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有感（薩特）
薩特是上個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如果不能算那種純粹的文學家，至少是相關或相似，由此而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還有另一位大哲學家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就是羅素，“以表彰其“西歐思想，言論自由最勇敢的鬥士，卓越的活力，勇氣，智慧與感受性，代表了諾貝爾獎的原意和精神”。”《維基百科》 羅素是以數學和哲學得名，他寫過小說，但讀者寥寥。
雖然他得獎是因為另一本書，但好多人認為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是他得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最有影響的著作，而那一本書恐怕讀過的人並不多。我有些以為是那些老先生急於想恭維一下羅素，《西方哲學史》與文學八竿子打不著（不過裏麵的俏皮話的確精彩），而且並不好懂，不僅需要一定的曆史知識，更要命的是得有語言哲學的背景，因為羅素從對古希臘哲學家的評價都是語言哲學的觀點出發的，而語言哲學需要數理邏輯作為基礎。我相當懷疑有多少文學家能讀懂這個大部頭。而薩特至少在表麵上要好懂得多。
這二個人有一些方麵是一致，羅素幾乎不提自己得過獎，在自傳中以他那種獨特的調侃而認真的方式說到：
“以授予功績勳章肇始並以獲得諾貝爾獎告終的1950年，似乎標誌我的聲望到達了頂點。我真的開始感到有點不安，擔心這可能意味著盲目正統觀念開始產生。我一向認為沒有一個人能夠不邪惡而成為有名望的人，但我的道德感卻非常遲鈍，以至於我看不出自己有什麽罪過。”
薩特則更幹脆，直接拒絕了諾貝爾獎，“理由是他一向否棄官方的榮譽。但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表示拒領獎是因為它把作家和文學分為等級。”
羅素雖然一貫反戰，在二戰時卻支持打敗希特勒的德國，薩特本人則在法國參加過地下反抗運動；兩人都激烈反對蘇聯入侵匈牙利和捷克，也是歐洲知識界反對越戰的領軍人物。兩人同時也是婦女解放的最積極支持者。
這兩個人都在非哲學界有很大的影響力，多半來自於對傳統道德的極力攻擊。雖然有這些相同，兩人的哲學卻是代表了哲學的兩個極端，有著完全不同的來源和傳統。羅素曾經對哲學家作過一個分類，一類與科學和數學有密切關係，或者是企圖把自己的哲學建立在它們的基礎之上，這一類哲學家是大多數，典型的有康德，休謨，當然也包括他自己，馬克思也是屬於這一類；另一類是叔本華，尼采，還有薩特，他們與科學，數學幾乎毫無關係，而是直接訴諸感情，他們都與盧梭關聯很多，因為盧梭是強調感情的鼻祖。
羅素還強調，後一類哲學家人數雖少，卻照例影響力極大。這是太正常了，邏輯永遠不是感情的對手，就像你不管怎麽苦口婆心對孩子講了多少道理，卻敵不過歌星的一句台詞。羅素曾經長篇大論地駁斥基督教的地獄，如果細讀，其實也是出自於感情，他不喜歡地獄這個東西。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一向與基督教作對，認為那個天堂恐怕沒有他的位置
薩特與左拉極為相似，一種形象地表達就是那種法國的文化人，思想左而激進，政治上非常活躍卻與當局關係很壞，是巴黎種種文化沙龍中的領袖人物，影響很大而可以看成是主流。叔本華和尼采都混得不好，得不到主流的認可，死後才名氣越來越大，黑格爾活著時就是主流，但卻是政府的寵兒（他們都是德國人）。英美哲學家大多是學者型的，並不激進，在政治上一般也不活躍，羅素是一個例外。
羅素我已經講過很多，因為他是語言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現在我來講一點薩特，但僅僅限於我認為他影響力最大，也是最被人熟知的那一點，多了恐怕我也講不出來。
薩特是所謂存在主義的代表，這三句話最重要：“上帝已死”（尼采）；“如果沒有上帝，那麽所有事情都是允許（可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存在先於本質”（薩特）。我下麵把這些話連起來談談自己的理解。
