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政治體製改革和經濟改革是兩碼事。獲得成功的政治改革，並不代表就能對經濟改革等閑視之。蘇俄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蘇聯的衰退和政治上的民主轉型沒有直接關係，而是其後粗糙、不當的經濟轉型所致！歐洲其它國家在民主化後都有非常成功的經濟轉型例子。
俄羅斯的國企改革與中俄經濟學家比較
趙啟強
郎鹹平對中國式ＭＢＯ的批評，對２００４年的中國經濟學界，猶如一陣旋風：主流和非主流經濟學家、學者幾乎都卷入了郎鹹平挑起的爭論，並且涇渭分明。媒體因此用了“各種力量，在郎鹹平挑起的爭論中匯聚”這樣標題。後來，廣大網民也紛紛加入這場爭論並以極端的語言支持郎鹹平批判主流學界；但另一方，對郎鹹平提出問題的討論已經變成了聲討和批判，某些主流濟學家在回擊郎鹹平時，甚至用了“流氓教授”、“妓女心態”、“特務”等字眼……
這場論戰所涉及的問題對中國社會的轉型來說，無疑是生死攸關的大事。但這場論戰的深刻意義很可能要以後相當一段時間才能顯露出來。
希望這段時間不會太久，更希望中國社會不會因為今天對這個問題的忽視而在日後的改革中付出更大的代價。就如波蘭由於在１９８９年劇變前後，掌控著國企管理大權的廠長經理趁政治權力轉移的時機搞過“權貴私有化”，當１９９３年４月頒布並實施“大眾私有化法”時，不得不用相當的時間和成本來糾正和追討在“無法無天私有化”時所流失的國有資產。
在這裏，筆者隻能簡單地談談自己的看法，以及在俄羅斯所看到的與我們很相似的國有企業改製曆程。
俄國人起步比我們早，私有化程度也比我們徹底。他們的經驗、尤其是他們的教訓，對於有過相同曆史進程，有著相同改革要求的中國來說，無論如何都不該視而不見！
俄羅斯的私有化是從１９９１年將成千上萬個小商店賣給個人開始的。但真正意義的私有化則是１９９２年１２月，以拍賣莫斯科市“布爾什維克”餅幹公司為起端，才掀開了俄羅斯經濟核心——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新篇章。
選一個名叫“布爾什維克”的國企實行首次拍賣，的確很具有改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象征意義！
從１９９２年底僅有１８家大中型國有企業被私有化，到１９９５年底，有１０５１１１家小商店、１２１１８０００套住宅（俄羅斯的住宅私有化是無償的）、１７９３７家大中型國有企業完成私有化；而“到了１９９６年，俄羅斯的大中型企業——幾乎創造俄羅斯９０% 的工業產出——中已經有３/ ４以上被私有化，脫離了國家的控製。”（《俄羅斯私有化調查》Ｐ５１）
而在轉製前，俄羅斯的國有經濟占經濟總量的９６% 。
從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６年，俄羅斯的私有化用了４年時間；再從１９９６到２００４年，在徹底私有化的基礎上崛起的新俄羅斯又度過了８個年頭，１２年的時間，俄國人經曆過了巨大的希望、得到過令他們歡喜若狂的政治自由，也經受過經濟上的陣痛和幾乎死了一次的“休克”，那麽，差點兒被置於死地的俄羅斯，有沒有死而後生呢？
作為一個在俄羅斯轉型期間曾經在莫斯科生活過一段時間的中國人、作為對非國有化有過長時間關注和研究的中國學者，筆者忍不住離開本書的主題，來談談俄羅斯的私有化到底給俄國人帶來了什麽？
轉型初期，西方著名的左翼政治和社會學家達倫多夫（ＲａｌｆＤａｈｒｅｎｄｏｒｆ）曾經對俄羅斯轉型設定了一個時間表：“政治民主化及法治，六個月；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非國有化），六年；公民社會的出現，六十年。”（雅克·胡普尼：《十年後的東歐：在後共產主義時期的分野》《當代中國研究》１９９９年第四期）
到２００４年，俄國人度過了１２年漫長的改革歲月，已經大大超過了達倫多夫預定的時間。
這１２年，俄羅斯的民主政治體製已經建成，從計劃經濟向以私有製為核心的市場經濟轉型也基本完成；這１２年，俄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以前不太富裕、但也絕非貧窮的俄國人分化成兩級——讓西方的財富階層為之驚歎的轉型受益者、俄羅斯新貴；以及連中國人都用憐憫的眼光注視著的俄羅斯平民百姓。
