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是清末最重要的政治家，又是推翻滿清政府的決定性人物，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應該是舉足輕重的。袁世凱的學問不多，不是科舉出身，這樣的人能成為政治要人，這在科舉時代是罕見的。其他晚清的著名政治家，都是具有最高科舉學位的進士出身。比如曾國藩（27歲考中進士）、張之洞（27歲考中進士），李鴻章（24歲考中進士），可謂少年成就。
袁世凱曾考過秀才，但沒有考中。袁世凱是個明白人，他發現自己不擅長考試，如果再繼續考下去，也很難考中。於是他放棄科舉的仕途，轉而投身軍伍，從軍去了。在當時讀書人最受尊重，考科舉當官是人生的“正途”，而當兵則被認為是沒出息之人幹的事，有“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的順口溜。因此，袁世凱棄文從武，可謂反潮流人物，從而選對人生的道路。
袁世凱從軍後，被派駐朝鮮，這時袁世凱顯示出了他的軍事天才。1884年，年僅22歲的袁世凱在朝鮮率軍打敗了日軍，平定了甲申政變，這使人們對他刮目相看。1885年，23歲的袁世凱被任命為大清國駐朝鮮總督。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袁世凱的軍事才能被當時中國的第二號政治人物李鴻章看中。李鴻章向慈禧太後推薦袁世凱負責組建和訓練新式軍隊，被慈禧太後批準。此後，袁世凱開始了他在天津小站的練兵生涯。
袁世凱組建的新軍，不再沿用滿清八旗軍的舊製，建立起中國第一支西洋式的近代軍隊。袁世凱以德國陸軍為示範，建立了一套軍隊編製、軍官培養、訓練糧餉等新式軍事體製，這些都對後來的中國軍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據說袁世凱首創的軍歌《大帥練兵歌》，後來演變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在1898年的戊戌變法中，不少史書聲稱袁世凱向慈禧太後告密，促使慈禧發動政變，軟禁光緒帝。但現在的不少研究，否定了這種說法。其實袁世凱在思想上讚同戊戌變法，這在袁世凱後來的所作所為中表現出來。
1901年李鴻章去世後，袁世凱接任李鴻章擔任的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清政府第二號實權人物。此後，袁世凱的主導下，清政府開始搞“新政”，這是袁世凱一生中聲望最高、最輝煌的階段。
袁世凱主導的清末新政，其改革程度大大超過了戊戌變法，包括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校，組建新軍，獎勵發展工商實業等。1907年，在袁世凱直接領導的天津，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近代議會組織“天津議會”。同時，袁世凱還下令在他領導的直隸省各州，進行地方選舉和地方自治的試驗性試點，開啟了中國民主化的先聲。此時，袁世凱成為中國最富盛名的“改革派”，人們把期待寄托在袁世凱身上。
1908年光緒皇帝及慈禧太後相繼去世，年僅3歲的溥儀小皇帝繼位，溥儀的父親醇親王載灃攝政。攝政王載灃一上台，就解除了袁世凱的所有職務，袁世凱被迫回老家“養病”。載灃不僅罷免袁世凱，還大量罷免漢族大臣，建立起一個滿族皇族為主的內閣，試圖以此加強皇族的勢力，扭轉大權被漢人掌握的局麵。
但攝政王載灃拿掉袁世凱之舉，違背了當時的人心所向。本來在袁世凱主導的改革下，人們對滿族搞改革和君主立憲，還抱有希望。現在載灃罷免了最大的改革派袁世凱，成立排斥漢族的滿族內閣，使人們認為皇族根本沒有搞君主立憲的意思，於是隻有暴力推翻清政府一條路了，1911年的武昌起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
從1901年到1908年，袁世凱主導的清末新政，大有成效。不但在軍事、教育、經濟等方麵，有很大力度的改革，就是在最難的政治改革方麵，也做出了很大的進展。1905年7月袁世凱聯合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朝廷實行“立法、行法、執法”三權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憲政體，並奏請朝廷派親貴大臣分赴各國考察政治。慈禧太後接受了袁世凱等人的上奏，1905年9月，慈禧太後下詔派鎮國公載澤等5位大臣組成“憲政考察團”，出訪西洋各國考察。
1906年9月，慈禧太後下詔頒布預備立憲，並成立資政院籌備處。1908年8月，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基本上體現了三權分立的原則，同時提出“臣民權利義務”，規定臣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等。清廷還宣布，將在1909年開始舉行地方谘議局和中央資政院的選舉，在9年內使國家過渡為君主立憲體製。
如果慈禧太後再多活幾年，君主立憲製就很有可能在中國實現。可是慈禧太後在頒布《欽定憲法大綱》的3個月後，就一命歸西了，終年73歲。慈禧太後死後，攝政王載灃立即罷免了袁世凱，收回漢族大臣的重權，使清末的政治體製改革，走上了回頭路。在慈禧太後當政時，人們還相信清廷有搞憲政的誠意，對君主立憲製充滿希望，因為這樣比起流血的革命，還是好很多。可是載灃罷免最著名的改革派袁世凱，又組成以皇族為主的內閣，這樣人們就不再相信清廷有搞憲政的誠意，一些本來支持君主立憲的人，也轉而支持和同情革命黨了。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各地紛紛宣布脫離中央“獨立”，攝政王載灃根本控製不了局勢，這時他才明白袁世凱的重要性，“非袁不能收拾局麵”。於是載灃趕緊把被罷官賦閑在家的袁世凱請回朝廷，並讓袁世凱擔任掌握最高軍政大權的“內閣總理大臣”。在此之前的1911年5月，清廷宣布實施“內閣製”。所謂內閣製，就是皇帝不再有實權，隻是一個虛位，政府的最高軍政大權由“內閣總理大臣”執掌。但第一任內閣總理大臣由皇族慶親王奕劻擔任，政權還是掌握在皇族手裏，換湯不換藥，所以人們感到清廷搞的內閣製，隻是騙人的把戲。
1911年11月，攝政王載灃宣布取消皇族內閣，重新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這樣袁世凱就掌握清政府的最高軍政大權，成為清政府的真正領導人。載灃把軍政大權完全交給袁世凱，是拉攏袁世凱，希望袁世凱能夠壓製革命黨，保住大清皇帝的君王名位，搞真正的君主立憲製。
