅雲 於 2015-09-16 06:04:00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31980 bytes)

最後還是讓張愛玲跑了 | 金色筆記 

 2015-09-16 淩嵐 金色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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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張愛玲在美國加州辭世，這個消息帶來的震動好像還在昨天，卻已經20年。
謹以此文表達懷念。
 
 
最近新華社智庫有雄文《別讓李嘉誠跑了》，出籠後第二天從他們的網站撤了，但言猶在耳，按李方同學的妙評“此文擊中幾乎所有曆史痛點”，“痛點”一詞用得精準，把天朝曆次專政的幾十年，新中國的集體記憶全部鉤沉，扒拉了出來。
 
1949年以來，中國人命運裏的轉折點，就是糾結在“跑還不跑”的選擇上，是背井離鄉一走了之，還是寄希望於新政權的開明、不殺之恩。比如寫《革命之子》的梁衡，至今一提到“跑還是不跑”的命運還會感慨得老淚縱橫，“80年代，我陪我那雙腿被打斷，坐輪椅、流哈喇子，神智不清的父親，到長沙機場接他從台灣回來的親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叔，飛機降落，我看到一個中年男人一身筆挺的白色西裝，從飛機上走下來，走到我爸的輪椅前撲通跪下，給我爸磕頭，'哥，我回來了'，那是我這一輩子看見一個人給另外一個人磕頭，我哪裏見過磕頭啊！新中國沒有這種傳統。”
 
梁衡的父親屬於留下不走的，那個來自海峽那邊，一身白西裝，拎滿滿一皮箱美金回來磕頭的叔叔，屬於走的，這就是差別。
 
那個時代絕大部分人屬於跑不了的（主動的和被動的）。但是1950年到1960年那十年，國門還沒完全禁閉，有一小撮人最後跑了，張愛玲是一個，京劇大師周信芳的兒子，也就是後來紐約時尚界赫赫有名的Michael Chow是另外一個，今天隻說張愛玲。
 
按說張愛玲的滿清貴族的背景家世，抗戰時期的可疑形跡，比如沒有參加全國作家抗日同盟是一，在上海淪陷區居住著作甚豐是二，跟汪偽政府的宣傳部長胡蘭成談戀愛同居是三，別的不說，光這最後一條就足以被戴上“漢奸情婦”的罪名遊街示眾，都捱不到文化革命，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運動她就會在劫難逃。最後居然讓張愛玲跑了，真是奇跡。怎麽讓她跑掉的，在她自己的散文集《對照記》裏有一些紀錄。
 
跟當時的大部分知識分子一樣，1950年時的張愛玲日子並不難過，不僅不難過，她還保持保持高產的創作，長篇小說《十八春》和《小艾》就是在那年完成並在上海《亦報》連載，在上海讀書界引起轟動，連當時從南京老虎橋監獄刑滿釋放的周作人，都是《十八春》的粉絲。
 
就在《十八春》連載3個月後，1950年7月，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夏衍親自點名，有關方麵通知張愛玲參加上海市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她以筆名“梁京”（也就是《十八春》發表時的筆名）與會，被分在第四組，柯靈先生的回憶錄裏說：
“她坐在後排，旗袍外麵罩了件網眼的白絨線衫，使人想起她引用過的蘇東坡詞句'高處不勝寒'。
“張愛玲的打扮，盡管由絢爛歸於平淡，比較之下，還是顯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張愛玲會穿中山裝，穿上了又是什麽樣子）。”


還有一個說法，開完“文代會”後，在夏衍的安排下，張愛玲曾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改工作。在殷允芃的《訪張愛玲女士》中記載道，張愛玲說，她寫英文小說《秧歌》之前，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但時間又不大對頭，那時是在冬天，她說：“這也是我膽子小，寫的時候就擔心著，如果故事發展到了春天可要怎麽寫啊？”《秧歌》和《赤地之戀》成書於美國，是張愛玲“跑出來”以後的作品，描寫土改在中國農村的血腥暴力，在半個世紀以後湖南道縣，北京大興和四川土改的回憶錄公諸於世，慘無人道完全是人間地獄，對比《秧歌》展露的黑暗根本不算什麽，是文青級別的苦難，這已經是後話，《秧歌》發表時飽受批評，按如今的罪名就是惡意中傷抹黑新中國。
 
張愛玲在蘇北土改中三個月的所見所聞，究竟是什麽，讀者隻能從她的作品中猜測了。土改還不算，1951年9月，全國開始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大學、文化及科研單位的知識分子中清算剝削階級思想殘餘，消除崇美恐美思想。搞人人過關。這個運動，也就是楊絳先生所寫的“洗澡”運動，一直延續到次年秋季方告結束。
 
在此期間，文化界還掀起過聲勢浩大的批判電影《武訓傳》運動。電影出自上海，夏衍也難辭其咎，不得不向中央做了檢討。
 
緊接著1951年底，“三反五反運動”又在全國發動，基維百科的定義：
“三反”“五反”運動是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展的一場政治運動。“三反”是指在國家機關和企業中進行“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是指在私營企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運動很快開始觸及“民族資產階級”，舊中國的工業重鎮大都市，比如上海，重慶，這種形形色色買辦資本金紮堆的地方，首當其衝，比如上海運動進行的一年中有1300人自殺；最著名的是現代實業家盧作孚在重慶自殺。
 
1952年7月，張愛玲離開她還沒有走就已經開始想念的上海”，經羅湖過關去香港。她持有港大開的證明，去香港的理由是“繼續因戰事而中斷的學業”。臨行前，與姑姑約定，“彼此不通信、不聯絡。”
 
《對照記》裏記錄了她在上海辦護照的過程，出境審查還不像後來那麽嚴，“去派出所申請出境的時候，警察一聽說要去香港，立刻沉下來臉來，仿佛案情嚴重，就待調查定罪了。”
　　“幸而調查得不徹底，不知道我是個寫作為生的作家，不然也許沒這麽容易放行。一旦批準出境，那青年指警察。馬上和顏悅色起來，因為已經是外人了，地位僅次於國際友人……”
 
申請獲得批準後，她隻帶了簡單的行李，甚至連小說手稿都沒帶，乘火車先到廣州，又從廣州乘火車到深圳出境。
 
《對照記》裏寫羅湖過境去香港：
　　“那邊香港的檢查站也一樣地簡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們的證件收去查驗，拖了很長時間。…一個解放軍士兵在關口站崗，穿著皺巴巴的軍裝，一副樸實相，看樣子是從北方來的農村小夥兒。他看人們曬得可憐，便忍不住說：“這些人！大熱天把你們擱在這兒，不如到背陽處去站著吧。”
“他揮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樹蔭下去，但是大家隻是客氣、討好地笑笑，卻沒有一個人肯動地方。
　 “人們緊緊地貼著柵欄，生怕一離開隊伍就會過不了關。”
 
　　她在《浮花浪蕊》裏寫羅湖過關的感受，“橋堍有一群挑夫守候著。過了橋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腳夫顯然還認為不夠安全，忽然撒腿飛奔起來，倒嚇了她一大跳，以為碰上了路劫，也隻好跟著跑，緊追不舍。挑夫。是個小老頭子，竟一手提著兩隻箱子，一手攜著扁擔，狂奔穿過一大片野地，半禿的綠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幹紅土來，一直跑到小坡上兩棵大樹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腳，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
 
就這樣讓張愛玲跑出來了！
 
“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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