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對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時，卻對自身了解得實在太少，乃至於一切的憧憬與藍圖都是建立在一個不能融合的土地上。首先我來講個故事，這是發生在幾年前的“安利退貨門事件”，故事發生在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城市——上海。
安利退貨門事件
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隨著跨國企業進入中國，西方世界與中國才在基本的生活層麵真正開始相互接觸。在跨國企業大批量遷往中國的過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國保健品跨國公司，也希望在這片它並不熟悉的土地上開展藍圖。
作為一家排名世界500強、並且是前三十名的國際知名企業，安利公司直銷製度體係顯得非常獨特，並且被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另眼相看，形容為“最無懈可擊的激勵製度”、被哈佛MBA和中國人大MBA列為教材案例，這家公司自然是實力雄厚，對中國市場充滿了期待。
然而，正是這家巨型企業，在中國最繁榮的城市上海，領略到的是東方人的不可思議之處：
剛進入中國的安利，一切製度是以它在歐美的設計為標準。按美國安利規定，產品實行“無因全款退貨”：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顧客在使用後感到不滿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隻要瓶還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這項製度在美國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譽和品牌象征，退貨率微乎其微。然而在中國，精明的國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國人：很多中國人回家把剛買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後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額退款。在上海，剛剛開業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門口排起了退款的長長隊伍，絡繹不絕，人潮湧動，一時間，令安利的美國人大吃一驚。
美國人怎麽也搞不明白：作為擁有半個世紀經營經驗、一整套完整製度體係的安利企業帝國，他們“全額退款製度”在西方實行一直良好，為何到了中國，竟然遭遇如此數量巨大的退貨？真的是產品質量不好嗎，以致於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國老百姓要求退貨？
但由於承諾在先，安利還是頂著每天的巨大虧損，忠實履行了退貨承諾。然而，令人更加驚異的現象發生了：一方麵是產品銷售量劇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預期；可另一方麵，拿著空瓶子前來退貨的顧客也越來越多，最後竟然達到每天退款高達100萬元，還得倒貼30萬元產品——終於讓美國安利吃不消了！從這之後，安利公司迅速對中國的製度進行修改：產品用完一半，隻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則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國）改變了其公司製度，轉變了原先安利（美國）的營銷模式，開始逐步領悟“中國特色”。
傻乎乎的美國人被精明的中國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們在這場“退貨風波”中或許暗自冷笑，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國人至今也搞不明白：為什麽他們被哈佛大學引以為豪的最先進的製度體係、被譽為“完美無懈可擊的一整套激勵製度”，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鐵盧般的慘敗？
中國人，真是太奇怪了，這完全是一個不遵守遊戲規則的世界。
群氓
在已故的美國作家阿倫特、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的筆下，現實社會中有一群這樣的人：群氓。他們並沒有犯什麽傷天害理的罪行，為的隻是圖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從眾，而最終的結果卻是導致了整個社會群體的混亂、更大的醜惡，對整個社會造成極大的損害（信用損害、道德損害、物質損害——如果我們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識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禍首卻無法從他們當中找到，因為他們每個人並不是大奸大惡。阿倫特因此也稱之為“平庸的邪惡”。