據俄羅斯國家統計委員會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年，有關《俄羅斯居民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調查》顯示，俄國人的貧富階層比例如下：
貧困階層——約占人口的３３% 左右，其收入不及最低生活標準。主要包括一些傳統工業部門的工人、部分農民、退休人員及物業人員及多子女家庭等；
窮人階層——占總人口的４０% ，一般能夠維持日常生活，包括一般的專業工人、技術人員以及部分知識分子和國家公務人員；
中等階層——約占２５% 左右，一般能夠滿足社會的各種需要，包括個體從業者、企業家、管理幹部科技或文藝界知識分子；
富有階層——約占１% —２% ，其中階層約占０. ２% 左右。他們主要由新舊當權者、“新俄羅斯人”、某些國企大中型企業負責人及黑手黨頭領等構成。（《過渡時期的俄羅斯社會》Ｐ１１３）
另據英國《金融時報》駐莫斯科記者站主任克裏斯蒂亞·弗裏蘭的數據：“在新俄羅斯，發跡的幾乎隻是那些極少數的超級富翁。最富有的１０% 的人口掌握著全國一半的財富，最窮的４０% 占有的財富不足五分之一。３０００萬～４０００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即每月不到可憐的３０美元。俄羅斯的新資本家貴族們在相當短的時間裏及其迅速地發了財，但並沒有帶動整個國家的其他部分一同發展。”（克裏斯蒂亞·弗裏蘭：《世紀大拍賣》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一位俄國學者說，“最富的百分之十的俄羅斯人的財富，是最窮百分之十的俄羅斯人的８０倍。國家已經分裂，一方麵是一小批億萬富翁，另一方麵是絕大多數的窮人。自由改革的結果就是我們現在有了兩個俄羅斯，一窮一富。”（俄羅斯社會科學院院士弗·伊·多博列尼科夫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７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演講）
在俄羅斯大規模私有化十年之後，俄羅斯和俄國人（當然要除去那百分之十的財富精英）的狀況並沒有因此而有所改善；恰恰相反，還是引用多博列尼科夫院士２００３年的報告，“上世紀３０年代至５０年代，千辛萬苦得來的工業化結果現在已經基本上化為烏有了……俄羅斯聯邦的外債達到天文數字，１７００億美元。所以有人形象地說，每一個嬰兒在出生的時候，就帶有１０００美元的債務。”（同上）
俄羅斯的一位曆史學家因此寫道：“俄羅斯人在共產黨時期不好過，以為在民主下將會好些。然而事情並非如此。雖然自由多了些，但生活卻更困難了。”；用本人在莫斯科聽到的老百姓的話則是：“我們得到了自由，卻失去了安全。”
所以，如果有人說私有化讓俄羅斯受益匪淺，那必須問一問，他說的是哪一個俄羅斯？是指占有人口１０% 的富人俄羅斯，還是占人口９０% 的平民俄羅斯？如果是前者——俄羅斯的財富新貴，那麽此話不假。在福布斯公布的２００３年全球富豪榜上，就有１７名俄羅斯財富新貴榜上有名。他們中年齡最大的５３歲，最小的僅僅３５歲。
另據《富比士》( Ｆｏｒｂｅｓ) 雜誌２００４年５月份的調查，莫斯科的億萬富翁人數已經躍居世界第一。俄羅斯私有化僅僅１２年，就給莫斯科造就了無數億萬富翁。盡管紐約是資本主義社會當之無愧的中心城市，盡管美國富人經曆了幾代人的財富聚斂，但曼哈頓還是將地球上擁最多億萬富翁的城市稱號讓給了莫斯科。據《富比士》的統計，截至２００４年，莫斯科的億萬富翁（以美元計）是３３位，而紐約的億萬富翁隻有３１位。
這些俄羅斯財富精英的巨大財富是從哪裏來的？（這個問題正好與我們現在爭論的ＭＢＯ有關）；或許，下麵這些數字可以讓我們找到部分答案——
俄羅斯大規模私有化後，通過重組、通過ＭＢＯ，俄羅斯約有５００家大型國有企業被以７２億美元的低價出售，而這些國有企業的的實際價值超過了２０００億美元；
莫斯科“吉爾”汽車製造廠資產總量約合１０億美元，一家私人財團購得的價格僅為４００萬美元；