此時南方的革命黨也在拉攏袁世凱，他們公開宣布隻要袁世凱讚成共和，就把中國民國“大總統”的位子讓給袁世凱。現在的主流曆史書敘述辛亥革命時，把袁世凱說成是“竊國大盜”，從孫中山手裏竊取了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地位，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因為孫中山是1912年1月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而袁世凱早在一個多月前的1911年11月，就已經就任大清帝國“內閣總理大臣”，即大清帝國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對於袁世凱來說，不管是當大清帝國“內閣總理大臣”，還是當中華民國“大總統”，都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隻是國號不同而已。因此，在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前，袁世凱就已經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了，根本不需要“竊取”。
假如載灃沒有罷免袁世凱，袁世凱看在大清王朝對他有恩，或許會選擇當大清帝國“內閣總理大臣”，保留大清的皇帝和國號，搞君主立憲製。可是載灃罷免袁世凱後，他與大清王朝的恩情斷絕，於是袁世凱就選擇了當中華民國“大總統”。
袁世凱“逼”清帝退位，改國體為共和製，自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當上民國大總統以後，本想大幹一番，把改革的事業繼續下去，但沒想到事情發生了變化。
雖說袁世凱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名義上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但他手中的權力，反而還不如以前他當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時候。在大清朝的時候，袁世凱說話有人聽，政令發下去後人們會認真執行；現在袁世凱貴為共和國大總統，但他說話卻沒有人聽了，政令更是發不下去。各地紛紛各自為政，不聽中央政府的，使袁世凱想要搞的改革事業無從下手，沒法幹。
這時，袁世凱的思想也就發生了轉變。本來他是讚成共和的，讚成憲政的。可是共和真的來了，憲政真的來了，反而搞不下去了。中國搞了共和之後，國家一片混亂，群龍無首，地方各自為政，中央政府的政令根本行使不下去。
對於袁世凱這個國家最高領導人來說，如何收拾和處置中國如此混亂的局麵，是他的首要任務。中國現在這麽亂，還不如以前的大清朝，以前國家至少還有秩序，中央政府還有權威。現在國家的秩序沒有了，政府的權威沒有了，如何重建國家的秩序，重樹政府的權威，這是袁世凱必須要做的事情。
為什麽中國會出現這樣的局麵？袁世凱認為；這都是“共和”惹的禍。此後，袁世凱的思想從改革派變成保守派，認為中國不適合搞共和製，所以應該退回到過去的君主立憲製。袁世凱要當皇帝“複辟”，也就是在這樣的曆史情況下出現的。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是中國曆史第一次由民主選舉方式產生國家領導人，也是第一次進行國會議員的選舉，第一次召開國會。袁世凱雖說已久經官場，但他對“共和製”這種新國體，也是第一次嚐試。怎樣運行這種國體，一點兒經驗也沒有。
首先遇到的難題，是怎樣處理“總統”與“國會”的關係。幾千年來的中國人，從來都是“天無二日、人無二君”的概念。現在新體製出現“總統”與“國會”兩套係統，人們自然會提出一個簡單但又深刻問題：到底是總統領導國會？還是國會領導總統？
這裏看看美國的例子。美國憲法規定：總統可以否決國會通過的任何法案，但如果參眾兩院有三分之二的多數同意，又可以推翻總統的否決。大部分中國人看到這種法律條文，大概會迷惑不解：到底是總統說了算？還是國會說了算？
其實美國憲法的意思是：在總統得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支持的時候，就能否決國會的議案，這時就是總統說了算；在支持總統的人數少於三分之一的時候，否定總統的人數多於三分之二，這時就是國會說了算。總統隻要能得到三分之一人的支持，就能否定三分之二人通過的議案，被稱為“少數否決”，是總統的特權。
1912年，對於剛剛開始搞民主體製的中國來說，對西方這種“相互牽製”的體製，既陌生，又不理解。於是出現了總統與國會相互“爭奪領導權”的情況，總統試圖領導國會，國會也試圖領導總統，誰也不肯讓步。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還因為國會係統是由南方的“革命黨”主導，而總統係統是北方袁世凱的“北洋派”主導，雙方的黨派為了爭權，把黨派鬥爭變成了“國會”與“總統”的鬥爭。雙方先是“文鬥”，後來又發展為“武鬥”。第一場“武鬥”發生於1913年7月，此時中華民國才成立一年，起因是由於袁世凱向國外借款。
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後，由於國內局勢混亂，稅收等財源斷絕，中央政府瀕臨財政破產的邊緣。1913年4月，袁世凱政府與英、法、德、俄、日五國簽署《中國政府善後借款合同》，借款總額2500萬英鎊。但袁世凱的借款遭到主導國會的國民黨人的反對，他們聲稱借款未經國會批準是非法的。
1913年5月，國民黨人擔任的地方領導人，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公開通電反對袁世凱貸款，他們認為這次借款是“喪權辱國”，並稱袁世凱試圖用借款來擴充他的北洋軍。
袁世凱沒有處理反對黨挑戰的經驗，他於是采取了中國的老辦法：兵來將擋，水來土掩。1913年6月，袁世凱罷免了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職務。
國民黨也沒有處理執政黨彈壓的經驗，也是采取了中國的老辦法：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在孫中山的領導下，國民黨發起“二次革命”，起兵反抗袁世凱。
1913年7月，李烈鈞在江西宣布江西獨立，並發表通電聲討袁世凱，稱：【袁世凱乘時竊柄，滅絕人道，暗殺元勳，弁髦約法，擅借巨款，以兵威劫天下。”隨後，黃興在江蘇宣布江蘇獨立，柏文蔚宣布安徽獨立，陳其美宣布獨立上海，陳炯明宣布廣東獨立，許崇智宣布福建獨立，譚延闓宣布湖南獨立。這些獨立的省份組成“討袁軍”，開始與袁世凱進行“武鬥”。
1913年7月底，黃興領導的江蘇討袁軍與北洋軍會戰失敗後，黃興離開南京出走。黃興這位主帥一走，討袁軍全體動搖。孫道仁通電宣布取消福建獨立，譚延闓通電宣布取消湖南獨立，其他各地也紛紛宣布取消獨立。
這樣一來，發起“二次革命”的孫中山、黃興等被孤立，遭到通緝，相繼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敗。