事實上，這種“平庸的邪惡”現象普遍發生在我們中國民眾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層出不窮，就在你我周圍，也就是你我每個人心照不宣的小伎倆。尤其，發生在中國最發達的城市、最具有現代公民素質的城市——上海，這樣一件當年轟動的“退貨門事件”，無疑是給國人自己打了一記重重響亮的耳光！
透過這個經濟層麵的現象，我們發現的是一個令人尷尬的中國現象：即使是西方最優的製度和文化（被哈佛與世界首富認可），到了中國，就陷入泥潭，不僅不能有效實行，反而被國人給“特色化”、同化了。
記不太清楚是誰（可能是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經說過一段話，大概意思是：任何製度的設計、哪怕是世界頂尖學府和精英設置的體係，都經不起中國人的糟蹋，因為中國人是最精於鑽空子的，無孔不入，即使是堪稱完美的製度也仍然防不勝防，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用專製手段。
這段話大概是這個意思，一直在我腦海中印象深刻。當然，這樣的話會令今天我們所有有良知、有現代公民素質的中國人感到憤怒，會刺激我們大多數網上的憤怒青年們。我們的社會在發展，我們已經是全球不可忽視的力量，能夠左右世界經濟格局，我們應該有條件擁有最完善的製度、應該達到美國那樣的社會憧憬。怎麽可以說，我們沒有資格具備現代公民的素質呢？
然而事實或許恰恰正是這樣：我們確實仍然是一群群氓！並且，這種群氓心理在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無孔不在。
另一個故事
我有幾位大學同學，在政府部門的縣、鎮一級做公務員，多年的好友，隻要有時間，平常電話、網絡常常聯係，都能與他們交流一些東西。有一位同學就說，現在基層的問題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卻整天像蒼蠅一樣嗡嗡地難以處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當地老百姓的一些作為更讓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現實的無奈取代。
他說的有一個事件很值得讓我深思：一個外地貨車，運的是某種食用油，行至到該鄉村的崎嶇道路時，因為路麵不平，翻了車，貨袋破了，黃油流了出來。司機急的是團團轉，不知如何是好，這時，該地的村民們出現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越來越多，司機心想：這下有救了，有人幫忙來了！誰知這些村民們個個拿著袋子，並不是來救援，竟然是衝上前裝油，一袋、兩袋……裝得滿滿，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機驚得目瞪口呆，卻又無可奈何，攔不住，而村民們更加有恃無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沒有破的貨運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來，不長時間，一整車的貨就分到了這些村民手中，他們一個個喜形於色，仿佛白白撿了天大的便宜，卻把那司機氣煞得是怒火朝天，卻無計可施。
貨運車不是一輛，後麵跟著來的司機們全都怒了，聯合起來找當地政府，要求賠償，懲罰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視，派人前來處理，可村民們不答應，死活不肯把黃油還給司機，雙方發生衝突，有人員損傷。鬧到後來，村民們不肯善罷甘休，大罵政府是吃裏扒外的東西，向著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須對村民們賠償精神、損傷。於是乎，這件令人無奈而兩邊不是人的事件，最終還是讓當地政府做出讓步，對兩方都進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補償雙方，才得以消停。
該同學是當事人之一。他在大學時，也曾是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談天下大事，動輒自言“以後我要是當政了就如何如何”之類話語，如今在基層幹了兩年，當年的意氣風發早已不見，有的隻是無奈的苦笑，說：罷了罷了，在中國，就是這樣……想必再多過幾年，這樣的事再見得更多，也就心態麻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它風雨欲來，我已巋然不動了。
