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過的真快，一晃又是一年過去了。過了新年就是春節。雖然不知今年的春晚會有什麽新內容，但可以肯定的是，北京文藝座談會不會白開，一定會有 變化的。
去年春晚後，我們大學同學在QQ 群上談觀後感。一個在澳門當地產老總的同學說：“整個春晚，唯一讓我感動的節目就是英雄組歌，尤其是《英雄兒女》主題歌。其次就是《紅色娘子軍》。”他的話獲得大部分同學的認同，也和我的感受差不多。沒想到的是，春晚過後，網上竟然有很多人對英雄組歌和《紅色娘子軍》吐槽。比如70後公知熊培雲在微博中說：“奴役與自由、醜與美、暴力與溫柔，在同一時代的舞台。如果我承認一個集體的中國夢，這個夢就是希望這個國家徹底告別‘紅色娘子軍’，走向‘玫瑰人生’”。我不知道熊培雲的玫瑰人生是什麽樣，但我能看出他對紅色娘子軍的不屑和反感。
這讓想起一句歌詞：“不是我不明白，而是世界變化快。" 如今我們處在一個多元價值觀共存的時代，代際也變得越來越短，相差十年就會有代溝。所以我不認為對英雄組歌的態度隻是左與右的觀點決定的，而主要是代溝決定的。我那澳門同學平時的政治觀點是中間偏右的，但他依然會被英雄組歌所感動。我們這代人，不管是大腕還是粉絲，不管是土豪還是草根，大部分人都會喜歡英雄兒女主題歌，喜歡那個電影，也會理解《紅色娘子軍》那種反抗精神，因為我們是那個時代教育和熏陶出來的。這就叫時代的烙印。即使那些厭煩和仇視紅色文化的人，如果不是違心的話，我相信他們也會欣賞樣板戲的唱腔和那些經典的紅歌。
而熊培雲那代人和我兒子這代80後們，沒經曆過那個時代，沒經曆過那種激情和感動，因此缺乏一種切身的體會和感受。這種感受不是語言所能傳達和描述的，而是一種精神洗禮和心靈體驗。
前一陣在影壇偶爾發現上海台的一個節目。一對知青夫妻的激情表演，讓我似乎重新回到那個被很多人詛咒的時代。我想有著共同精神洗禮的那代人，比如以前走廊的餛飩猴看了這個節目一定會有很多共鳴，而沒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或者是另一種經曆的人，感覺就會很不同。視頻鏈接如下：
現在一說起紅歌，有人就和文革聯係起來，薄熙來就是吃的這個虧。可我覺得紅歌和文革沒什麽必然聯係，純屬是過度聯想，或故意過度聯想。既然是多元文化的時代，紅歌作為其中的一元，完全應該允許其存在。尤其是在偽/娘盛行的時代，唱唱紅歌有助於培養陽剛之氣。
前年在台灣旅遊時，曾參觀過鄧麗君紀念館。紀念影片裏有一段鄧麗君為台灣軍人演出的錄像，看到那些穿著軍裝的人一臉幸福地與鄧麗君一起唱那些軟綿綿的歌曲，我就明白為啥國軍打不過共軍了。一個喜歡鄧麗君歌曲的軍隊，如何能戰勝喜歡紅歌軍隊？軍隊是打仗的，沒有點陽剛之氣，根本穿不起那身軍裝。
有人把紅色文化看作是洪水猛獸，將紅色當作暴力、血腥、野蠻的象征。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偏見和帶有強烈個人好惡的誇張。因為紅色不僅代表血腥、暴力，也象征著激情、陽剛和正義。對紅色文化的一概排斥，缺乏一種曆史觀和整體觀。赤橙黃綠青藍紫是世界的本來麵目，紅色也是色彩之一。完全屏蔽掉紅色，就不是道法自然，而是人為扭曲自然。沒有紅色的世界，不僅乏味，也會缺乏正氣。
其實在紅歌盛行的時代，我倒並不怎麽熱衷於那些經典紅歌，那時我喜歡的是比較柔情的歌曲。比如，我學吉他時最喜歡彈的是北美民歌《紅河穀》、蘇聯民歌《燈光》等。當然，今天我依然喜歡這些曲子。即使唱紅歌，那時也願意唱比較抒情的歌曲，比如：《花兒為什麽這樣紅》、《阿詩瑪》、《沂蒙山小調》、《洪湖水浪打浪》等。可時至今日，也許是聽夠了那些狂轟濫炸的搖滾和纏綿悱惻的現代情歌，我又開始懷念起那些充滿陽剛之氣和振奮精神的紅歌了。比如：電影《上甘嶺》插曲《我的祖國》，《英雄兒女》主題歌《英雄讚歌》，連多年沒聽的李雙江唱的那些歌我現在也聽上了癮。不管李雙江這個人怎麽樣，他兒子多不靠譜，可李雙江的男高音在我看來至今仍無人超越。比如他唱的《小小竹排》、《駿馬奔馳保邊疆》、《美麗的草原我的家》都是我曾經百聽不厭今天再聽仍然喜歡的歌曲。
人都有自己的是非善惡觀，都有一種將自己的是非善惡觀強加給別人的傾向。但作為一個掌握話語權的公共知識分子應該更理性、更清醒、更實事求是，否則就不配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隻對抗體製的不能稱為公知，他們隻能被稱為逆反型的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最喜歡講的是良知，可我覺得對公共知識分子而言，最大的良知莫過於實事求是。
熊培雲的書我隻讀過一本，是描寫中國農村現狀和問題的《一個村莊的中國》。書中對中國農村的描寫是真實的，其對問題的分析和見解有很多我是讚同的。雖然作者的行文有點煽情和焦躁，但看得出他對農村是有感情的，對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的心情是真實而迫切的。
可我不懂，他為啥將《紅色娘子軍》與奴役、醜和暴力劃上了等號。《紅色娘子軍》的主題是反抗壓迫，不是渲染暴力。暴力對被壓迫者來說很多時候是被逼出來的。喊出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毛澤東，年青的時候也是一個反暴力主義者。在毛澤東創辦的《湘江評論》第一期創刊宣言上毛澤東如是說：“在對人的方麵，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持續地‘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主張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這是典型的非暴力抗爭思想。