在今天看來，孫中山等人把“文鬥”發展為“武鬥”，是破壞民主體製的先聲。有人為孫中山辯護說：袁世凱是“國賊”，所以孫中山發起武力討袁是合理的。這種看法是不符合憲法精神的。
根據民主憲法，不管袁世凱怎麽壞，但袁世凱畢竟是用民主程序選舉出來的合法大總統，要罷免袁世凱，也應該用民主程序來罷免，而不能用武力手段。如果可以用武力來罷免民主程序選出的大總統，那麽民主選舉本身就完全失去意義了。即使民主選舉出來的總統是“國賊”，也不能用武力推翻他，隻能用民主程序罷免他，這是起碼的民主憲法精神。
但中國人並不這麽理解民主體製，現在很多人還讚揚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是義舉，由此可見，在中國搞民選製，絕不會那麽順利。就是在今天，不少新興的民主國家，比如埃及、烏克蘭等國，也出現用武力推翻民主程序選舉出來的合法總統。
梁啟超當時就對中國搞民選製，提出很大的疑問。梁啟超在《讀中華民國大總統選舉法》一文中說：【能適應今日之事勢者，則今日之良法也。不適應於今日之事勢者，則非今日之良法也。雖然，本法之適用，當在十年以後。苟十年後而中國事勢一如今日，則此法可謂十年後之良法也。】梁啟超的意思是，中國民國的大總統選舉，應該在 10 年以後才會適用，現在搞太早了一點。
孫中山發起試圖武裝推翻民選政權的“二次革命”後，讓包括袁世凱在內的一大批人感到：民主體製在中國行不通。在這種情況下，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1915年袁世凱稱帝。
從法律的概念來看，發生於1913年的袁世凱和孫中山的衝突，袁世凱是合法的，而孫中山反而是非法的。其原因如下：
（一） 把向外國借款的行為上升為“喪權辱國”，缺乏法律根據。
西方國家把“借債”看成是運營國家的正常行為。國家的債務有兩種：一種是內債，即向自己的人民借債，發行國債或國庫券，到期後付給人民利息；另一種是外債，向外國借債，當然也要付給外國利息。西方國家都是既有內債，又有外債，據說中國就持有不少美國的國債。
但傳統的中國人，把借債看成是一種“不良”行為，認為好人不借債，借債是無能的表示。當時還把“一無內債、二無外債”，作為政府有能力的象征，人民也為自己的國家沒有欠債感到自豪。當然，今天的中國人看法已經改變，不再推崇“一無內債、二無外債”的做法。
借債的缺點是要付出利息，優點是可以提前得到成果。比如向銀行借款買房，雖說要付給銀行利息，但可以提前享受到住房，比自己存款很多年之後再買房，還是“合算”的買賣，否則人們就不會貸款購房了。
袁世凱的借款也是一樣，雖說要付給外國利息，也就是說把中國的一部分利益給了外國，這點上可以稱之為“賣國”。可是中央政府有了借款，可以減少混亂，減少混亂引起的人們生命財產的損失，提前實現國內的安定。從這方麵看，借款也是有好處的。
因此，從法律上來看，袁世凱的借款並非一無是處，把這件事作為“喪權辱國”的行為來批判，並不恰當。
（二） 起兵反對袁世凱，也缺乏法律依據。
西方民主國家都存在合法的“反對派”，對此不少中國人有誤解，把反對政府的人就理解為“反對派”，這是對民主政體的誤解。
“反對派”可以分為兩種：“建設性的反對派”和“破壞性的反對派”。西方民主國家隻允許“建設性反對派”的存在，而不允許“破壞性反對派”存在。
什麽是“建設性的反對派”？舉個例子說明。假如你認為現政府當局製定的納稅額太高，人民的納稅負擔太重，反對政府的稅收政策。那麽你該怎麽辦呢？
如果你是一個“建設性”的反對派，那麽你就組建一個反對黨，利用言論集會等自由，向人民說明現政府稅收體製的不合理性，取得人民的支持，在下一次大選中，戰勝對手奪取政權。等你上台掌權之後，製定政策降低稅收，減少人民負擔，這就是建設性的反對派。
作為建設性的反對派，你的反對隻能停留在口頭上，隻能是宣傳，不能變成行動。你盡管反現對政府的稅收體製，你隻能口頭上反對，不能變成拒絕納稅的抗稅行動。不管你口頭上如何反對，在行動上，你依然要按照現政府規定的不合理稅收向政府納稅。隻有等到你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奪權上台後，再把不合理的稅收合理化。
相反，如果你是一個“破壞性”的反對派，那麽你就組建一個反政府組織，把反對的行為從“口頭”變為“行動”，拒絕向政府納稅。你不僅自己拒絕向政府納稅，還組織號召人民拒絕向政府納稅，把政府搞癱瘓，把國家搞亂，然後你在亂中奪權上台。
孫中山等人起兵，試圖武力推翻袁世凱政府的行為，顯然是一個“破壞性”的反對派，這種反對派在民主國家也是非法的，是不允許存在的。因此，袁世凱作為民選出來的國家領導人，取締國民黨，通緝孫中山等人，這件事按照民主國家的標準，也是合理合法的。如果在美國，有人試圖武力推翻現政府，肯定也會遭到取締和通緝的處分。
因此，從民主國家的法製角度來看，孫中山等人起兵反抗是非法的，而袁世凱的鎮壓倒是合法的。
（三） 袁世凱罷免江西都督李烈鈞等人，是符合法律程序的。
1913年5月袁世凱借款後，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公開通電反對袁世凱貸款，之後袁世凱罷免了這三位都督。這件事直接引發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根據民主國家的法律，袁世凱罷免這三位都督，是符合法律和民主程序的。
1912年建立起來的中國民國，學美國體製實行“三權分立”，行政權與司法權分離，袁世凱作為大總統掌握行政權，國會掌握立法權。
國會議員反對袁世凱大總統的政策，這是完全合法的，也是“三權分立”的精神所在。但行政官員就不能反對大總統的政策，因為袁世凱作為行政機構的首腦，各級行政官員必須服從行政首腦的指示，遵從行政首腦的政策，否則行政機構就沒法正常運轉。
比如美國的財政部長，就必須遵從美國總統的財政政策，不能反對總統的財政政策。當然，財政部長作為個人，是有權反對總統的財政政策，但這有一個前提：財政部長在提出反對意見的同時，就必須辭職，把財政部長讓給讚同總統財政政策的人去幹。
這個理由是簡單的。如果財政部長反對總統的財政政策，而他又占著財政部長的職位，那麽財政部就成為反對總統的部門，總統的命令執行不下去，行政機構無非正常運轉。
在“三權分立”政體國家，有一個基本的原則：你要想在行政機構當官，你就不能反對總統；你要反對總統，你就不能在行政機構當官，作為一個沒有行政官職的國會議員反對總統，完全沒有問題。
上述的三位都督，是行政機構的地方長官，有義務服從袁世凱這位行政首腦的政策和指示。他們在通電反對袁世凱政策的時候，應該同時提出辭職，這才是民主程序的做法。
可是三位都督一方麵不肯辭職，還想在行政機構繼續當官；另一方麵又要反對行政首腦的袁世凱，這就不符合民主程序了。相反，袁世凱撤掉反對自己的行政官員，是合法合理的。民主國家的總統，撤掉不聽自己命令的官員，也是常有的。著名的案例有美國總統杜魯門，撤掉不聽他命令的麥克阿瑟司令的職務。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不管袁世凱的動機如何，他在1913年與孫中山發生衝突時的所作所為，都沒有違反法律程序，是符合民主精神的。相反，不管孫中山的動機如何，他在1913年的所作所為，都違反了法律程序，也不符合民主精神。如果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反而應該說是袁世凱的做法是合法的。