莫斯科市化工進修學院的房產及設備價值約１億美元，某公司僅以８００萬盧布的價格購買……（見《過渡時期的俄羅斯社會》新華出版社Ｐ２２４）
俄羅斯私有化的最終結果幾乎是，國有資產原來誰在管理，最終就被誰占有了，從而出現官僚私有化和官僚資本主義。
中俄兩國學者的比較——捍衛人民利益還是站在大眾對立麵？
在談到俄羅斯的國企老總在私有化過程中大肆侵吞和占有國有資產的事實 （編注：中國在私有化過程中也大量湧現同樣的問題。） 時，必須強調一點，俄國國企管理層侵占國有資產之所以成功，政府和學者無疑負有責任——政府對私有化法規的製定後滯、執行力度不夠；部分學者們卻因為認為俄國的市場經濟和民主化進程依賴於新興的資產階級的誕生，而對這種財富的非法積累采取了容忍甚至歡迎的態度。但是，整個私有化過程中，俄國政府畢竟沒有一邊倒，政府的許多私有化法規常常能考慮到大眾的利益；而在學者方麵，也很少聽到經濟學界的學者同企業家合謀掠奪國有資產、參與分贓的報道。
恰恰相反，俄國政府和俄國的許多學者在企業家實施巧取豪奪時，都有過許多法律上和學術上的努力——製止這種公開的掠過：
１９９２年，俄羅斯政府出台私有化法，８月，俄羅斯總統葉裏欽在電視演說中向俄羅斯人民首次宣布這一法案時，公開地表明：俄羅斯實行私有化的目標是實現廣泛的所有權，是要為俄國創造“一百萬個財產所有者而不是若幹百萬富翁。”（《俄羅斯私有化調查》Ｐ３２）
在實施私有化的過程中，政府曾經拿出了兩個方案：
方案一、允許４０% 的股份出售給職工，剩下的６０% 將在拍賣會上出售或由國家持有今後出售。在４０% 中，工人免費得２５% ……工人們可以按賬麵價值的七折再購買１０% 的股份，經理們以正常價格可購買５% 。另外，養老金計劃也可購買一些股份。
方案二、允許５１% 的股份出售給職工，剩下的４９% 將在拍賣會上出售或由國家持有今後出售。工人不得不支付賬麵價值的１. ７倍。另外，養老金計劃也可購買一些股份。
（《俄羅斯私有化調查》Ｐ４１）
在學者方麵，相當多的俄羅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一直密切地關注著這場私有化運動，關注著、警惕著國家的利益、大眾的利益會不會被在國企裏占有強勢地位的管理層侵占和剝奪？
在轉製初期，在俄羅斯學界，曾經就私有化問題展開過公開的、廣泛的討論：
“私有化企業的主要所有者是企業職工，還是僅僅是企業經理？”；
“誰將擁有私有化之後的俄羅斯企業？”；
相當一部分學者們的立場也十分鮮明：“私有化被認為是在全民中分配財產的方式”（見《俄羅斯私有化調查》Ｐ８）
俄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經濟學家Ｏ·Ｔ·博戈莫洛夫１９９２年在接受《明鏡》雜誌采訪。在問及俄羅斯的私有化的對象時，這位學者態度明朗地站在了大眾的立場上。
問題是由《明鏡》雜誌的記者提出來的——
記者問：您想把國家的經濟作為禮物送給人民嗎？
博戈莫洛夫：最重要的是，不要再要求人民做出犧牲。應該馬上把地產：他的住宅、土地、在工廠和自然資源中屬於他的份額，交到他的手中。這一切應該是無償的、或者隻采用象征性的價格。否則，暴動、叛亂、起義、搶劫等將是不可避免的。
（Ｏ·Ｔ·博戈莫洛夫《俄羅斯的過渡年代》Ｐ１１６）
俄羅斯經濟學家是站在大眾的立場、站在俄羅斯的長遠利益而關注和研究私有化的。他們認為，為了社會的穩定，非國有化必須考慮到人民的利益。
可在我們這兒，那些“站在大眾對立麵”的教授、學者也在強調發展，強調社會的穩定，但他們的結論卻是那樣的不同。在我們的知識精英眼裏，別說讓人民大眾也分得一份需要民營化的國有資產，就是讓大眾參與討論、參與分家的過程都肯定會工廠大亂、國家大亂、從而使我們失去了寶貴的安定團結的大好政治、經濟秩序！
或許有人會反問，俄國政府和俄國學者的努力，為什麽沒能阻止俄羅斯私有化最終成為權貴的盛宴？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和追問的問題，也是對中國的轉型非常具有現實針對性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如此之大，決不是我們這個小章節所能回答。我們所能回答的隻是，俄羅斯並不成功的非國有化結局，除了新政府繼承了一個沉重的“帝國遺產”外，尚有許多現實教訓。比如——
