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是六月四日。已經二十六年了。希望這件事能有一個大多數人能夠接受的了結。我不想過多追究個人的責任。當政的領導者，即鄧小平當然要負主要的責任。後來者也隻有及早給這個事件一個妥善的處理，才能減輕他的這份責任。
糾正極左的錯誤，實現改革開放，鄧小平功不可沒。蓋棺論定，他的貢獻肯定是主要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也可以三七開。
現在有兩種錯誤傾向。一種要像徹底否定文革一樣徹底否定鄧小平，把他當成一個隻為家族謀私利的人，根本否定他改革開放的功績；另一種，則是要為鄧的缺點和錯誤辯護，以為六四鎮壓好得很，甚至把貪腐也當成對改革是必要的。這兩種傾向都不利於總結曆史經驗，開創改革和建設的吸時代。下麵這篇文章著重從事件的由來理出教訓。
糾正極左的錯誤，實現改革開放，鄧小平功不可沒。蓋棺論定，他的貢獻肯定是主要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也可以三七開。
現在有兩種錯誤傾向。一種要像徹底否定文革一樣徹底否定鄧小平，把他當成一個隻為家族謀私利的人，根本否定他改革開放的功績；另一種，則是要為鄧的缺點和錯誤辯護，以為六四鎮壓好得很，甚至把貪腐也當成對改革是必要的。這兩種傾向都不利於總結曆史經驗，開創改革和建設的吸時代。下麵這篇文章著重從事件的由來理出教訓。
六四的由來與教訓
1989年的六四事件已經二十多年了。時間是療傷的最好的良藥，二十年，足夠長了，現在應當是能夠認真研究這一事件的曆史教訓並且給它一個最後的妥善處理的時候了。一方麵，時間足夠遙遠，許多利益有關的人已經離開的原來的位置，從法律上說也大概超過了追訴期限，因而應當能夠比較心平氣和地研討這個重大事件方方麵麵；另一方麵，大多數事件的親曆者還健在，對於事件經過的基本事實也不存在任何嚴重的分歧，這也是正確認識一個事件重要條件。如果再拖延下去，知情者漸漸逝去，沒有定論的情況下，就會眾說紛紜，謠傳將越來離真相越遠，出現“末俗紛紜更亂真”的局麵。
研討曆史事件不應當是為了發泄憤怒或其他情緒，而是要得出曆史的教訓。任何人，不管是否是否是直接受害者，如果不能擺脫仇恨，不能擺脫利益的追求，就不能為總結曆史教訓做出貢獻。
當然有一部分朋友不同意這一觀點。他們希望六四是一個可以撕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突破口。其實這隻是一種無望的期望，一種絕望的政治投機。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需要一個這樣的突破口；而如果他還有生命力，這個傷口固然是一個隱痛，卻也破壞力有限。二十多年過去了，靠六四寄生的所謂海外民運並沒有繁榮強大起來，反而因為他們的狹隘自私而被大多數中國人所拋棄。這些朋友太缺乏曆史知識，他們都是聰明人，但是太聰明了，小聰明有餘就是太懶惰不肯學習。如果他們稍微學點曆史就會知道這類事件在哪個國家沒有啊。美國在1932年發生過退伍軍人要求支付補償金的請願的所謂Bonus Army遭到鎮壓，著名的麥克阿瑟將軍指揮了這個清場，而調用的就是著名的巴頓將軍的部隊，他當時還是個少校。美國的少壯派軍隊向他的老戰友開火，絲毫也不影響他們的聲譽和發展。撫恤金後來是發放了，但是也沒有誰要求給那個事件平反昭雪。下令清場的那位美國司法部長（我在這裏刪去了他的名字，不想讓他因這個事件而聞名於中國），也沒有受到任何懲罰。
在加拿大，一戰結束之後也發生過群眾集會長期不散而最後訴諸武力的事情。不過現在我無法在網上找到任何痕跡，隻記得在一本曆史教科書上看到過。那是191X年的6月3日，簡直是與我們的六四的同一天，據那本書上所說最後大家感到“夠了，該結束了”，（Enough is enough）所以警察就出動了。比起美國的Bonus Army，我們加拿大的這次動亂在曆史上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不是99.99%以上，的加拿大人都把它忘記了。