西方民主國家的法製前提，是隻認法律，不認道德。一個人品很差的人，雖然幹了很多不道德的事，隻要沒有觸犯法律，就不能把他怎麽樣；一個人品很好的人，道德再好，隻要觸犯了法律，也要受到懲罰。但在中國，人們還是喜歡從道德標準來評判一個人，而不是從法律標準來評判一個人。
人們從道德的角度，評論袁世凱的人品如何奸詐，孫中山的人品如何高尚。在上述事件中，人們同情孫中山，認為他是一片好心，是為了國家和人民起兵反袁。孫中山的動機是“為民除害”，隻要動機好，用違法的手段，不符合民主程序的手段，也值得讚揚。
因此，人們如果用道德標準來評判人和事的對與錯，對於搞民主體製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思想障礙。
關於民主政治，近代思想家盧梭，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社會契約論》，是奠定近代西方國家民主政體的思想基礎之一。美國和法國等的國家政體，都借鑒了盧梭的民主政治思想。
盧梭把民主政治稱之為“社會契約”，其意義是非常深刻的。對“契約”這個詞人們並不陌生，但深入思考這個詞背後含義的人，就不那麽多了。
“契約”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經常遇到的。大至國家之間的“條約”，小至個人之間的“合同”、“協議”等，都屬於“契約”。我們簽訂“契約”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防止“反悔”。一旦簽訂了契約，今後即使是發現這個契約對自己不利，也必須按照契約執行，不能反悔撤回。
假如你與瓜農在春天簽訂了購買1千斤西瓜的契約，每斤西瓜1元。可是沒想到今年西瓜豐收，價格大跌，等到西瓜上市時，每斤西瓜隻賣0.5元。如果你在市場上買1千斤西瓜，隻要花500元，可是按照契約向瓜農購買1千斤西瓜，就要花1000元，顯然這個契約是對你不利的。
假如你反悔了，想要撤回契約，說：“計劃趕不上變化，現在西瓜價格暴跌，我們訂的契約作廢，訂購的西瓜我不要了。”這樣行嗎？當然不行。因為法律是保護契約的，不按照契約執行，就是違法，就要受到法律的製裁。
同樣，國家間簽訂的契約，也是不能反悔撤回的。比如中國與英國簽訂的租借香港99年的條約，中國就一直等到1997年租期滿了之後，才收回香港，這就是遵守契約。
民主選舉製，盧梭稱之為“社會契約”，是因為選舉本身就是一種“契約”，一種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契約。比如美國規定4年一次大選，你投了奧巴馬一票，就意味著你與奧巴馬簽訂了一個契約：你讓奧巴馬幹4年總統。在這4年期間，不管奧巴馬幹得好，還是不好，不是奧巴馬是否稱職，你都不能反悔，不能提前要求奧巴馬下台，要等他任期滿了之後，才能再決定是不是讓他繼續幹。
美國是一個成熟的契約社會，許多美國總統幹得並不好，甚至可以說不稱職，但人民也還是遵守契約，沒有中途趕總統下台，而是等到他的任期滿了之後，再把他選下去。
現在有一種對民主體製的不正確理解：“我投票讓你當總統，你就一定要使我得到利益的回報。”如果你上台後，我的工資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我就支持你；如果你上台後，物價上漲了，生活水平降低了，我就要上街抗議，把你趕下台。
最近出現的埃及總統、烏克蘭總統，都是通過民主程序選舉出來的合法總統，但是在任期當中就被人們趕下台。這樣的國家，不是成熟的契約社會，不能算作是民主國家，因為這裏的人民與政府之間沒有契約關係，也沒有契約精神。
1913年時的中國也是一樣。袁世凱是通過民主程序選舉出來的合法大總統，當時規定大總統的任期為5年，那麽人們就應該讓袁世凱幹5年總統，這樣才符合民主體製的契約精神。可是以孫中山為主的國民黨人，卻不願意等5年，再把袁世凱選下去。他們認為袁世凱不稱職，要提前趕袁世凱下台，甚至不惜發起武裝起義。
1913年時的中國，有選舉，有議會，有言論自由，有新聞出版自由，有組黨結社自由，是中國近代最民主的時代。孫中山等人完全可以利用這些民主的合法手段與途徑，用和平的方式跟袁世凱鬥爭。在存在民主合法手段的情況下，孫中山等人還要選擇暴力革命，這就說明一個問題：孫中山等人並不喜歡民主的那一套。
中國有個成語“葉公好龍”，放在孫中山身上頗為合適。孫中山是中國最早呼籲搞民主共和政體的政治家，可是當民主共和政體真的到來的時候，孫中山卻又不喜歡了。孫中山變成第一個反對民主體製的政治家，他發起“二次革命”，用“武鬥”而不是“文鬥”的形式來進行政治鬥爭，這就直接破壞了中國的民主體製。
不過，孫中山也公開承認他反對民主政體。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重新組建“中華革命黨”，強調目前中國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需要獨裁，需要革命的獨裁，這就是他著名的“三段論”。
孫中山的“三段論”，主要是認為當前中國人民的覺悟太低，還不適合搞民主。這種思想，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也提到。盧梭說：
【建築師在建築大廈之前，首先要搞清地質條件是否能承受大廈的重量。明智的立法者在著手立法這前，也要明察人民能夠接受何種法律。
有太多的民族都不能接受良好的法律，即使有的民族接受了良好的法律，但在他們的全部曆史中也僅是短暫的瞬間。正如人在青春時代是可塑的，步入老年便難於改變了，傳統習俗一旦形成再想變革同樣非常困難；人民甚至不能容忍別人輕微觸碰自身的缺點，如同愚蠢而膽小的病人怕見醫生一樣。
青春不等於幼稚。每個民族與人一樣，都有著青春期與成熟期，隻有進入成熟期的民族才能自覺接受法律的約束，如果時機不到而實施法治，很難取得預期的效果。但一個民族在何時成熟是不容易看出的，有些民族生性較容易接受法律的約束，而有些民族經曆千年還是不能適應。
那麽，一個民族應具備怎樣的條件才適宜於立法呢？我認為這些條件應該是：他們沒有根深蒂固的習俗與迷信，不怕外來的影響；他們不參與鄰國的爭端，但又能獨立抵抗鄰居的侵犯；他們的成員之間能夠建立互信，而不給對方製造麻煩；他們不依賴別的民族而能自立，也不被別的民族所依賴；他們的人民富者不奢，貧者不窮，皆能自足；他們既有傳統文化的積累，又有能吸納新文化的大度。
最後，要強調的是，立法的困難不在於新觀念的建立，而在於舊觀念的清除。成功的例子不多，這些條件很難由一個民族同時兼有，因此具有良好製度的國家至今少有。】