農民們辛苦，但並不一定善良；農民們不容易，但他們同樣愚昧無知。對於當代的知識分子來說，我們似乎天然地把農民這個群體當作值得同情的對象，但我們恰恰沒能夠真正深入他們的生活，了解到他們思維的本質。這些“群氓”們在自己田間地頭、自己狹小地盤上，同樣為了爭奪利益而相互內鬥：為占小便宜而損人利己的群體思維模式、農村裏為爭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為爭山林而兩村人大打出手、為了點蠅頭小利不惜偷盜電線放火燒山、還有最為頻繁的地方利益兩夥村民相互間、動輒就是扛鋤頭群毆不怕事小、或是張家長、李家短然後恩怨相互往死裏整……總之，魯迅的一句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中國地域差距之大，現象可謂千差萬別。上海的市民們瘋狂退貨的舉動、與田村老農們瘋狂搶貨的舉動，在我看來，卻並無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們這個時代——或者說是千百年來一直未變的國人群體心理。我的眼前浮現出的是這樣的群氓——無論是在高樓大廈的繁華城市、還是在窮鄉僻壤的山間田邊，他們都為著自己心裏的小算盤、小利益做精確的打算，想著的是那點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達自己手裏？
說到這裏，我又想起一個中國特色的現象：領取退休金。
群體“犯罪”
中國老一代人們的退休，通常是從自己單位、機關裏領取退休金，而由於老人們的行動不便，這種按時領取退休金的行為通常由子女們代領。而在中國，許多老人去世之後，子女們不主動通知原單位、並且繼續以老人的名義領取養老金的現象普遍存在，有新聞報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後，其子女依舊在以老人的名義去領養老金。事實上，這種“群體貪小便宜”的現象在中國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全國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鄉鎮，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們在鑽這樣漏洞。乃至於傳出某市鎮的單位，大呼退休金不夠發，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須拿當天報紙親自拍照片，證實本人還活著，才能領取養老金——當然，這引起老人們的子女群體的抗議，認為是對人格的歧視。而在領取退休金的背後，卻通常是人們潛意識裏的心態：反正是國家的錢，既然沒阻止我領，也沒發現，我為什麽不領？我這不算貪汙犯罪吧？
中國有成千上萬個城市、鄉鎮和單位機關，這種公然在老人死後、繼續以老人名義領取退休金的中國特色方式，數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嚴查起來，恐怕嚴重得驚人。這其中，數量上占多數是平頭百姓的退休職工，他們的子女為貪圖老人的幾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盡管他們個體認為區區幾百元並不算違法，但這種“群體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現了中國人內心的劣根。這讓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魯迅所寫的《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個有著千百年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築——雷峰塔，因為老百姓們傳說此塔的磚塊搬回家可以“辟邪”，於是紛紛偷挖雷峰塔的磚頭，你一塊，我一塊，紛紛搬回家，按人民群眾的說法是：我就搬一塊磚頭，不算犯法啊。於是，最終，雷峰塔在這樣“集體無意識犯罪”的行為下，轟然倒塌，屍骨無存！
這種思維的普遍性，深入每個人的內心，不論是高高在上的官員，還是普通的平頭百姓，隻要任何人得到了鑽空子的機會，就會不擇手段地去撈取最大利益，並且，他們並不認為這是可恥，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身體力行地去為之去“爭取”。
現實社會中的許多現象，給予我們一個巨大的問號：難道製度真正能夠解決所有問題嗎？對於精明算計的國人來說，恐怕任何完美的製度都依然能被鑽漏洞，所有的體製都約束不了國人。
當這個時代的人們在高呼“完善體製”時，我恰恰認為，製度是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的，其實質的問題首先在於“人”。同樣是乘坐公交車，在美國為了鼓勵人們出門坐公交，規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無人監督），就可申請領取一定的獎金，美國人都很遵守這條規則，而不少中國人卻借此虛報次數，以獲取獎金；在澳洲，有一條規定“不得擅自從國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藥物進入澳洲，否則將嚴厲查處，如果難以查到國外的寄件人，就會對該國國內的收件人進行罰款”，澳洲人從未想過這條規則有何漏洞，而有中國人卻為了整別人，竟故意寄違禁品去澳洲，利用該規則，以使收件人受到懲罰。
同樣的製度，同樣的環境裏，美國、澳洲可以遵守，而國人卻絞盡腦汁地尋找漏洞。對此，我們該做如何解釋呢？
魯迅筆下，雷峰塔的轟然倒塌，歸功於每個“百姓”的功勞，每個人貪一點小便宜，抱一塊磚回家，造就了一個悲劇。而如果全民參與這種“群體犯罪”的話，恐怕倒掉的就不隻是一座雷峰塔那麽簡單。