如果你嫌這些太久遠，那麽兩年前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還是記憶猶新吧。不也是鎮壓下去了嗎。你可以說這一次沒死人。這中間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西方人從來不像北京人那樣，以為拿槍的人不會向他們開槍。反而是對軍隊（和警察）保持一種敬而遠之的戒心。九十年代末有一次多倫多一夜下了九十多厘米厚的大雪。市長請求軍隊幫助鏟雪，卻受到不少公知的批評。他們的說法在中國人聽起來一定很奇怪：不希望軍人幹涉他們的生活。
的確，六四事件最後的悲劇結局實在是不必要的。但是有兩個原因使得這個結局幾乎難以避免。一個是1989年的中國政府是個曆屆政府中最弱的一個，領導集團內頗有幾個人各懷心事，甚至想利用群眾的群體事件搞垮對手，取而代之；此外到了六月三日的晚上，還有一些德高望重的糊塗的好心人出來說軍隊絕對不會向老百姓開槍——他們本應當說軍隊是要服從命令的，讓老百姓呆在家裏不要跟軍隊對抗。第二，海外勢力的介入使得學生們有恃無恐，而政府不想得罪海外勢力就隻能拿學生開刀。如果有一個有能力的政府，第一可以及早介入說服學生停止絕食；第二，揭露哪怕一個海外勢力的代理人，就可以讓群眾的狂熱冷靜下來。關於這一點，你可以從茉莉花運動期間在網上暴露了美國大使到北京街頭觀望，使他頗為尷尬，就是一個比較聰明的做法。六四的時候，一些外國人活躍的很，我們的政府和媒體卻生怕得罪他們而不予以揭露。（所以，大家崇拜的大人物未必真比許多人貶低的人物就真的高明，或者從另一個角度，那些被海外人士貶低的胡錦濤，處理茉莉花的手法比鎮壓六四的老鄧跟高明一點。）什麽至於說服學生停止絕食，有那麽難嗎？文革的時候在全國，包括北京也發生過多次絕食抗議的事情，都是在一開始就被勸阻了。而這一次，無能的政府聽之任之，任憑絕食發展，還讓媒體全麵開放報道，推波助瀾。這些人也真是官僚麻木的令人難以置信，居然讓絕食這種準暴力行為發酵而不作為。錯失時機就可能使得事件難以收拾了。我感到在廣場上絕食的人群還是幾十個上百來人的時候還可以勸解，到了成千上萬的時候，事情就複雜化了。廣場上的領導權將總是抄在激進分子的手裏，即使老的發起者讓步，或退出，也會有足夠多的更激進的後起者頂替他們的位置，善了的希望將越來越渺茫。
因此，我們可以說：
這個事件是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當而導致的嚴重對抗
我不否認事件的過程中，有外部反華反共勢力的介入。但是運動的主力北京的學生和市民的基本要求是反對官倒遏製腐敗。這個訴求是完全正當的。就連政府發言人袁木先生對於官倒也是痛心疾首。我相信政府裏的絕大多數人也不希望看到官倒無節製的發展下去。因此群眾的訴求與政府之間並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大概就是廣電部會那麽開發宣傳的原因吧？但是我還是要批評他們缺乏危機意識，缺乏社會責任感。盡管艾知生部長是我的老師，而且是我尊敬的老師之一。）
我說處理不當，主要是指政府方麵。但是不是說另一方就毫無可以檢討指責之處。恰恰相反，那些站在學生背後企圖從這個運動漁利的某些所謂的公知是很值得譴責的。還記得運動開始的時候的那些要求嗎？什麽為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受到批判的人恢複名譽，等等等等，都是為某些人量身打造的口號。再比如嚴家其先生，在廣場上的一個本來是要勸導學生停止絕食的集會上居然宣布“不向沒有皇冠的末代皇帝稱臣”。我以為他要當“當代的譚嗣同”呢，沒想到他早就辦好護照簽證，把學生推上絕路之後，連同妻子兒子溜到香港。他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大批人還美其名曰勝利大逃亡。
我說處理不當，主要是指政府方麵。但是不是說另一方就毫無可以檢討指責之處。恰恰相反，那些站在學生背後企圖從這個運動漁利的某些所謂的公知是很值得譴責的。還記得運動開始的時候的那些要求嗎？什麽為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受到批判的人恢複名譽，等等等等，都是為某些人量身打造的口號。再比如嚴家其先生，在廣場上的一個本來是要勸導學生停止絕食的集會上居然宣布“不向沒有皇冠的末代皇帝稱臣”。我以為他要當“當代的譚嗣同”呢，沒想到他早就辦好護照簽證，把學生推上絕路之後，連同妻子兒子溜到香港。他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大批人還美其名曰勝利大逃亡。