政府私有化立法不夠及時、細致，使得有法可依的私有化落後於廠長經理的“自發的私有化”、“無法無天的私有化”；
政府沒有拿出優質的國有資產，讓無償得到“私有化憑證”的公眾購買，結果大眾因為無法在產權市場購到優質資產，而隻買下了一些垃圾股。據對已經買到了國有資產股票股民的調查，整個１９９４年，得到分紅的股民隻有４% ；
政府在對全民實施無償私有化的過程中，沒有及時對來勢凶猛的通貨膨脹作出積極應對，至使原來價值不菲的“私有化”證券，在通貨膨脹中變得一錢不值。
俄羅斯的“私有化證券”是用社會資產總量除以全體人民（包括嬰兒在內）算出來的：１張私有化證券═俄羅斯７０年社會資產總量÷全體居民總數═１００００盧布。（這一比例甚至高出了“大眾私有化”相對成功的波蘭、捷克）但到了１９９４年，卻貶值為：１張私有化證券═１００００盧布═７美元═１公斤香腸“（見《過渡時期的俄羅斯社會》Ｐ２２２）
因此，如果要給俄羅斯的轉型失敗下個簡單的結論，那麽可以這麽說：即使新政府主觀上有過為人民的設想和努力，但曆史的重負和局限，使其心有餘而力不足。這一點，在總統葉裏欽身上表現得十分明顯。
作為新俄羅斯的第一任總統，葉裏欽在穩定轉型初期的俄國社會方麵功不可沒，他用鐵血證明自己是一個魄力非凡的政治家。筆者親曆了１９９３年１０月葉裏欽與國會的那場爭鬥，並幾次去到那座被葉裏欽讓坦克和士兵所包圍的白宮前（俄羅斯國會駐地），目睹了被葉裏欽下令炮擊過的白宮——最高幾層已經一片漆黑，使通體白色的國會變成了黑白分明的建築；而那些反對葉裏欽的議員和議長魯茨科伊就在底層。
這場爭鬥的結局是議長被捕，葉裏欽牢牢地控製了俄國政局。
然而遺憾的是，葉利欽的領袖魄力隻在革命而非治國，隻在政治而非經濟。和他政治生涯中最出色的表演是與人鬥、與各個權力集團鬥。（編者言：正如毛澤東也是，他的能力在戰爭、革命和權力鬥爭，而非治國。） 這幾乎是現代俄國政治舞台上唯一的劇目。但對於俄國社會的經濟轉型，葉裏欽卻顯得優柔寡斷、搖擺不定、力不從心。
目睹了葉裏欽的經濟改革對俄國社會的影響，筆者十多年前曾經這樣評價葉裏欽時代的俄國——
土地的私有化和工廠社會化進程十分緩慢，而權力向資本的過渡卻十分迅速——越來越多的公共資產流失到那些些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工人委托的管理人、即政治官僚手中；
前政權的政治官員利用民主和市場的口號迅速成為俄羅斯的新貴；
克格勃操縱、或直接轉變為黑社會；
第三產業還由國家雇用的官商操作著……
俄羅斯仍然是懶散的、不負責任的低效率國家；更為嚴重的是，舊的法律秩序已經破壞，新的民主秩序卻沒能建立起來，無法無天、背信棄義的行為在政界、商界、法律界和幾乎所有的社會領域蔚然成風，其腐敗和無法無天的程度完全可以和那些由統製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國家——如拉美和中國——相比。（拙作：《在民主與鐵血之間走鋼絲的葉裏欽》香港《信報》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３日）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還對葉裏欽的曆史局限作了簡單的分析：
葉裏欽畢竟是從舊的政治土壤上成長起來的，那塊土壤是專門培育政客權術、以及密室政治所必須的一切——陰謀、陽謀、背信棄義、厚顏無恥地自食其言和同樣厚顏無恥地顛倒黑白、推卸責任；從這裏培育出來的人無一例外的具有高超的控製權力和搞政治鬥爭的能力，也無一例外的不具備治理國家的起碼知識。（同上）
葉裏欽的背信棄義、自食其言一直持續在他的整個統治時期。１９９８年，當致命的金融危機衝擊著轉型後的俄羅斯時，俄羅斯央行已經將銀行利率提高到了１５０% ，可葉裏欽還是在１９９８年的８月１４日，向公眾保證，盧布決不貶值；然而，三天以後，葉裏欽便由他新任命的商人出身的總理基裏延科出麵宣布：“盧布貶值，停止支付國債，延遲償還企業拖欠的外國債務。”