如果說那些借老人名義領取退休金的子女們，貪的隻是一點點小錢。那麽在曾經《南方周末》所報道的一則“重慶市民假結婚騙取房子”的新聞中，我們看到的是平民百姓們更加觸目驚心的“群氓”行為：
重慶市的一個小鎮——人和鎮，竟然在2005年創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離婚記錄。這個人口僅有2萬人的小鎮，短短一年時間裏竟有1795對夫婦離婚，然後是假結婚、假再婚、複婚。這種滑稽的群體表演，原因在於重慶市的一份征地補償辦法規定：一、一對夫妻隻能分一套房，但離了婚單獨立戶，就可以各分一套房，並以優惠的價格購買；二、配偶為城鎮戶口且無住房，可以申請多分配一間屋，從一室一廳變為一室兩廳。
如此優惠、良好的保障製度，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類似“安利退貨”般的嘲弄，這再一次讓我質疑：究竟是製度本身的問題，還是這個社會群體出了問題？
據《南方周末》報道，該鎮的老百姓無論年齡大小，紛紛踴躍加入離婚隊伍。“村裏老太爺老太婆都來離婚了”，“七八十歲走不動路，兒孫扶著來的、背著來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說有笑地排隊”。麵對如此離婚熱潮，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徐南雄很無奈地說：“55號令規定離婚分戶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簡化了離婚程序，我們沒有理由去阻止離婚。”
而對於大多數村民們來說，離婚隻是第一步，接下來是更加複雜的任務：再婚。於是人們又一次行動起來，最關鍵的是找人。村民們發動一切親朋好友，在政策劃定的“老重慶9區12縣城鎮戶口”範圍內尋找結婚對象。村民們甚至開始“懸賞”，賞價從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飆升到上萬，重賞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斷湧來。
這樣的事例我不想再說了，在我們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沒有辦不到，隻有想不到，國人對於體製、環境的超強適應能力，還有極具特色的現實想象能力，真是令人驚歎叫絕而又不可思議。
曆朝曆代，百姓們通常會大罵貪官、大罵權力壟斷者，因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們更順捷的渠道，去獲取本不應得的利益。我們常常說：官是黑的、醜惡的，而民都是無辜的、善良的——其實這是自欺欺人的說辭。在“安利退貨”、“農民搶黃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領退休金”這些發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沒有發現“人民”的任何善良之處，恰恰相反，我發現的是：普通百姓隻要一旦獲得了某種權力（哪怕是臨時的），有機會更改遊戲規則時，他們表現出來的群體犯罪行為、集體竊取，與那些貪官、腐化分子的作為沒有兩樣，甚至表現得更明目張膽，更加令人可怖，因為——每個人都堂而皇之地認為自己無錯。民與官，不過是同屬一個共同的群體罷了。而這個群體，就是我等諸位國人。
思考
當阿倫特在用其筆調描述“群氓”的現象時，她是否知道，這個詞語真正、徹底地適用於我們這個國度。
個體的行為，孤立來看，並不足以產生多麽嚴重的影響，而一旦這個群體的每一個人都如此的話，將會匯聚成為一股洪流，產生極大危害。對於國人來說，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們真能施行一個公平公正的體製、或是自上而下的進行全麵改造，那麽我相信，這一切終究被國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團體心理所取代，漸漸演化的仍然是頗具中國特色的你我之間的算計、搶奪，乃至亙古不變的“窩裏鬥”、“相互拆台”。
在今天國人的思維裏，1966-1976這段延續十年的曆史事件一直是國家與民族醜陋的傷疤。作為每一個平頭百姓的個體，都有理由對這段曆史充滿了義憤填膺般的憤恨。幾乎所有的人民都將其歸罪於國家的領袖，認為這完全是個人集權下的惡果——這種說法尤其盛行於今天40-60歲這一代人當中，他們今天成為了社會的主導群體，自然有了對過往曆史的評價權。
然而事實恰恰不是這樣。如果不是國人群體本身就擁有驚人的破壞力，如果不是因為人們相互之間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傳統心理，如果不是我們這個民族千百年來積累下來的群體犯罪思維，我很難相信，僅僅憑借某個人的號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國人的“選擇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無遺：恰恰是40-60歲這一年齡階段的人們，在當年那場延續十年的事件當中，正值他們青春歲月的憤怒青年時代，正是他們，主演了這場悲劇，他們舉一反三地發揮自己的破壞力和想象力，將整個民族的劣根性進行了一次經典的登場演出。