這些人都是所謂體製內的“改革派”，是胡耀邦們信用的一批所謂精英。是企圖利用群體事件為自己謀利的一群無恥之徒。其中也不乏被帝國主義收買的吃裏扒外的敗類。
就是學生中間也不乏值得反省的地方，因為他們畢竟不是小孩子，而是有責任能力的成人，有的還是是研究生。我相信大家都同意，1989年的時侯中國的改革正在向前推進，改革中固然有問題，但是也不過是前進中的問題，采取絕食抗議這種極端手段也無疑是過激了，不但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必將給改個帶來更大的挫折。事實也是，在六四前夕，政治局正在討論如何加強教育，胡耀邦就是在這次會上發病的。而六四之後，這個議題幾乎不存在了，教育經費的追加至少推遲了十年。而且大規模的絕食抗議，也超過了當時的中國社會的承受能力。高自聯要求跟政府平等對話，也有點太缺乏自知之明。政府，好歹也是經過人大任命的，是全體中國人民的政府，高自聯不過是一部分北京學生的自發組織，這兩者如何對等？這些小錯誤就不去說他了。我說這超過了中國社會的承受力，顯然有人不認同。他們以為那不是全民狂歡的時刻嗎？他們隻看到一方麵，是的，運動中各界——主要是知識分子各界都積極參與進來，並且提出自己的要求，企圖借機為自己的小團體贏得一杯羹。其實，如果他們都隻是支持學生的反腐敗要求而沒有自己的訴求也許更好一些。我當時就說這些聰明人都隻有小聰明，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們的這種趕熱鬧，必定使得當局感到不能讓步，讓一步就得步步後退——即使事實未必如此，這種擔心也是難以打消的，事實上後來的蘇東波也的確是，政府一讓步，對方就更來勁，直至政府就垮台。
不過說到底，學生也還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麵。而這個主要方麵還是政府。政府應當有能力把群眾的激情引導到正確的方向。 你也不能說政府沒有做過努力，政府派出以國務委員兼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李鐵映為首的談判代表。這在中國曆史上也是第一次。學生方麵應當肯定政府的這個舉動，而不應毫不妥協。但是雙方沒有能夠達成任何協議。我看雙方都有責任。由於不了解談判的實情，也不加評論了。最後李鵬總理會見了學生。如果你去重溫他的那篇講話，那個稿子，如果換一個人用另一個語調去說，效果應當會好得多，但是到了這位總理的嘴裏，那篇講話就變成了怒氣衝衝的最後通牒。這位被抱上總理寶座的從來沒長大的baby政客 跟廣場的幼稚青年在不知進退上有得一比。如果政府有決心和平解決問題，說服學生，那麽總書記或者總理應當及早到廣場去跟群眾開誠布公交換意見。以誠相見，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但是當時的領導層卻做不到這一點，內部就不統一，而且有人企圖利用運動打倒別人。而另一邊，廣場上的學生，隻要沒有強大的壓力，將很可能總是激進分子占據上風。
這個領導集團內部的分裂是那次學潮得以發展到不可收拾而最後不得不動武的主要原因。
那麽中國怎麽會走到這一步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它的由來還得從粉碎四人幫說起。
改革是一項充滿風險的事業，領導集團的清醒，團結與合作至關重要
一個政權迫切需要改革，這就意味著它已經處在危機的邊緣。以鄧小平為首的第二代領導看到了改革的需要，但是對於形勢卻做出過分樂觀的估計。很可能是粉碎四人幫的萬眾一心讓他們錯估了形勢。以為那全是對他們個人的支持。其實那個時候，大家隻在反對極左這一點上是一致的，至於以後怎麽辦卻千差萬別甚至南轅北轍了。當此之時，共產黨本來應當團結一致重新收拾人心重建人民的信任。但是，重新回到領導崗位上的某些主要決策人，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搬掉華國鋒，換上他們信得過的人上麵。這真是難以置信的缺乏遠見
為此他們搞了一個莫須有的“兩個凡是”路線。
為此他們搞了一個莫須有的“兩個凡是”路線。