當然，在今天看來，將俄羅斯經濟改革的失敗完全推卸到葉裏欽身上，未必公允；尤其是相比之下，葉裏欽在製定私有化法時，畢竟與部分政治精英、部分俄羅斯學者一起做過許多努力；他們畢竟在某種程度上能站在全民、而不僅僅是富人的立場上（哪怕是一種姿態！），對私有化有過冷靜的思考、有過對不公平的擔憂和告誡、有過警惕權貴掠奪國民資產的呼籲和宣傳；還有，俄國政府和俄國學者不僅在產權轉移時能站在民眾一邊，盡政府的職責、盡知識分子的職責；即使到了今天，俄國學者和俄國政府也沒有放棄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和追查。
在談論俄國人並不成功的國有企業轉製時，還有一個應該引起中國人警示的現象值得一說：俄羅斯的國企改製，即使有了政府和學者的呼籲、努力，希望幫助大眾從國有資產中得到屬於他們的那一份，但大眾最終也沒能鬥過廠長經理，國有資產的絕大部分，最終還是被企業中占有絕對優勢地位的國企官員所攫取；那麽，在我們這兒，上有傾向於富人的政策，下有為富人服務的學者為企業家呐喊、出謀劃策，中國的改製會是一個什麽結局呢？！
難怪在談及已被瓜分和將要被瓜分的國有資產時，大多數人都表現出一種無奈和絕望。
我們說俄國政府和俄國學者的努力並沒有製止住俄羅斯的私有化最終走向“權貴私有化”結局，決不是要說政府和學者們的努力是不必要的、沒有意義的。當一個民族處在重大的曆史關頭，當一個國家的社會利益格局進行重大的、重新組合時，政府和知識分子當然應該擔負起自己的職責——因為在這種時候，正義和公正對曆史的促進，將比任何時期都顯得重要；隻要權力和知識分子能為大眾的利益盡自己的本分，那麽，曆史的希望就不會被“公正危機”所吞噬。即使曆史暫時沒能取得勝利，但至少問題會暴露出來、會埋存在民眾心中而留下以後解決的希望。２００４年，普京政府對俄國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的逮捕，難道不是與這一係列的關注、呼籲、努力有關嗎？
所以，俄羅斯政府對尤科斯公司的清算，對霍多爾科夫斯基的逮捕，與其說是新利益集團之間爭鬥的開端，不如說是那場國有資產爭奪戰的繼續！
還有一點特別需要告訴中國人，波蘭和捷克相對成功的“大眾私有化”證明，不讓國企官員利用自己在企業的強勢地位侵占國有資產，不僅應該，而且在技術上是完全可行的！
我們過去總說，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願在國有資產私有化問題上（貪汙盜竊的私有化也好，堂而皇之的ＭＢＯ式的私有化也好），俄羅斯的今天不會再次成為中國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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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寫俄國近期經濟史 |
| 《世界經濟學人》ECONOMIST.ICXO.COM ( 日期：2004-10-09 16:23)經濟學人今日最新 |
??10年前的這個月，俄羅斯議會——國家杜馬——企圖彈劾當時的俄國總統鮑裏斯·葉利欽。此後的僵局和鬥爭持續了七個月，最後以葉利欽命令坦克炮轟杜馬總部而告終。葉利欽的勝利，決定了誰才是俄國的領導人和經濟政策的決定者。但是，葉利欽的經濟政策取向是否就適合俄國呢? 1991年後俄國從共產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曾被認為能為俄國帶來空前的繁榮。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到1998年8月的盧布危機時，俄國的產出已經減少了幾乎一半，貧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也從2％增加到40％。 盡管1998年8月後俄國的經濟表現令世人矚目，但是其GDP（國內生產總值）仍然一直不到1990年的30％。所以，即使年均經濟增長速度為4％，俄國經濟還需要10年才能夠恢複到前蘇聯解體時的水平。 俄國經濟遲遲未能奏響得勝令，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新自由主義者現在正在作出一種解釋。在他們看來，俄國1998年前的經濟下滑，恰恰是因為轉軌過程被耽誤所導致的。