1913年的“二次革命”之後，曾經是中國兩位最大的民主派：袁世凱和孫中山，都改變了思想，都認為中國不適合搞民主，轉而認為中國需要獨裁。袁世凱認為中國應該回過頭走過去的路，複辟帝製，搞開明獨裁；孫中山則認為中國需要繼續革命，搞革命的獨裁。
袁世凱曾考過秀才，但沒有考中。袁世凱是個明白人，他發現自己不擅長考試，如果再繼續考下去，也很難考中。於是他放棄科舉的仕途，轉而投身軍伍，從軍去了。在當時讀書人最受尊重，考科舉當官是人生的“正途”，而當兵則被認為是沒出息之人幹的事，有“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的順口溜。因此，袁世凱棄文從武，可謂反潮流人物，從而選對人生的道路。
袁世凱從軍後，被派駐朝鮮，這時袁世凱顯示出了他的軍事天才。1884年，年僅22歲的袁世凱在朝鮮率軍打敗了日軍，平定了甲申政變，這使人們對他刮目相看。1885年，23歲的袁世凱被任命為大清國駐朝鮮總督。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後，袁世凱的軍事才能被當時中國的第二號政治人物李鴻章看中。李鴻章向慈禧太後推薦袁世凱負責組建和訓練新式軍隊，被慈禧太後批準。此後，袁世凱開始了他在天津小站的練兵生涯。
袁世凱組建的新軍，不再沿用滿清八旗軍的舊製，建立起中國第一支西洋式的近代軍隊。袁世凱以德國陸軍為示範，建立了一套軍隊編製、軍官培養、訓練糧餉等新式軍事體製，這些都對後來的中國軍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據說袁世凱首創的軍歌《大帥練兵歌》，後來演變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在1898年的戊戌變法中，不少史書聲稱袁世凱向慈禧太後告密，促使慈禧發動政變，軟禁光緒帝。但現在的不少研究，否定了這種說法。其實袁世凱在思想上讚同戊戌變法，這在袁世凱後來的所作所為中表現出來。
1901年李鴻章去世後，袁世凱接任李鴻章擔任的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清政府第二號實權人物。此後，袁世凱的主導下，清政府開始搞“新政”，這是袁世凱一生中聲望最高、最輝煌的階段。
袁世凱主導的清末新政，其改革程度大大超過了戊戌變法，包括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校，組建新軍，獎勵發展工商實業等。1907年，在袁世凱直接領導的天津，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近代議會組織“天津議會”。同時，袁世凱還下令在他領導的直隸省各州，進行地方選舉和地方自治的試驗性試點，開啟了中國民主化的先聲。此時，袁世凱成為中國最富盛名的“改革派”，人們把期待寄托在袁世凱身上。
1908年光緒皇帝及慈禧太後相繼去世，年僅3歲的溥儀小皇帝繼位，溥儀的父親醇親王載灃攝政。攝政王載灃一上台，就解除了袁世凱的所有職務，袁世凱被迫回老家“養病”。載灃不僅罷免袁世凱，還大量罷免漢族大臣，建立起一個滿族皇族為主的內閣，試圖以此加強皇族的勢力，扭轉大權被漢人掌握的局麵。
但攝政王載灃拿掉袁世凱之舉，違背了當時的人心所向。本來在袁世凱主導的改革下，人們對滿族搞改革和君主立憲，還抱有希望。現在載灃罷免了最大的改革派袁世凱，成立排斥漢族的滿族內閣，使人們認為皇族根本沒有搞君主立憲的意思，於是隻有暴力推翻清政府一條路了，1911年的武昌起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
從1901年到1908年，袁世凱主導的清末新政，大有成效。不但在軍事、教育、經濟等方麵，有很大力度的改革，就是在最難的政治改革方麵，也做出了很大的進展。1905年7月袁世凱聯合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朝廷實行“立法、行法、執法”三權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憲政體，並奏請朝廷派親貴大臣分赴各國考察政治。慈禧太後接受了袁世凱等人的上奏，1905年9月，慈禧太後下詔派鎮國公載澤等5位大臣組成“憲政考察團”，出訪西洋各國考察。
1906年9月，慈禧太後下詔頒布預備立憲，並成立資政院籌備處。1908年8月，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基本上體現了三權分立的原則，同時提出“臣民權利義務”，規定臣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等。清廷還宣布，將在1909年開始舉行地方谘議局和中央資政院的選舉，在9年內使國家過渡為君主立憲體製。
如果慈禧太後再多活幾年，君主立憲製就很有可能在中國實現。可是慈禧太後在頒布《欽定憲法大綱》的3個月後，就一命歸西了，終年73歲。慈禧太後死後，攝政王載灃立即罷免了袁世凱，收回漢族大臣的重權，使清末的政治體製改革，走上了回頭路。在慈禧太後當政時，人們還相信清廷有搞憲政的誠意，對君主立憲製充滿希望，因為這樣比起流血的革命，還是好很多。可是載灃罷免最著名的改革派袁世凱，又組成以皇族為主的內閣，這樣人們就不再相信清廷有搞憲政的誠意，一些本來支持君主立憲的人，也轉而支持和同情革命黨了。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各地紛紛宣布脫離中央“獨立”，攝政王載灃根本控製不了局勢，這時他才明白袁世凱的重要性，“非袁不能收拾局麵”。於是載灃趕緊把被罷官賦閑在家的袁世凱請回朝廷，並讓袁世凱擔任掌握最高軍政大權的“內閣總理大臣”。在此之前的1911年5月，清廷宣布實施“內閣製”。所謂內閣製，就是皇帝不再有實權，隻是一個虛位，政府的最高軍政大權由“內閣總理大臣”執掌。但第一任內閣總理大臣由皇族慶親王奕劻擔任，政權還是掌握在皇族手裏，換湯不換藥，所以人們感到清廷搞的內閣製，隻是騙人的把戲。
1911年11月，攝政王載灃宣布取消皇族內閣，重新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這樣袁世凱就掌握清政府的最高軍政大權，成為清政府的真正領導人。載灃把軍政大權完全交給袁世凱，是拉攏袁世凱，希望袁世凱能夠壓製革命黨，保住大清皇帝的君王名位，搞真正的君主立憲製。