回想當年，這些20多歲的年輕人，與今天許許多多的網上的憤怒青年一樣，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對現行製度的一切充滿了憤恨和挑釁，他們目中無人、見人就咬。這個群體對上級、長輩的反叛，演化成從“文鬥”的大字報、“破四舊”，發展到“武鬥”的打砸搶、抄家，紅衛兵秉持著“激進的就是正義”的狂熱信仰，對國家機關、政府體係進行破壞性的衝擊，尤其在對待那些當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誌時，這些年輕人把他們內心的狠毒表現得淋漓盡致：肆意踢打、辱罵，剃成癩痢頭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掛貼牌進行遊街，私闖民宅抄家，肆意沒收他人財產……這無異於一場大規模群體犯罪，而犯罪的人們竟然將此稱作“正義”。發展到後來，就是砸教堂、搗廟宇、挖墳墓、焚燒文化典籍、毀壞文物古跡，以後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業者、上層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員、中學教師——而在這其中，紅衛兵們的內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勢力代表，“造反派”、“極左派”、“保守派”，他們相互間爭權奪利，大打出手，儼然是整個社會以“正義紅旗”的名義，變成了黑社會式的江湖世界。
中國式的“群氓”們無比狂熱，群體犯罪的醜惡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貨”、“搬倒雷峰塔”嚴重數千倍的社會損傷。
我們需要真正反思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領袖的三言兩語，就能輕而易舉地調動起整個群體的狂熱？——這根源恰恰不在某個人的威信力量，而在於這個群體本身就擁有著恐怖的群體犯罪心態。這是一場規模浩大的“中國群氓們”的曆史性演出。而作為民族的最高領袖者，無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這種醜惡心態的。隻不過，領袖負責打開了這個潘多拉魔盒後，魔盒裏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態都一湧而出，就再也控製不住，延續達十年之久。
與其說是領袖引導了民眾的行為，倒不如說，這是民眾們集體無意識的利用領袖的言辭、來達到人民內心深處隱藏的目的。當年的紅衛兵、紅小兵們肆意抄家、打人、淩辱他人的人格時，往往借助的是領袖的語錄，一句“毛主席教導我們”就足以掩蓋他們自身的邪惡。我的外公、爺爺當年都曾被遊街示眾，而將他們打倒、羞辱的那些紅衛兵們，恰恰是當年那些他們用盡心血培養的青年幹部。與今天的社會現狀類似，在那個年代的這群年輕人心裏，對老一輩人充滿了不信任，在這些青年眼裏，那些老頑固思想落後、早已被糖衣炮彈的“資產階級”、“裏通外國”所腐化，他們正是“禍國殃民”、“殘害群眾”的罪魁禍首——怎麽辦？紅衛兵們，兄弟姐妹們，都響應起來吧，“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頑固的命、打爛他們的舊世界、抄他們的家、把他們遊街示眾、讓他們受盡折磨！——這，就是“群氓”們心底最真實的本質，群體犯罪的最經典的一次上演。
人們常說，有什麽樣的領袖，就有什麽樣的國民。我看來恰恰相反，應該是有什麽樣的國民群體，才會產生什麽樣的領袖。領袖不過是看透了民眾們的內心世界，洞悉了他們的所思、所想，於是，領袖們的輕輕撩撥，就足以把這個群體引導到一個狂熱的狀態。與之類似，德國的納粹思潮、日本的軍國主義，都無疑彰顯了這樣一個事實：領袖可以更換，但群體思潮依然狂熱，人民的群體思維代代相傳。
紅衛兵的主體正是當年20歲左右的年輕學生，正是這群憤青而無知的學生，在今天已成為 40-60歲的社會中堅力量。隨著改革開放、經濟的發展，這個年齡段的人們自然而然擁有了經濟上、社會輿論的話語權，這夥當年“群體犯罪”的人們，沒有絲毫的懺悔與反省，今天依舊用謊言自欺欺人，把曆史的罪責推到某個個人的身上，卻把自己打扮成無辜受害的模樣——這個群體的犯罪心理，與那“安利退貨”、“農民搶黃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們”一樣，竟然表現得心安理得、理所應當！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麽，反而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大眾中的一員：既然大眾都這麽幹了，我一個人又需要承擔什麽過錯呢？
中國有句名言：法不責眾。這正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大醜陋之處。一個人犯錯，遭到千夫所指、過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則是理所應當，集體無意識地掩飾。
這是整個民族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