所謂兩個凡是，不過是鄭必堅為華國鋒起草的一個紀念毛澤東的講話中的一句話，後來人民日報在1977年2月發表了一篇社論。應當說，對於要刻意突出這句話的人們，很可能有希望壓住鄧小平不讓他再次出頭的想法，因為畢竟他出來就意味著某些人的利益受到損害，至少位子要往後排了。如果我們重溫一下當時的領導人的講話，我們應當能夠發現最不想讓鄧小平翻案的絕對不是華國鋒。在華國鋒的講話了，批鄧隻剩下一句口號，沒有任何實際內容了。他已經意識到鄧小平的平反是勢在必行的大勢所趨。而這句口號也隻是當時繼承毛澤東遺誌的政治需要。但是也確實有幾個人，一直大談特談批鄧，希望壓住鄧小平。
我不能說，在為鄧小平平反的問題上華國鋒沒有一絲猶豫，而且後來的事實證明，鄧小平對華國鋒也確實談不上友好。但是事實卻是，從粉碎四人幫到鄧小平平反隻用了大約九個月的時間。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召開了十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在通過《關於追認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的同時，通過了《關於恢複鄧小平同誌職務的決議》。也就是說華國鋒的位子剛坐穩，鄧小平就平反了，回複了一切職務。如果還要說華國鋒對鄧小平平反不積極，恐怕實在說不過去了。
我們不妨做個比較。從鄧小平從新複出（1977年7月）到劉少奇平反（1980年5月）則是用了近三年的時間。我們沒有誰懷疑鄧小平對劉少奇的平反不積極，那麽又怎麽能說華國鋒阻撓為鄧小平平反呢？！倘若真有一個兩個凡是的路線，倘若華國鋒堅持，鄧小平絕對不可能在這麽快就平反的。畢竟當時華國鋒是集黨政軍於一身的領導人。甚至連鄧小平複出後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最後也要華國鋒點頭才行。
而且據我所知，華國鋒對於鄧小平是絕對的充分尊重。從關於高能所問題的多次批示，我們看到的，基本上是“同意鄧小平的意見”這麽一個調子。華國鋒曾經想讓鄧小平當總理。這大概是華國鋒以為是把實權讓給鄧小平的一個舉措了。但是鄧小平是怎麽回應的呢？他在接見外國記者的時候說，“我不是沒有那個資格，但是那是累死人的工作。”這是什麽話，其實也沒有哪一個中國總理是累死的。聽了這個話，我就感到中國的“路線鬥爭”有可能重新開張了。也許華國鋒把中央軍委主席讓給鄧小平事情會好一些？
我曾經設想，如果鄧小平清醒的認識到文革後人心離散的形勢，他可能就不會再啟黨爭而該努力注重團結了。如果他肯做輔佐華國鋒的周公，或者退一萬步，即使他做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也比搞掉華國鋒，換上一個滿嘴跑火車的胡耀邦好得多。華國鋒，無論是理論修養還是做人的操守，還是行事的風格都比胡耀邦強得多。最重要的就是搞掉華國鋒，就讓那些跟胡耀邦相差不多，甚至自以為比他強的人產生可以再爭這個位子的想象，於是黨內鬥爭此起彼伏，什麽反異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固然也各有其由頭和爭論但是主要的是小題大做要爭位子。華國鋒在，別人沒有他那條粉碎四人幫的天大的功勞，誰也比不了，爭不了。但是胡耀邦，在黨內，在他那個年齡段裏，在曆史上與他差不多的甚至比他功勞大地位高水平高的，大有人在。
而後來的事實證明，胡耀邦絕對不是治國的能手。我不是說他是個壞人。要交朋友，他是個可以信賴的人吧，但是作為國家領導人，他是不稱職的。他可以是在正確領導之下作一員衝鋒陷陣的闖將，但是他不是能夠掌舵的人。他的最大的缺點是不穩重，如果你看過他1981年7月1日在紀念中國共產黨60周年的大會上的講話的錄像，看到他在那裏扯領帶解扣子脫西裝的精彩表演，就應當理解我下麵這句話是什麽意思了：耀邦同誌永遠年輕啊。
他給我們留下了什麽？除了在當上最高領導人之前的平反冤假錯案之外，簡直乏善可陳。我能夠想到的除了在西藏問題上的添亂，就隻有“吃西餐，穿西裝，高消費”，“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這不是打亂仗嗎？在這個“方針”之下，中國的黃金資源，煤炭資源受到極大的破壞。小煤窯遍地，更造成礦難頻仍國家名譽掃地。他在中日關係上，為了訪日見天皇，就不肯紀念九一八五十周年，失去了一個向日本宣示中國的嚴正立場的機會而讓人家瞧不起。這個嚴重的錯誤，至今我們還在承受其留下的痛苦的後果。他一方麵發表“黨的報刊是黨的喉舌”這樣極左的言論（請注意在過去，沿著列寧的思想一致是把黨的宣傳輿論當做人民的喉舌），另一方麵又去對著右派的知識分子哭訴自己的不得已，這種兩麵派的作風那裏還有一點革命家的味道？但是右派朋友就喜歡這口。