此後的俄國盧布危機迫使俄國政府緊急采取行動，後來的經濟恢複，正是這些影響深遠的改革得到貫徹的結果。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而且原因要簡單得多。1998年前，盧布的幣值一直被高估，這造成了俄國國內生產商的產品相對於進口產品沒有競爭力。IMF當時不希望盧布貶值，並且提供了數十億美元支撐其匯率。IMF和美國財政部擔憂，盧布貶值可能會重新引發俄國國內的通貨膨脹，理由是俄國隻有極小或根本沒有過剩的生產能力。 這真是絕妙的自打嘴巴。這些官員顯然清楚，正是他們的政策在幾年內摧毀了俄國將近一半的生產能力。這種破壞程度，連希特勒的納粹軍隊都無法企及。微觀層麵的數據表明，當時俄國國內大部分的企業事實上開工不足，但這些官員對此視而不見，正如他們不理會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報告一樣。該項研究報告稱，IMF的貸款無法使得俄國經濟複蘇，隻會使得俄國背負更重的債務。 後來，世界石油價格的上漲進一步促進了俄國經濟的複蘇，這也給投資和擴展提供了大量的資金。經濟活動產生的利潤也為擴展提供了資金。這時，新自由主義的又一個怪招出現了——實行資本控製，這使得俄國的投資者隻能在本國尋找機會，而不會到紐約和塞浦路斯等地方去。 的確，市場經濟體製能夠為財富創造提供激勵。不幸的是，IMF在前些年所采取的計劃中所帶來市場經濟，總是伴隨著高利率、非法的私有化、糟糕的公司治理結構，這種市場經濟和資本市場的自由化隻能會導致資產的流失。俄國後來的經濟增長是經濟環境變化所導致的，這種環境變化也是俄國自己製造出來的。 從長遠來看，我們不僅要關心經濟增長的速度，而且也要關心要建立的是一種什麽樣的社會。而對於所謂的俄國改革者來說，隻要經濟能夠增長，20世紀90年代所出現的產權過度集中現象是無所謂的。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樣子的市場經濟：它建立在更大程度的平等的基礎上，運用市場的力量為整個社會謀福利，而不是為極少數人創造財富。俄國的經濟轉型沒有達到這一目標並不奇怪，因為俄國的改革者的視野中本來就沒有這一目標。其中重大的問題是，俄國的改革者對於經濟的看法是如此僵化，如此地由意識形態所驅動，以至於連比較狹隘的經濟增長目標也沒有達到。他們所得到的是純粹的經濟衰退。 即使改寫曆史，也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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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上，俄羅斯經曆了曆史劇變中的陣痛。經過艱辛的轉型和經濟改革，迄今，俄羅斯經濟已經連續5年保持穩步增長，1999年，俄羅斯GDP增長百分之32，2000年增長百分之8.3， 2001年增長百分之5.0，2002年增長百分之4.2，2003年增長百分之7.3，GDP總值達到13.3萬多億盧布，人均3200美元，失業率從2000年的兩位數下降到6。
另外，正在向市場經濟過渡轉型的其它前共產主義國家，連續4年來經濟平均增長率都超過了世界其他地區。去年中歐、東歐的前共產黨國家以及獨聯體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為百分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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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總結一句：俄羅斯轉型後的經濟衰退不是因為政治的轉型，而是因為經濟轉型粗糙和不當所造成的。很多前“共產”國家民主化後因為經濟轉型得當，經濟都獲得理想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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