“上帝已死”是尼采的名言，我以為正確的解讀不是說沒有人相信上帝了，而是說上帝作為哲學的基礎已經死亡了。傳統哲學是圍繞著上帝來建立哲學的，上帝規定了萬物及人的本質，目的，等等所有的一切。而上帝已死，人卻仍然活著，所以存在先於本質，也就是說，沒有本質這個東西了，我們必須以一種新的東西作為哲學的基礎，這就是存在。
用薩特的話來說：“我代表的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宣稱如果世上沒有上帝，至少還有一個存在，一個先於本質的存在，一個在它可被任何觀念定義之前便已存在的存在，這個存在便是人，又或者像海德格爾所說的人的實在性。”
上帝已死是一種現實，也不能說是壞事，因為這給我們的人生（或者哲學）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這就是真正的自由，在存在的基礎之上的自由，而不是人僅僅是上帝的一種工具。接下來薩特的這些話就可以推出來了：
“我的自由就是我的本質，我要存在就不可能失去自由。但是，到處都麵臨失去自由的危險：我作為主體生活在客體當中，而危險就是我可能會‘沉淪於’客體的世界中，而成為其中的一員。作為回應，我可能會隱藏自己，把自己埋藏在某種預定的角色中，並且扭曲自己，讓自己適合於已經為自己做好的衣冠，……便是我接受了一種道德，宗教的社會角色，這些東西都是別人為我設計的，……‘我為他人而存在便是朝著客體性的沉淪’”《牛津西方哲學史》
讀過薩特的人用不著看我的解釋。在薩特看來，我之所以是我，那是因為我與其他人有不同的地方，而社會（客體）不喜歡這種自我，總是要用道德，宗教的社會角色來把人斬齊，而一旦成功，人就失去了自我，也就是自由，這實際上是人的沉淪，因為主體（我）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把尼采作為角注可能更容易理解。在他看來，這個世界的意義在於英雄，英雄是這個世界唯一有價值的東西，而廣大愚蠢的大眾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英雄的，而人對自己不能理解的東西總是懷有深深的恐懼，於是就用傳統的道德，用愛，平等等等來消滅，或者消磨英雄，把英雄拉得跟大家一樣，就都安心了。但是，這個世界卻因此而失去了意義。
尼采是那種具有獨特影響力的哲學家，在今天仍然如此，比如在網上經常可以看到有人對所謂偉大領袖的陰謀陽謀津津樂道，佩服之極，說穿了就是這個東西。實際上任何強權政治背後多少都有尼采的影子，因為其必然包含著對普通民眾的鄙視。
當然尼采和薩特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薩特並不否認普通人的價值，實際上是認為人人都要有自己的價值，但其結果就是“他人就是地獄”，強調自我的哲學恐怕隻有這兩種邏輯結論，他人不是地獄就是墊腳石。
從前麵我們不難理解，薩特對傳統道德的攻擊可以說是不遺餘力。但是，在我看來，羅素這一類語言哲學家對這些東西的抨擊卻更嚴肅，更有理，難以不認真地對待。因為是建立在邏輯的基礎之上，結果是直接破壞了這些東西的基礎，是一種釜底抽薪。
語言哲學家根本不談自我，因為所謂自我隻能理解為自己的心理過程和狀態。首先，這不是一個哲學問題，哲學的目的是對語言和思想進行邏輯批判，心理上的東西隻能由科學（心理學）來討論；其次，這些問題心理學無法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所以，從自我出發的哲學就是不知在幹什麽，隻能說一些僅僅是自己理解或者欣賞的東西。
語言哲學家同樣反對那種要把人弄成一樣的思想和信仰的傳統道德，但不是訴諸感情，而是根據邏輯。張三和李四是不同的名字，意味著他們是不同的個體，有著不同的關係，如果兩個人一模一樣，那就沒有張三或者李四，隻有他們了。既然人都有不同的名字，把他們弄成一樣顯然就是一種邏輯錯誤。
比如說，羅素認為我們應該對同性戀持理解和寬容的態度，因為人本來就是不同的。如果醫學上不能證明同性戀是一種疾病，就不能因為你或者大多數人不是同性戀而說那是不正常的。
薩特恐怕會這樣說（是一種推理）：如果我的自我（或者存在）是同性戀，而因為別人的反對而改變的話，那就是我喪失了自己的自由，這就是一種沉淪。還可以說，因為自我實際上是不能改變的（能改變就不是真正的自我），我隻好隱藏自己，扭曲自己，把自己埋藏在某種預定的角色中，讓自己適合於已經為自己做好的衣冠，但是，這除了使自己和周圍人都不快樂，不自在以外，還能有什麽意思？至於有人會說，如果所有人都這樣，人類既不是要滅絕。但用不著擔心，正因為自我是不同而且不能改變的，所以自然有很多人不會和我一樣，各人都去實現自己的自我不是很好嗎。