而他的不稱職，更表現在改革國家領導體製上的輕率。鄧小平要結束終身製。這是一個非常嚴肅非常敏感的事情。這位名義上的一把手，卻輕易地向外界透露消息，而外界把這渲染成了逼宮。我個人並不這麽看，因為我看胡耀邦還沒有那個膽子，他很可能是有點得意忘形。他還得意忘形地輕率地發泄對其他領導人的不滿。當香港記者陸鏗說王震跟他同是湖南同鄉的時候，他居然說出“南轅北轍”這種話。我說他滿嘴跑火車，已經是很客氣的了。但是這全是掌舵的兩位老人家自找的的呀。如果不搞掉華國鋒哪有這些烏七八糟的事情。
如果說把他推到領導崗位是個不明智的錯誤，而這些“老一代革命家”把他解除職務的做法就更加輕率，成為八九風波的導火線。
胡耀邦倒了，換上趙紫陽。應當說趙紫陽是比胡耀邦穩重得多的人。但是既然華國鋒能倒，胡耀邦能倒，為什麽趙紫陽不能？於是又有人動了這個心思，這就是在胡耀邦去世的時候有人把趙紫陽打高爾夫的照片推出來的奧秘。至於誰要倒趙，我們不必在這裏多做推測。這不關六四事件本質的大局，肯定是體製內地位相近的人們。
這裏最重要的就是。倒華倒胡，喚起了倒趙的心思。有人要倒，自然又有人要保，這種黨內的分裂是使得事件發展到難以善了的最主要的原因。
這裏最重要的就是。倒華倒胡，喚起了倒趙的心思。有人要倒，自然又有人要保，這種黨內的分裂是使得事件發展到難以善了的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沒有搞掉華國鋒沒有這些黨內鬥爭了。
回顧這段曆史，第一個經驗，就是要正確處理領導集團內部的矛盾。要說教育，首先是我們的這些領導人需要被教育。這是我所說的沒有能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第一層含義。一個領導人，最重要的是要把一班人團結起來，擰成一股繩。而要做到這一點，實際的一把手必須處事公平一心為公，而不能攜有私心雜念。
後來在一片六四的悲憤之中，還是鄧小平冷靜地總結了經驗，一錘定音，確立了江澤民作為第三代領導核心，結束了關於接班人的爭論，而後，鄧小平自己果斷地辭去一切職務，並且粉碎企圖以“為改革保駕護航”的名義奪權的企圖，維護了高層領導的穩定。而且隔代指定了第四代領導人，從此中國的終身製終於結束了。這，應當是六四流血的最重要的收獲。
那些說六四的血白流的人們無非是說他們所追求的的私利沒有得到滿足。他們的悲鳴與中國的進步是南轅北轍的。
第二，放任腐敗是改革以來的又一個嚴重失誤
在1989年，最讓老百姓憤怒的還是官倒腐敗。改革開放，就必然麵臨西風東漸的腐蝕，本來就應當注重自己的幹部隊伍的教育，抵製資產階級晚風邪氣的侵蝕。價格改革的過度實行雙軌製，這也是一個可能發生腐敗的大溫床，本應有對策，而實際上卻是大門洞開。這樣不顧自己執政黨的形象，怎麽能不出大亂子。這個責任也隻能發在實際的主要領導人身上。
這個問題就不進一步展開了。但是我相信人民最希望看到領導人能夠在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上拿出有力的政策和辦法。
第三，對知識分子的錯誤估計為運動推波助瀾
由於在反對人幫的四五運動中，知識分子起了先鋒的作用，事後鄧小平等對於知識分子的狀況做了過於樂觀的估計，選擇信用了一批走極端的知識分子，比如方勵之，吳敬璉等等。他老人家甚至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最優秀的一部分。這種估計完全不符合知識分子的實際。知識分子是一個各種思潮南轅北轍，風馬牛魚龍混雜的階層。這個階層根本不可能屬於一個階級，而是分屬於不同的階級。而其多數人，在思想上則更多地認同資產階級，認同西方發達國家的思想體係。這並不奇怪，因為西方掌握著思想與文化的話語權，而一般有些知識但是又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多數知識分子，必然為西方的話語所傾倒所折服。而改革開放又空前地讓西方話語占領了中國的文化陣地。被“工人階級最優秀的一部分”這頂桂冠衝昏頭腦的一代青年以為自己是救世主了。而他們的思想方法和藥方卻基本上是西方提供的。
