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來無事，拜讀了網上一篇文章，“領導幹部的家風不是私事”，是2015年4月20日用筆名“辛士紅”發在“人民日報”上的。
文章的大意是說“貪官”們的家風都很不堪，所以一貪就貪一大片。貪一大片當然不好，於是告訴“領導幹部”們要在家裏好好整風。引一段原文：
不良的家風，如同鮮花掩映的陷阱；錯位的親情，好像溫柔軟滑的絞繩。周永康、蘇榮、令計劃等“大老虎”落馬的背後，都呈現家庭式甚至是家族式貪腐的特征。正是因為家教不嚴、家風不正，讓他們把家庭當成了權錢交易所，把家人當成了利益共同體。“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前門當官，後門開店”，結果，人前“同氣連枝”、獄中“同病相憐”。
這裏列舉的三位“壞家風”源頭，是所 謂“大老虎”周永康、蘇榮、令計劃。不過，文章的立意讓人費解，好像是說“貪官”把他們家人都教壞了，沒說“貪官”本人是如何“育”出來的。既然家風如此 重要，那“貪官”們從小長大過程中的家風又如何呢？這篇文章裏除了如上的三位，還提到另兩位負麵形象的代表，“發改委”的劉鐵男與江蘇省“建設廳”的徐其 耀。 咱們來看一看這五位長大的“家教”環境。
周永康，1942年生人，1961年上大學。周應該在1947年開始記事兒，所以他受“家教”的影響的主要是從1947年到1961年。除了最初兩年，基本是“新社會”家教。
蘇榮，1948年生人，1968年任“大隊會計”與“黨支部副書記”。也以5歲記事兒開始算，“家教”主要在1953年到1968年。“新社會”的家教為主，部分文革家教。
令計劃，1956年生人，1973年下鄉。“家教”在1961年到1973年。小部分的“新社會”家教，大部分的文革家教。
劉鐵男，1954年生人，1974年入學“北京鋼鐵學院”（74年前幾年的經曆查不到）。“家教”在1959年到1974年，“新社會”一小部，文革一大部。
徐其耀，1943年生人，1965（或64）年入學“華東水利學院”。徐是“烈士”後代，所以他的“家教”非典型，這裏不計。
徐其耀之外，周永康與蘇榮是農民出身。令計劃是咱黨官員家庭出身。劉鐵男比較奇怪，家庭背景網上查不到。隻知道是北京生山西籍，20歲成為一名當時算“高大上”的“工農兵大學生”，1976年6月以22歲年齡入咱黨。依此，本老漢大膽假設劉是出身咱黨官員之家。
兩個農民，兩個官員，貪官們長大過程中的家教不該是“壞基因”問題，那就掉到血統論的謬論裏了。家教，說到底是社會環境造成，而此處“貪官”們的家教不是“新社會”就是文革的副產品。
當然，鑒於此時“貪官”們的主力是那個年齡組的，而廣場舞“大媽”們也是那個年齡組的，不能說“新社會”與文革的家教是“貪官”預備班，隻能說“新社會”與文革的家教沒給“擁抱貪腐”積累任何免疫力。
回到“辛士紅”的文章。
咱國此刻貪官很多，多到啥程度？如果把成語“貪官輩出”給筆誤成“貪官倍出”、“貪官背出”、“貪官備出”全算不上語法錯誤，都解釋的通。
貪官這麽多怎麽辦？
光靠這個不行：
一定得把“貪官”們的出處搞清楚。不然輩出、倍出、背出、備出，老王抓多少都是花拳繡腿。
是不是“家教”的問題？咱國的權力都歸咱黨，“偉大成就”都是黨的“英明領導”，全部是咱黨官員的“貪官”問題卻由“家教”造成？
家教問題？你大爺的！
最後說說“辛士紅”這個筆名。
官方的筆名有意思，一般是取諧音，像 文革時的“梁效”即是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這“兩”個學“校”批判組的諧音。這位“辛士紅”，不知是取“新式”的紅、“心是”紅的、“新時”代的紅、還是紅 光閃閃的“新士”？隻想跟這位筆友溝通一下，用文革的話說，要“又紅又專”，文章別太不靠譜。為咱黨解憂，要把貪官問題用文字給整成“別人”的問題，還得 多出點兒汗才行。
付：“領導幹部的家風不是私事”
近日，紀錄片《重讀抗戰家書》在央視播出，張自忠、彭雪楓、左權、趙一曼……觀眾從那一封封浸染著戰火硝煙、洋溢著家國情懷的家書中，重溫英烈們諄諄之叮嚀、濃濃之親情，深受教育和震撼。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家庭教育不同於課堂教育、職業教育，它靠的是親情的力量來撥動心靈琴弦，扣的是人生第一粒紐扣，在潤物無聲中培養“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作家老舍先生認為：“我真正的老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並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建設新時代的家風，也需要通過“生命的教育”，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家庭中生根，在親情中升華。
家庭是思想性格的塑造場，家教是人生價值的奠基石。“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也是共產黨人大力倡導的美德。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曾建議全黨讀《觸龍說趙太後》，感受“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的深意。周恩來也曾要求所有革命後代，切不要像因為有“吃不倒的鐵杆莊稼”而淪為潦倒沒落的“八旗子弟”。
不良的家風，如同鮮花掩映的陷阱；錯位的親情，好像溫柔軟滑的絞繩。周永康、蘇榮、令計劃等“大老虎”落馬的背後，都呈現家庭式甚至是家族式貪腐的特征。正是因為家教不嚴、家風不正，讓他們把家庭當成了權錢交易所，把家人當成了利益共同體。“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前門當官，後門開店”，結果，人前“同氣連枝”、獄中“同病相憐”。
家教，因為是關起門來話短長，有的人便脫掉麵具，說一些歪道理，授一些潛規則，傳一些關係哲學，謀一些不義之財。劉鐵男就教育兒子“要學會走捷徑”。徐其耀也在家書中教育兒子，“做人就是把自己作為一個點編織到上下左右的網中，成為這個網的一部分。”這種變味的親情教育，與黨紀國法相背離，與崇德向善相脫節，名為愛子顧家實為害子累家。
“察德澤之淺深，可以知門祚之久暫。”小家與大家、家事與國事的取舍，是一個人家教好不好、家風正不正的試金石。何叔衡寄語後人：“絕對不能為一身一家升官發財以愚懦子孫”；彭德懷教育侄子：“近水樓台不得月”；李先念告誡子女：“你們誰要經商，打斷你們的腿”。這些家訓、家規，彰顯出共產黨人特有的風範風骨，成為後人寶貴的精神財富。
家風對人的影響離不開鼓勵、規勸或提醒，但更重要的是身體力行。親情教育，“三分靠說，七分靠做。”生活在一個家風淳正、相親相敬的環境，耳濡目染中自然會增強價值認同，實現道德傳承。陳雲對子女要求非常嚴厲，除了言教外，更多的是默默無聞地去做。他吃飯總是把盤子吃幹淨到能照出人影，用鉛筆直到手實在握不住了才換掉，家裏的水池旁貼著“節約用水”的紙條……正是這些不起眼的小事情，塑造了子女們勤儉、自律等品質。
魯迅先生曾說：“是彈琴人麽，別人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隻有找準曲譜、善用親情，去彈撥家人心上的“弦索”，才能在心與心的共鳴中涵養新時代的家風。（辛士紅）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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