然而，這裏有一個不小的問題，除了那些極有浪漫情懷的人，看看美國的新聞就能知道，人與人之間是多麽容易衝突而釀成悲劇，總不能讓那種殺人狂或者恐怖分子去實現自我吧。所以說，薩特到後來也承認人的絕對自由是不可能的，那隻是一種夢幻，那麽當然，薩特的哲學就不得不打一些折扣，不過像他這樣把基礎建立在情感之上的哲學，這個問題並不那麽嚴重。而像馬克思自稱自己的哲學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但是，現代物理並不支持決定論，也不支持牛頓力學的物質是根本，這就有些摧毀性了。
這個背後還有一些更深刻的不同，在羅素看來，把渺小星球上的一種渺小生物作為哲學的目的，實在不能稱為所謂哲學，倒是和宗教有些類似。不管這個宇宙有沒有目的，實在看不出如果沒有人類，宇宙會有什麽不得了的損失，這種說法具有宗教的那種不可救藥的狂妄自大，想當然把人賦予一種毫無根據的主要地位。
羅素寫《西方哲學史》的時候，正是希特勒的種族主義把歐洲弄得狼狽不堪，他認為這就是訴諸感情的一種惡果，理由與前麵所說同性戀相同，既然科學上拿不出種族優劣的證據，種族主義就隻能是情感的一種產物。
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訴諸感情的哲學是無法進行批判的。羅素曾經說過，如果非要他在阿奎納和尼采中選一個，他情願要前者。因為那種經院哲學與邏輯有關，所以能夠從邏輯的角度來進行批判；尼采哲學的基礎隻是情感，而感情隻能用感情來反駁，那沒有多大意思。一個不能批判的哲學是無論如何不能讓羅素安心地接受。
然而，盡管強調自我從邏輯上隻能得出他人不是地獄就是墊腳石，但因此而完全否定薩特恐怕也很難讓人信服。因為別人對你是地獄，同樣你對別人也是地獄，大家彼此彼此，我們就隻好在地獄中找到辦法來相處。說得樂觀一點，認識到這一點，我們也許能找到一種辦法來使之變得不是地獄，從而把薩特的地獄看成是一種文人的誇大其詞。隻要不像尼采那樣把他人看成是墊腳石就行，還要用所謂英雄來掩蓋這種殘酷，就更讓人難以接受。
還可以從薩特的名言：“man is nothing else but what he makes of himself（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什麽也不是）”看出其哲學的價值。人不是神的羔羊，也不是領袖，主義的工具，人除了活出自我以外，別無意義。
坦率地地說，我以為薩特其實是很難懂的，比語言哲學要難得多，因為時常不能確實知道他在說什麽。比如說，他說的是自在和自為，我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說自我，既把那個自我看成是與他人相對立的東西，我覺得就是那個意思。
這裏麵最大的問題就是究竟怎麽來區分自我和他人。從某些心理學觀點，所謂他人實際上是自我的一種折射或者延續，有什麽樣的自我就有什麽樣的他人，用現在一句時髦的話，你心裏有屎自然看別人都是屎。我認為薩特當然看到了這一點，但我有些看不懂他的處理，而且他也認為這是不可描述的。這倒是容易理解，因為任何對他人描述都是對自我的一種限製，是傳統道德體現。
他對情欲探討相當有意思，在他看來，情欲背後實際上是一種占有欲，很能體現人與人的複雜關係。情欲不僅僅是一種身體的需要，因為那可以有很多辦法解決的。實際上起作用的是一種占有對方的欲望，這就是把自我擴展到他人的最常見的做法。但是，你所要的占有卻使得他人失去了自由（自我），這個矛盾無法解決，所以你不能占有他人，占有的隻能一具喪失自我的空殼。我以為所有以兩性戰爭為主題的文學作品都逃不脫這個調調。
當然，薩特並不是僅僅局限於兩性，資本主義不過用金錢來實現對人的占有（他對資本主義是相當痛恨的）。從更廣泛的觀點來說，因為人不可能沒有他人，所以人永遠在這種占有和反占有之間掙紮，或者說，在自己的自由和別人的自由之間掙紮，每個人都同時是占有者和被占有者，他人就是地獄就是這種狀態的形象表達。
當然，占有不可能成功，因為存在（自由）才是人的根本，你卻不能占有別人的自由，因為你占有他人時，他人已經沒有了自由。總而言之，如果理解為他人是地獄其實就是自己是地獄，好像並沒有什麽大錯。
