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部校方為110周年校慶的視頻被揭露是抄襲模仿了日本東京大學2014年的宣傳片，使複旦大學在國內外的名聲“更上一層樓”，但現在對此事和當事人的終結卻已無聲無息。
麵對百年老校的校慶應該看到是更深更廣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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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與校慶
複旦，是我（張力奮）的母校。再過幾天，5月27號，是她的110周年校慶。曆經晚清、民國、共和，延續血脈的是一代代複旦人。在世的校友中，最年長的110歲，恰與母校同齡。在邯鄲路上的老校區，我待了八年，橫跨上世紀大半個八十年代。1980年秋，鄧小平恢複高考後的第四年，我提著被褥衣物暖瓶，走進貌不驚人、窄窄的主校門。石雕的毛主席站在正對麵，注視著我們。1988年夏，我拖著一個塞得快爆開的行李箱，內含菜刀、案板、中式調味品、牙膏、一大疊黑色襪子（聽一位女生的建議，說是不怕洗丟，總能配對），告別母校，赴英留學。
校慶前，母校用一款特製的app神器，搜索散落世界各地的複旦校友。短短幾天，已有近四萬校友網上集結，來自全球百分之九十的國家與地區。母校是這樣一個存在：一旦停留過，即便短暫四年，一千三百多個日夜，就終身入籍，伴隨至死。
我親曆的上一次校慶，還是三十年前的1985。那年，我留校不久，恰逢80周年校慶。校長是謝希德，書記是林克。為紀念校慶，校方讚助創辦了一份學生雜誌《複旦風》，我是主編。當時，因我堅持要用烏黑的底色做封麵，有些爭議，覺得不吉利。校方最後也沒問什麽動機，放行了。自由而無用，是複旦人的自嘲。大學，跟牆外的世界總得有些不一樣的風景。複旦的人，骨子裏，信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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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的微信群裏，近日流傳最廣的幾篇文章，有《“最牛班級”的老師們》，說的是數學係77級和78級對幾乎教過他們的每一位老師的回憶。這個班出過太多的大牌教授、加上一位共和國現任副主席。但他們選擇紀念老師；另一篇，寫的是學生對複旦食堂大師傅們的感恩。這像我記憶中的母校。
過去幾年，作為記者，我回到中國常駐，時常聽聞對當下中國式校慶的吐槽。一位教授朋友告訴我，他任教的大學，就像個官場後院。校慶典禮，龐大的主席台，清一色地按VIP校友的官職排位，官位低一些就擠不上台。不少大學，傑出校友的名錄，更像政壇權力榜。如果校友中沒出幾位部級官員，麵子就過不去。一位熟人，北京工科畢業。前些年，他興衝衝回母校出席校慶。午餐時，他發現校友分了等級，盒飯還有不同規格。他的自尊心受傷，從此與母校訣別。
我曾問過一所中國大學的主管：校慶時，可否不設主席台，讓領導人或高官校友直接坐在校友席中？他無奈地說，這有難度。我體諒他的苦衷。麵對空氣中彌漫的官本位與權力崇拜，中國的大學隻是個無力的稻草人。
上個月，我應邀去綺色佳的康奈爾大學演講，碰巧是她150周年校慶。那是胡適、趙元任、茅以升等早期中國現代化先軀的留學地。中國留學生介紹說，校慶日當天，並沒有政客盈門和熱鬧的慶祝會，而是各領域傑出校友的講座和對話，以及遍及全美及全球的校友團聚，紀念康奈爾對人類、社會和科學的貢獻。
我帶回一冊今年康奈爾大學的校友特刋，印象最深的是最後幾頁，新近去世的老校友名錄，均按畢業年份排序。編輯還特別說明，校友網站上可查詢所有已故校友的名錄，也可向校友會索取紙版。校方試圖與目前在世的25萬5千名校友保持聯係。我的親友中，有位二十年代的康大畢業生。幾年前，後輩捐了些款。為表示謝意，校方請他們在山間的康大植物園中找一棵心儀的樹，樹枝上係一塊名牌，以作紀念。
無論中外，一所傑出的大學，共通的一點是“學生至上”。去年，香港大學邀請到極少露麵的旅法鋼琴家朱曉玫演奏巴赫“哥德堡變奏曲”，盛況空前，一票難求。我問校方，是否邀請了許多香港政商名流。回答是：沒有。自己的學生更重要。外方邀請多了，學生的票就少了；一次去哥倫比亞大學開中國論壇，會場原定在哥大最古典的標誌建築Low Library。後來不得不改地方，因為當天有校友舉行婚禮。校友優先。
當然，歐美名校禮遇校友，與向校友募款的（endowment) 的傳統有關。而校友是捐贈的主力。若不把學生當人，學生日後斷不願開支票捐款。常靑藤學校中，康奈爾的財力，雖僅在小康水平，也有62億美元。腰包最鼓的是哈佛基金，364億美元。其次是，耶魯239億美元；斯坦福214億美元；哥倫比亞大學92億美元。中國最頂尖的名校，近年也設立了發展基金，規模最大的有40多億人民幣，約是哈佛的1/60。幾年前，大陸留學生張磊向母校耶魯捐贈888萬美元，網上輿論頗多指責，批評他不愛國。我想，中國的教育官員應不難理解張磊的決定。
2010年向耶魯管理學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捐贈寓意吉利的8,888,888美元的張磊，這是該商學院有史以來收到的最大一筆校友捐贈款項。（內容詳見：與張磊共進午餐）
觀察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大學是它的影子。過去十年間，中國對大學的並校、擴建、改名，初衷雖良好，結出的一些果實卻不幸。因為並校，不少傳承悠久的老牌大學就此衣冠不存，曆史一筆抹去，校友的集體記憶與歸屬感從此斷裂。我多次聽到朋友們對他們已故母校的懷念與失落感。據說，也有大學在改建時，覺得老校門不氣派，改換門庭。校友回母校，已不敢相認；若以中國式的改名，麻省理工學院（MIT) 恐怕也早就變成美國科技大學了。
母校這個詞，造得很合意：以校為母。我坦白，我是有母校情結的。據說，複旦近年在網上被評為中國最浪漫和小資的大學，指的應是她溫情友愛開明寬容的一麵。複旦可能沒有中國最美的校園，但校友珍惜其一草一木。複旦仍保留著那個有點顯窄、不夠氣派的紅磚校門。
對母校的評價，我們從來難以客觀：自己可評頭論足，卻容不得旁人說三道四。在高考錄取率僅為5％-6％的八十年代，這個叫大學的地方，與我們的命運綁得太緊，深入骨血，難解難分。五湖四海的七人，十平米的宿舍，泡水打飯，熄燈臥談，分配工作，遲到的青春期，以及幾無隱私的四年同居。我們這代人的包容，是在彼此的呼嚕和磨牙聲中煉成的。出門在外，即便從不相識，“校友”二字，如同無產者聽到《國際歌》的召喚，就夠了。
FT 榮譽總編輯 張力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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