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影響下,家裏弟弟妹妹、表弟表妹們紛紛走上革命道路。唯有他生前最為疼愛、常常拈花相送的小妹對政治無動於衷。她成了醫務工作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大街上的大鳴大放也絲毫不能吸引她的興趣,或者令她疾徐的腳步停下來。理由永遠是:我得去上班。
整個家族中,唯有這位最沒出息的她默默地照看著一位被他的革命的、上進的血親們所拋棄的老人。他原本是抗戰英烈遺孤學校的校長,後來自然被踏上千萬隻腳,眾叛親離,終日癱瘓在床。八十年代,當他孑然去世,隻有她和她的媽媽去為這位原本陌生、卑微如蟻的老人收殮。送葬的路上,她持了一個花圈,上麵莊重地寫著逝者早已被世人遺忘的名字與她作為唯一敬挽人的名字。經過一所學校時,孩子們好奇地圍觀這個奇特的隊伍。很多年後,她在電話裏對我說:我無所謂,任憑觀看,心裏就當是他生前教育過的孩子們在送他最後一程。
十幾年後,她陪我去了北京,她帶我遊覽了很多地方,可是,有一個地方她決然回避、堅決不去。她說:我不去那兒,我不想看見那兒,我的感覺非常不好,我的心裏真的非常難過。
那時的我無法理解,隻是印象分外深刻。後來的我慢慢理解了,雖然從未再問過她什麽。或許有些時候,我們未必刻意想起些什麽,但是,卻也似乎永遠都沒有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