我覺得現在的人理解薩特是要容易一些，比如在矽穀那些企業，雇員是可以自己選擇課題，工作時間，可以自由流動，在報酬上也有很大的發言權，為什麽？道理隻有一個，那些企業需要的不是生產線上的簡單勞動力，而是雇員的創造力，而創造力這個東西必須要有自由或者自我。
但有些東西因為有邏輯可循，我就能很快地理解。比如說，他認為如果沒有自由，道德就是不可想象的。這就十分好懂，因為道德就是一個約束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東西，如果沒有自由，約束就無從談起。那種在道德約束下的自由在邏輯上就有些本末倒置，我們首先得談自由，即存在就是自由，然後才能談所謂的道德（約束）。
我以為這一點極為重要，可以看成是薩特哲學的獨創性，即與傳統哲學的不同之處。
過去的哲學基本是企圖想找到一套規則，我們隻要遵守就能保證不犯錯誤，但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任何這種規則都是對人的自由的約束，實際上是對個人的一種異化，其結果就是大家一起殘酷，一起邪惡，這實際上是因為人被抹殺了自由的一種結果。從薩特說沉淪我們可以知道，他認為大家都一致的時候，那一定是不對頭，被抹殺了自由不僅僅是存在就毫無意義，而且那個一致必定導致邪惡。接著往下就可以得到一個相當讓人不舒服的結論，人隻能在所謂邪惡那個方麵達到一致，在所謂高尚方麵是沒有一致的。
如果每個人都認識到自己的自由，就不會跟隨大家去幹邪惡的事情，這個世界會好得多，因為許許多多殘酷的事情都是在思想一致的旗幟下做出來的（最典型的就是戰爭），所以說，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還可以說，每個人追求並實現自我，這就是一種真正的人道。
當然，正如薩特所說，人如果有了自由，有選擇的權利，那意味著一種痛苦，因為人沒有了上帝作為依靠，同時也就意味著自己要對行為負責任。不能把邪惡往宗教，或者領袖身上推，是你自己選擇的邪惡。
傳統哲學在這一點上影響極大，我想能夠有一個簡化的類比，中國人好懂，就是所謂的民主集中製，咱們首先統一思想，然後你就有自由了。或者說一個簡單的比方，中國傳統道德是講妻以夫綱，妻子在接受丈夫的絕對領導以後，她就有自由了，但這能夠是自由嗎？
我想對文革有切身體會的人不難理解薩特在說什麽。
羅素評價叔本華是悲觀哲學家的代表，如果認為尼采的英雄是一種虛幻，其悲觀就不會亞於叔本華，薩特也是有幾分悲觀的。接下來羅素認為，因為絕大多數哲學家都是比較樂觀，所以像叔本華這樣的不同角度就有其價值。我有些以為，悲觀的東西往往不缺乏深刻，但卻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悲觀，人要樂觀往往隻好在很多時候把眼睛閉上。
薩特生於1905年，就是說他的前半生是在一個極具動蕩的歐洲，兩次大戰，經濟危機，政局變換像走馬燈，祖國還被德國占領。像他這樣十分敏感的文化人，如果還能樂觀那倒真是稀奇。
不管怎麽說，我的確是非常喜歡薩特的，因為攻擊所謂本質，必然會導致否定統一思想（隻要承認本質就暗示有統一的可能），凡是這一類的哲學我都喜歡，那出自於自己的親身經曆。我經曆過文革那個時代，那種對人思想上的強迫除了地獄，找不到另外的詞。不錯，你可以貼大字報，但是千萬不要忘記，任何言論隻要偉大領袖不高興，你馬上就可以知道什麽是革命群眾的鐵拳，這種自由還不如沒有的好，不說話至少不會上當。
也許可以從康德的那句名言“再沒有任何事情會比人的行為要服從他人的意誌更可怕了”來看待上個世紀的哲學，要避免這種惡果，從哲學上我們就必須得拋棄本質這個形而上學，薩特和羅素就是這樣做的。我想有人會說，把我的本質理解為自我不就是一樣了嗎，但是，這裏卻有一個關鍵區別：就像薩特所說自我實現才是你存在的唯一意義，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你的本質是自己作不了主的，在中國過去的很長時間，你的本質是由所謂組織上來作決定的。
也許薩特的哲學有些激進，但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仍然具有價值，因為今天仍然有許多中國人十分高興地由別人來代表，當然，也有一些人總是在代表別人。如果你認為這不對頭，那薩特的哲學就有幾分道理。因為你就是你，如果你一旦被別人來代表，你就失去了自由，也就是存在，那麽，你將一錢不值，這就是沉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