我請共產黨的朋友們，不要忘記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你們得罪的相當大數量的知識分子。反右鬥爭，搞了幾十萬人，僅僅一個並不徹底的“改正”怎麽能讓人心中的額怨恨完全消失？所以有人等著看抬屍遊行也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一般地說，執政黨應當戒慎恐懼而不要過高估計自己的支持率，更不應沾沾自喜以為成績不錯以為別人應當為你唱讚歌。看一看反右鬥爭吧，當時是中國共產黨的鼎盛時期，剛剛打贏朝鮮戰爭，兩個超級大國對中國刮目相看，國內的建設也可以說百廢俱興欣欣向榮。但是國內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不買賬。在那之後，共產黨的支持率絕對不可能更高。
……
六四之後發生了蘇東波。
蘇東波，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警訊也是一個比較。它說明改革搞不好是會翻船的。今後的改革一定要注重可行性漸進性連續性。切切不可搞改革大躍進。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都不能以主觀願望代替客觀現實，都不能搞大躍進。最近我看到關於某項改革的報道說是驚天動地。我希望那不過是媒體的誇張。切記，改革最好是潤物細無聲，而不是驚天動地。熱衷於驚天動地的改革難免要引發革命（或反革命）。看一看蘇聯就知道了。
蘇東波，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警訊也是一個比較。它說明改革搞不好是會翻船的。今後的改革一定要注重可行性漸進性連續性。切切不可搞改革大躍進。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都不能以主觀願望代替客觀現實，都不能搞大躍進。最近我看到關於某項改革的報道說是驚天動地。我希望那不過是媒體的誇張。切記，改革最好是潤物細無聲，而不是驚天動地。熱衷於驚天動地的改革難免要引發革命（或反革命）。看一看蘇聯就知道了。
六四的經驗和教訓是一個豐富的寶藏。不是我這裏的幾點可以窮盡的。
另一方麵，現在應當給六四事件一個恰當的定性和處理。這可以讓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越過這道坎。
另一方麵，現在應當給六四事件一個恰當的定性和處理。這可以讓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越過這道坎。
在當時，在已經近乎失控的情況下，鎮壓也是必要的。而為了鎮壓，在當時冠以反革命事件也是不得不那麽說，否則怎麽好動武？但是現在看來，我以為把這個事件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當導致的對抗，比較恰當。一方麵給學生方麵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這對大多數參與者是一個必要的安撫，也可以名正言順地給遇難者必要的撫恤；另一方麵，維持秩序也是必要的，就可以繼續肯定參與鎮壓的軍隊的作用同時也要預防將來萬一出現不可能和平處理的事態也還有動用武力的餘地。暴力鎮壓是一個政權的最後的手段，切不可放棄。當然我希望這種局麵永遠不要出現。
對於這樣一個各方持有嚴重對立的態度的事件，我主張一種可以讓各方都過得去處理方案。當然他們都不十分滿意。但是如果讓一方完全滿意了另一方就可能完全無法接受。我主張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和大怨有餘怨"，不要指望十全十美。完美主義者不是幼稚就是矯情。能把大怨變成餘怨就算很大的成功。
應當看到，當前的社會矛盾不容樂觀。我們不能為了平反一件舊案而導致新的動蕩。我希望對六四的認真反思和重新處理能夠增進我們國家的安定和團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