此時南方的革命黨也在拉攏袁世凱，他們公開宣布隻要袁世凱讚成共和，就把中國民國“大總統”的位子讓給袁世凱。現在的主流曆史書敘述辛亥革命時，把袁世凱說成是“竊國大盜”，從孫中山手裏竊取了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地位，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因為孫中山是1912年1月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而袁世凱早在一個多月前的1911年11月，就已經就任大清帝國“內閣總理大臣”，即大清帝國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對於袁世凱來說，不管是當大清帝國“內閣總理大臣”，還是當中華民國“大總統”，都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隻是國號不同而已。因此，在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前，袁世凱就已經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了，根本不需要“竊取”。
假如載灃沒有罷免袁世凱，袁世凱看在大清王朝對他有恩，或許會選擇當大清帝國“內閣總理大臣”，保留大清的皇帝和國號，搞君主立憲製。可是載灃罷免袁世凱後，他與大清王朝的恩情斷絕，於是袁世凱就選擇了當中華民國“大總統”。
袁世凱“逼”清帝退位，改國體為共和製，自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當上民國大總統以後，本想大幹一番，把改革的事業繼續下去，但沒想到事情發生了變化。
雖說袁世凱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名義上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但他手中的權力，反而還不如以前他當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時候。在大清朝的時候，袁世凱說話有人聽，政令發下去後人們會認真執行；現在袁世凱貴為共和國大總統，但他說話卻沒有人聽了，政令更是發不下去。各地紛紛各自為政，不聽中央政府的，使袁世凱想要搞的改革事業無從下手，沒法幹。
這時，袁世凱的思想也就發生了轉變。本來他是讚成共和的，讚成憲政的。可是共和真的來了，憲政真的來了，反而搞不下去了。中國搞了共和之後，國家一片混亂，群龍無首，地方各自為政，中央政府的政令根本行使不下去。
對於袁世凱這個國家最高領導人來說，如何收拾和處置中國如此混亂的局麵，是他的首要任務。中國現在這麽亂，還不如以前的大清朝，以前國家至少還有秩序，中央政府還有權威。現在國家的秩序沒有了，政府的權威沒有了，如何重建國家的秩序，重樹政府的權威，這是袁世凱必須要做的事情。
為什麽中國會出現這樣的局麵？袁世凱認為；這都是“共和”惹的禍。此後，袁世凱的思想從改革派變成保守派，認為中國不適合搞共和製，所以應該退回到過去的君主立憲製。袁世凱要當皇帝“複辟”，也就是在這樣的曆史情況下出現的。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是中國曆史第一次由民主選舉方式產生國家領導人，也是第一次進行國會議員的選舉，第一次召開國會。袁世凱雖說已久經官場，但他對“共和製”這種新國體，也是第一次嚐試。怎樣運行這種國體，一點兒經驗也沒有。
首先遇到的難題，是怎樣處理“總統”與“國會”的關係。幾千年來的中國人，從來都是“天無二日、人無二君”的概念。現在新體製出現“總統”與“國會”兩套係統，人們自然會提出一個簡單但又深刻問題：到底是總統領導國會？還是國會領導總統？
這裏看看美國的例子。美國憲法規定：總統可以否決國會通過的任何法案，但如果參眾兩院有三分之二的多數同意，又可以推翻總統的否決。大部分中國人看到這種法律條文，大概會迷惑不解：到底是總統說了算？還是國會說了算？
其實美國憲法的意思是：在總統得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支持的時候，就能否決國會的議案，這時就是總統說了算；在支持總統的人數少於三分之一的時候，否定總統的人數多於三分之二，這時就是國會說了算。總統隻要能得到三分之一人的支持，就能否定三分之二人通過的議案，被稱為“少數否決”，是總統的特權。
1912年，對於剛剛開始搞民主體製的中國來說，對西方這種“相互牽製”的體製，既陌生，又不理解。於是出現了總統與國會相互“爭奪領導權”的情況，總統試圖領導國會，國會也試圖領導總統，誰也不肯讓步。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還因為國會係統是由南方的“革命黨”主導，而總統係統是北方袁世凱的“北洋派”主導，雙方的黨派為了爭權，把黨派鬥爭變成了“國會”與“總統”的鬥爭。雙方先是“文鬥”，後來又發展為“武鬥”。第一場“武鬥”發生於1913年7月，此時中華民國才成立一年，起因是由於袁世凱向國外借款。
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後，由於國內局勢混亂，稅收等財源斷絕，中央政府瀕臨財政破產的邊緣。1913年4月，袁世凱政府與英、法、德、俄、日五國簽署《中國政府善後借款合同》，借款總額2500萬英鎊。但袁世凱的借款遭到主導國會的國民黨人的反對，他們聲稱借款未經國會批準是非法的。
1913年5月，國民黨人擔任的地方領導人，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公開通電反對袁世凱貸款，他們認為這次借款是“喪權辱國”，並稱袁世凱試圖用借款來擴充他的北洋軍。
袁世凱沒有處理反對黨挑戰的經驗，他於是采取了中國的老辦法：兵來將擋，水來土掩。1913年6月，袁世凱罷免了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職務。
國民黨也沒有處理執政黨彈壓的經驗，也是采取了中國的老辦法：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在孫中山的領導下，國民黨發起“二次革命”，起兵反抗袁世凱。
1913年7月，李烈鈞在江西宣布江西獨立，並發表通電聲討袁世凱，稱：【袁世凱乘時竊柄，滅絕人道，暗殺元勳，弁髦約法，擅借巨款，以兵威劫天下。”隨後，黃興在江蘇宣布江蘇獨立，柏文蔚宣布安徽獨立，陳其美宣布獨立上海，陳炯明宣布廣東獨立，許崇智宣布福建獨立，譚延闓宣布湖南獨立。這些獨立的省份組成“討袁軍”，開始與袁世凱進行“武鬥”。
1913年7月底，黃興領導的江蘇討袁軍與北洋軍會戰失敗後，黃興離開南京出走。黃興這位主帥一走，討袁軍全體動搖。孫道仁通電宣布取消福建獨立，譚延闓通電宣布取消湖南獨立，其他各地也紛紛宣布取消獨立。
這樣一來，發起“二次革命”的孫中山、黃興等被孤立，遭到通緝，相繼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敗。
在今天看來，孫中山等人把“文鬥”發展為“武鬥”，是破壞民主體製的先聲。有人為孫中山辯護說：袁世凱是“國賊”，所以孫中山發起武力討袁是合理的。這種看法是不符合憲法精神的。
根據民主憲法，不管袁世凱怎麽壞，但袁世凱畢竟是用民主程序選舉出來的合法大總統，要罷免袁世凱，也應該用民主程序來罷免，而不能用武力手段。如果可以用武力來罷免民主程序選出的大總統，那麽民主選舉本身就完全失去意義了。即使民主選舉出來的總統是“國賊”，也不能用武力推翻他，隻能用民主程序罷免他，這是起碼的民主憲法精神。
