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時因父母都要上班，家裡總是有女傭照顧我們幾個孩子。從有記憶開始，照顧我的女傭就換了三四個，前幾個印象模糊，隻記得於媽、盧媽，兩個都好像是灰白頭髮，腦後結個髻，大襟衫，束腳中式褲，一臉皺褶，一臉慈祥。唯最後的那位女傭與我相處時間最長，感情也最深。她姓張，依北方習慣，應該稱她張媽，但她第一天來我家，便正式向母親表示，要稱她“張阿姨”。
張阿姨的裝扮與以前的於媽、盧媽完全不同，她不但特別去理髮館電了最新的髮型，還描了眉，搽了一點口紅。她來家裡的第一天，剛放下鋪蓋，包了塊頭巾，便開始她的工作。那時，家裡六口人的飯菜、洗滌衣物、十間屋子的清潔、院子裡的花草、照顧孩子等等，全由她“一腳踢”。母親回憶說，從沒見過這麼能幹的女傭。
說來也奇怪，平時幾乎看不到她怎麼做事，屋裏屋外已是窗明幾淨，地板光鮮照人，所有衣物不僅洗過、熨燙過，連一塊小手絹也不放過。閒下來的時候，便陪我一起玩，那是我最快樂的時光（母親是沒有這個時間的）；有時她也會帶著我去胡同口，跟那腦滿腸肥的肉鋪老李聊天，他們說得興高采烈，我卻一句不懂他們在說什麼，未幾，張阿姨便提著一塊上好的豬肉，領著我回家了。
張阿姨還是語言天才，她講一口北京話，又能與母親講廣東話，有上海客人來，她又能跟客人講上海話，甚至還能將幾句洋涇浜英文哩。
“你從哪裡來的？你爸爸媽媽呢？”跟她熟了，我常這樣問她。
“小孩子別打聽這麼多事。”她並不發怒，但絕口不提她的身世，連母親也不清楚。
有一天，張阿姨走到家裡的鋼琴旁，熟練地打開琴蓋，坐在琴凳上，粗糙的雙手在雪白的琴鍵上遊走，右手反複彈著一支曲調，左手隻用中指彈一個音，參與伴奏。
“你彈的是什麼呀？我怎麼沒聽過？”我拉著她的衣襟問道。
“小白菜啊，地裡黃呀，兩三歲上，死了爹娘。。。。。。”她暗啞的嗓音唱得好淒苦。
“誰是小白菜啊？”
“唉，說你也不懂。”鬱鬱的眼光透著千般無奈。
有天晚上，她讓我先睡下，又開始梳洗打扮。那時我總是不明白她為什麼習慣晚上塗脂抹粉，要上街的樣子。
“你去哪兒啊？我要跟你走。”
“等你睡醒，我們一塊去，好不好？”她那麼誠懇，我聽話地閉上了眼睛。
不知是幾點鐘，我在黑暗中睜開眼，隱隱地聽到張阿姨跟母親在談話。
“那老陳呢？”母親問。老陳是張阿姨的丈夫，陰陽怪氣的，我不喜歡他，張阿姨說她也不喜歡他。
“他把我從上海贖回來，讓我從良，我一輩子都感激他，但我一世也不會愛他。我已經跟老陳辦了離婚手續，”
我赤腳下床，輕輕走向客廳，站在門邊偷偷向裡望，張阿姨麵對母親，視線卻落在母親身後的穿衣鏡，一麵整理著並不淩亂的頭髮，又側過臉在鏡中審視自己的儀容，一麵款款地跟母親交談。
“那老王呢？”母親又問。老王是張阿姨最要好的朋友（應該說是男朋友），就住在我們對麵的胡同裡。每次她帶我去，一定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在妝台邊擺弄半天才出門。她從不讓我進老王住的屋子，次次走進那小院子，便把我交給鄰家大嬸，任我與鄰家的孩子玩泥玩土，她都不會抱怨我玩得一身髒。
天色將暗的時候，張阿姨才匆匆從老王的屋裡走出來，一手熨平稍亂的頭髮，一手牽著我，快步走回家，路上一定不忘給我買一碗好吃的紅果。
聽到母親問起老王，她答道“老王去年結婚了”，我聽到她大力擤鼻涕的聲音，又對著穿衣鏡擦擦眼睛。母親半天沒有做聲，我突然覺得鼻子酸酸的，我替她難過，真的。
“我明天就跟老孟結婚，我就當這裡是娘家了，你就是我娘家人，你一定得在家啊。”她這樣跟母親請求著，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懂得了什麼叫做淒涼。
第二天是禮拜天，母親說醫院有事，父親那時已經被逐出北京，兄姐藉故都出去了，家裡隻剩下我一個人。那天天氣特別好，陽光普照，隻是我們家裡顯得空空蕩蕩的，老孟來了，擁著花枝招展的張阿姨坐上了花車，我躲在她常跟我玩耍的小屋裡，心痛加委屈，無聲地流下眼淚。
後來聽母親說起，張阿姨是個很仗義的人，當年父親被迫離開北京的家，她仍在我家做女傭，那時政治運動頻仍，母親下了班還要政治學習，往往回家都是九點以後了，但張阿姨每天必定煮好一鍋小豆粥什麼的，等候母親的歸來，然後跟母親聊聊天，以解母親丈夫不在身邊的孤寂感。
終於，結了婚的張阿姨不能住在我家裡了，但她應承母親，她會每個禮拜至少來一次，每次她來的那天都是我最開心的日子。過了一段時間，她連這每週一次都不能來了，但她告訴我她住的地方，那是離我家很遠的宣武區。
每次我想她想得厲害的時候，我便拿著她給我的地址，搭公共汽車，記得還要換兩次車，下車要走好幾條街，才找到她的家。張阿姨每次見了我都親熱非常，給我拿所有她家裡的好吃的，然後做一頓我最愛吃的飯菜，這才送我到車站，依依不捨地揮手說再見。
也真是奇怪，幾十年過去，搭公共汽車到她家的場景，居然隔段時間還會出現在夢中，而張阿姨卻好像天上飄的雲一般，看得到，卻觸摸不著。張阿姨是我平生第一個懂得思念的人，雖然她並不是我的家人，但她曾給我的溫暖令我一生難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