但中國人並不這麽理解民主體製，現在很多人還讚揚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是義舉，由此可見，在中國搞民選製，絕不會那麽順利。就是在今天，不少新興的民主國家，比如埃及、烏克蘭等國，也出現用武力推翻民主程序選舉出來的合法總統。
梁啟超當時就對中國搞民選製，提出很大的疑問。梁啟超在《讀中華民國大總統選舉法》一文中說：【能適應今日之事勢者，則今日之良法也。不適應於今日之事勢者，則非今日之良法也。雖然，本法之適用，當在十年以後。苟十年後而中國事勢一如今日，則此法可謂十年後之良法也。】梁啟超的意思是，中國民國的大總統選舉，應該在 10 年以後才會適用，現在搞太早了一點。
孫中山發起試圖武裝推翻民選政權的“二次革命”後，讓包括袁世凱在內的一大批人感到：民主體製在中國行不通。在這種情況下，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1915年袁世凱稱帝。
從法律的概念來看，發生於1913年的袁世凱和孫中山的衝突，袁世凱是合法的，而孫中山反而是非法的。其原因如下：
（一） 把向外國借款的行為上升為“喪權辱國”，缺乏法律根據。
西方國家把“借債”看成是運營國家的正常行為。國家的債務有兩種：一種是內債，即向自己的人民借債，發行國債或國庫券，到期後付給人民利息；另一種是外債，向外國借債，當然也要付給外國利息。西方國家都是既有內債，又有外債，據說中國就持有不少美國的國債。
但傳統的中國人，把借債看成是一種“不良”行為，認為好人不借債，借債是無能的表示。當時還把“一無內債、二無外債”，作為政府有能力的象征，人民也為自己的國家沒有欠債感到自豪。當然，今天的中國人看法已經改變，不再推崇“一無內債、二無外債”的做法。
借債的缺點是要付出利息，優點是可以提前得到成果。比如向銀行借款買房，雖說要付給銀行利息，但可以提前享受到住房，比自己存款很多年之後再買房，還是“合算”的買賣，否則人們就不會貸款購房了。
袁世凱的借款也是一樣，雖說要付給外國利息，也就是說把中國的一部分利益給了外國，這點上可以稱之為“賣國”。可是中央政府有了借款，可以減少混亂，減少混亂引起的人們生命財產的損失，提前實現國內的安定。從這方麵看，借款也是有好處的。
因此，從法律上來看，袁世凱的借款並非一無是處，把這件事作為“喪權辱國”的行為來批判，並不恰當。
（二） 起兵反對袁世凱，也缺乏法律依據。
西方民主國家都存在合法的“反對派”，對此不少中國人有誤解，把反對政府的人就理解為“反對派”，這是對民主政體的誤解。
“反對派”可以分為兩種：“建設性的反對派”和“破壞性的反對派”。西方民主國家隻允許“建設性反對派”的存在，而不允許“破壞性反對派”存在。
什麽是“建設性的反對派”？舉個例子說明。假如你認為現政府當局製定的納稅額太高，人民的納稅負擔太重，反對政府的稅收政策。那麽你該怎麽辦呢？
如果你是一個“建設性”的反對派，那麽你就組建一個反對黨，利用言論集會等自由，向人民說明現政府稅收體製的不合理性，取得人民的支持，在下一次大選中，戰勝對手奪取政權。等你上台掌權之後，製定政策降低稅收，減少人民負擔，這就是建設性的反對派。
作為建設性的反對派，你的反對隻能停留在口頭上，隻能是宣傳，不能變成行動。你盡管反現對政府的稅收體製，你隻能口頭上反對，不能變成拒絕納稅的抗稅行動。不管你口頭上如何反對，在行動上，你依然要按照現政府規定的不合理稅收向政府納稅。隻有等到你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奪權上台後，再把不合理的稅收合理化。
相反，如果你是一個“破壞性”的反對派，那麽你就組建一個反政府組織，把反對的行為從“口頭”變為“行動”，拒絕向政府納稅。你不僅自己拒絕向政府納稅，還組織號召人民拒絕向政府納稅，把政府搞癱瘓，把國家搞亂，然後你在亂中奪權上台。
孫中山等人起兵，試圖武力推翻袁世凱政府的行為，顯然是一個“破壞性”的反對派，這種反對派在民主國家也是非法的，是不允許存在的。因此，袁世凱作為民選出來的國家領導人，取締國民黨，通緝孫中山等人，這件事按照民主國家的標準，也是合理合法的。如果在美國，有人試圖武力推翻現政府，肯定也會遭到取締和通緝的處分。
因此，從民主國家的法製角度來看，孫中山等人起兵反抗是非法的，而袁世凱的鎮壓倒是合法的。
（三） 袁世凱罷免江西都督李烈鈞等人，是符合法律程序的。
1913年5月袁世凱借款後，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公開通電反對袁世凱貸款，之後袁世凱罷免了這三位都督。這件事直接引發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根據民主國家的法律，袁世凱罷免這三位都督，是符合法律和民主程序的。
1912年建立起來的中國民國，學美國體製實行“三權分立”，行政權與司法權分離，袁世凱作為大總統掌握行政權，國會掌握立法權。
國會議員反對袁世凱大總統的政策，這是完全合法的，也是“三權分立”的精神所在。但行政官員就不能反對大總統的政策，因為袁世凱作為行政機構的首腦，各級行政官員必須服從行政首腦的指示，遵從行政首腦的政策，否則行政機構就沒法正常運轉。
比如美國的財政部長，就必須遵從美國總統的財政政策，不能反對總統的財政政策。當然，財政部長作為個人，是有權反對總統的財政政策，但這有一個前提：財政部長在提出反對意見的同時，就必須辭職，把財政部長讓給讚同總統財政政策的人去幹。
這個理由是簡單的。如果財政部長反對總統的財政政策，而他又占著財政部長的職位，那麽財政部就成為反對總統的部門，總統的命令執行不下去，行政機構無非正常運轉。
在“三權分立”政體國家，有一個基本的原則：你要想在行政機構當官，你就不能反對總統；你要反對總統，你就不能在行政機構當官，作為一個沒有行政官職的國會議員反對總統，完全沒有問題。
上述的三位都督，是行政機構的地方長官，有義務服從袁世凱這位行政首腦的政策和指示。他們在通電反對袁世凱政策的時候，應該同時提出辭職，這才是民主程序的做法。
可是三位都督一方麵不肯辭職，還想在行政機構繼續當官；另一方麵又要反對行政首腦的袁世凱，這就不符合民主程序了。相反，袁世凱撤掉反對自己的行政官員，是合法合理的。民主國家的總統，撤掉不聽自己命令的官員，也是常有的。著名的案例有美國總統杜魯門，撤掉不聽他命令的麥克阿瑟司令的職務。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不管袁世凱的動機如何，他在1913年與孫中山發生衝突時的所作所為，都沒有違反法律程序，是符合民主精神的。相反，不管孫中山的動機如何，他在1913年的所作所為，都違反了法律程序，也不符合民主精神。如果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反而應該說是袁世凱的做法是合法的。
西方民主國家的法製前提，是隻認法律，不認道德。一個人品很差的人，雖然幹了很多不道德的事，隻要沒有觸犯法律，就不能把他怎麽樣；一個人品很好的人，道德再好，隻要觸犯了法律，也要受到懲罰。但在中國，人們還是喜歡從道德標準來評判一個人，而不是從法律標準來評判一個人。
人們從道德的角度，評論袁世凱的人品如何奸詐，孫中山的人品如何高尚。在上述事件中，人們同情孫中山，認為他是一片好心，是為了國家和人民起兵反袁。孫中山的動機是“為民除害”，隻要動機好，用違法的手段，不符合民主程序的手段，也值得讚揚。
因此，人們如果用道德標準來評判人和事的對與錯，對於搞民主體製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思想障礙。
關於民主政治，近代思想家盧梭，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社會契約論》，是奠定近代西方國家民主政體的思想基礎之一。美國和法國等的國家政體，都借鑒了盧梭的民主政治思想。
盧梭把民主政治稱之為“社會契約”，其意義是非常深刻的。對“契約”這個詞人們並不陌生，但深入思考這個詞背後含義的人，就不那麽多了。
“契約”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經常遇到的。大至國家之間的“條約”，小至個人之間的“合同”、“協議”等，都屬於“契約”。我們簽訂“契約”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防止“反悔”。一旦簽訂了契約，今後即使是發現這個契約對自己不利，也必須按照契約執行，不能反悔撤回。
假如你與瓜農在春天簽訂了購買1千斤西瓜的契約，每斤西瓜1元。可是沒想到今年西瓜豐收，價格大跌，等到西瓜上市時，每斤西瓜隻賣0.5元。如果你在市場上買1千斤西瓜，隻要花500元，可是按照契約向瓜農購買1千斤西瓜，就要花1000元，顯然這個契約是對你不利的。
假如你反悔了，想要撤回契約，說：“計劃趕不上變化，現在西瓜價格暴跌，我們訂的契約作廢，訂購的西瓜我不要了。”這樣行嗎？當然不行。因為法律是保護契約的，不按照契約執行，就是違法，就要受到法律的製裁。
同樣，國家間簽訂的契約，也是不能反悔撤回的。比如中國與英國簽訂的租借香港99年的條約，中國就一直等到1997年租期滿了之後，才收回香港，這就是遵守契約。
民主選舉製，盧梭稱之為“社會契約”，是因為選舉本身就是一種“契約”，一種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契約。比如美國規定4年一次大選，你投了奧巴馬一票，就意味著你與奧巴馬簽訂了一個契約：你讓奧巴馬幹4年總統。在這4年期間，不管奧巴馬幹得好，還是不好，不是奧巴馬是否稱職，你都不能反悔，不能提前要求奧巴馬下台，要等他任期滿了之後，才能再決定是不是讓他繼續幹。
美國是一個成熟的契約社會，許多美國總統幹得並不好，甚至可以說不稱職，但人民也還是遵守契約，沒有中途趕總統下台，而是等到他的任期滿了之後，再把他選下去。
現在有一種對民主體製的不正確理解：“我投票讓你當總統，你就一定要使我得到利益的回報。”如果你上台後，我的工資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我就支持你；如果你上台後，物價上漲了，生活水平降低了，我就要上街抗議，把你趕下台。
最近出現的埃及總統、烏克蘭總統，都是通過民主程序選舉出來的合法總統，但是在任期當中就被人們趕下台。這樣的國家，不是成熟的契約社會，不能算作是民主國家，因為這裏的人民與政府之間沒有契約關係，也沒有契約精神。
1913年時的中國也是一樣。袁世凱是通過民主程序選舉出來的合法大總統，當時規定大總統的任期為5年，那麽人們就應該讓袁世凱幹5年總統，這樣才符合民主體製的契約精神。可是以孫中山為主的國民黨人，卻不願意等5年，再把袁世凱選下去。他們認為袁世凱不稱職，要提前趕袁世凱下台，甚至不惜發起武裝起義。
1913年時的中國，有選舉，有議會，有言論自由，有新聞出版自由，有組黨結社自由，是中國近代最民主的時代。孫中山等人完全可以利用這些民主的合法手段與途徑，用和平的方式跟袁世凱鬥爭。在存在民主合法手段的情況下，孫中山等人還要選擇暴力革命，這就說明一個問題：孫中山等人並不喜歡民主的那一套。
中國有個成語“葉公好龍”，放在孫中山身上頗為合適。孫中山是中國最早呼籲搞民主共和政體的政治家，可是當民主共和政體真的到來的時候，孫中山卻又不喜歡了。孫中山變成第一個反對民主體製的政治家，他發起“二次革命”，用“武鬥”而不是“文鬥”的形式來進行政治鬥爭，這就直接破壞了中國的民主體製。
不過，孫中山也公開承認他反對民主政體。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重新組建“中華革命黨”，強調目前中國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需要獨裁，需要革命的獨裁，這就是他著名的“三段論”。
孫中山的“三段論”，主要是認為當前中國人民的覺悟太低，還不適合搞民主。這種思想，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也提到。盧梭說：
【建築師在建築大廈之前，首先要搞清地質條件是否能承受大廈的重量。明智的立法者在著手立法這前，也要明察人民能夠接受何種法律。
有太多的民族都不能接受良好的法律，即使有的民族接受了良好的法律，但在他們的全部曆史中也僅是短暫的瞬間。正如人在青春時代是可塑的，步入老年便難於改變了，傳統習俗一旦形成再想變革同樣非常困難；人民甚至不能容忍別人輕微觸碰自身的缺點，如同愚蠢而膽小的病人怕見醫生一樣。
青春不等於幼稚。每個民族與人一樣，都有著青春期與成熟期，隻有進入成熟期的民族才能自覺接受法律的約束，如果時機不到而實施法治，很難取得預期的效果。但一個民族在何時成熟是不容易看出的，有些民族生性較容易接受法律的約束，而有些民族經曆千年還是不能適應。
那麽，一個民族應具備怎樣的條件才適宜於立法呢？我認為這些條件應該是：他們沒有根深蒂固的習俗與迷信，不怕外來的影響；他們不參與鄰國的爭端，但又能獨立抵抗鄰居的侵犯；他們的成員之間能夠建立互信，而不給對方製造麻煩；他們不依賴別的民族而能自立，也不被別的民族所依賴；他們的人民富者不奢，貧者不窮，皆能自足；他們既有傳統文化的積累，又有能吸納新文化的大度。
最後，要強調的是，立法的困難不在於新觀念的建立，而在於舊觀念的清除。成功的例子不多，這些條件很難由一個民族同時兼有，因此具有良好製度的國家至今少有。】
1913年的“二次革命”之後，曾經是中國兩位最大的民主派：袁世凱和孫中山，都改變了思想，都認為中國不適合搞民主，轉而認為中國需要獨裁。袁世凱認為中國應該回過頭走過去的路，複辟帝製，搞開明獨裁；孫中山則認為中國需要繼續革命，搞革命的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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