如果不是蔣介石的國民黨率先屠殺共產黨人，毛澤東、周恩來、葉挺、朱德、陳毅這些知識分子就不會那麽堅定地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毛澤東後來在與外國友人的談話中，多次談到他走上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道路完全是被蔣介石逼的。
從一九二七年4.12政變開始，到一九三二年，被屠殺的共產黨和其同情分子有一百萬，其中大部分是那個時代為數不多的青年知識分子。當時國民黨專殺知識分子模樣的人。宋任窮北伐到濟南的時候也被抓了起來，可後來負責看押他的人看他土裏土氣的樣，不像讀書人，就把他放了。其實宋任窮是地道的共產黨，而且還是赤衛隊隊長。如果他是戴著眼鏡的文質彬彬的學生樣，估計就被槍斃了。當時的極端口號是：“寧可錯殺三千，絕不放過一個”。我在重慶渣滓洞和白公館參觀的時候，看到那些遇難的烈士照片時非常驚訝，他們並不是我想象中的如許雲峰那樣的中年革命者，而大多是十八、九歲的青年學生，以現在人的眼光，他們還是個孩子。其實他們很多並不是共產黨，隻是追求進步，懷有正義感，痛恨腐敗的單純的學生。
暴力有時也是社會進步的不得已的手段。沒有武昌起義，腐敗的滿清政權不會自行退出曆史舞台。沒有林肯領導的內戰，美國南方的黑奴製能被取消嗎？如果沒有盟軍對法西斯的以暴易暴，世界會變成什麽樣子？美國醜惡的種族隔離製度，不是倒在馬丁.路德金的和平抗爭中，而是在他被謀殺後，倒在美國黑人風起雲湧的暴力抗爭中。現在的一些年青公知們，生長在和平環境中，站在反暴力的道德製高點上不加區分地批判任何暴力，似乎將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可卻恰恰暴露他們對曆史對社會的膚淺認知。
我也是個理性上的反暴力革命主義者，但我也非常理解暴力革命者的初衷。印度有一個很好的電影《芭薩堤的顏色》，描寫幾個原本單純善良的學生，後來因為痛恨腐敗而走上暴力反腐的道路。你可以說他們極端，但絕不會否認他們的正義。在一個黑暗的社會裏，正義的實現有時是以紅色的血液為代價的。以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天狗》，也是一個用生命和鮮血實現正義的很好的案例。
《紅色娘子軍》是藝術創作，但那不是無根無據的虛構，而是反映了舊中國真實的社會現實。隻要看看那些女紅軍戰士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就會理解當時中國的封建壓迫有多深重。在海南島，婦女的地位尤其卑賤，窮人家的女孩子更是處在被壓迫階級的最底層。“戰士們責任重，婦女們冤仇深”這句紅歌歌詞如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我母親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可母親告訴我，姥姥特別重男輕女。盡管母親天資聰穎，可姥姥卻無論如何不讓母親讀書，認為女孩子讀書沒用。盡管姥爺是基督徒，也說服不了封建意識濃厚的姥姥。如果沒有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有幾千年封建曆史的中國，婦女的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實現還不知要到什麽時候呢。
小時候我們常說，舊中國的勞動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壓迫，但那時我們並不真的理解這三座大山的壓迫有多深。以帝國主義壓迫為例：在舊中國，八千多人的日本華北駐屯軍就能控製整個華北，不到一萬人的關東軍就能製造九一八事變。現在的人很難想象，那是一個什麽樣的中國。
有人把民國的衰弱說成是共產黨給鬧的。這完全是顛倒了因果。如果蔣介石當年積極抗日，共產黨還有打出北上抗日口號，建立統一戰線的機會嗎？如果蔣介石政權不腐敗，會有那麽多熱血青年，從大城市往窮鄉僻壤的延安跑嗎？為蔣介石辯護的人與蔣介石有同樣的認知誤區，即：從來不在自己身上找失敗的原因 ，都是《南征北戰》裏那個參謀長的論調：“不是我們無能，而是共軍太狡猾了。”一個真正的強者從來不會將失敗歸結於外界，而是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毛澤東領導的中共能夠戰勝國民黨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從來都是從自己身上找失敗的原因，而不是歸咎於對手的強大。中共將革命的勝利也是歸結為內部路線鬥爭的勝利。
國家的衰弱有多方麵的原因，精神和文化上的衰弱則是其中重要的一麵。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英雄們就一直尋找救亡圖存之路。可直到辛亥革命後，中國仍然沒有擺脫被瓜分和被亡國的風險。在舊中國，有民族情懷的知識分子集體喊出了那個時代的主旋律----救亡圖存，抵禦外侮。那個時代有影響的優秀作品都是圍繞這個主旋律的，如震撼人心的《黃河大合唱》（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是對這一精神的繼承和發展，是順應了時代的呼喚。抗日戰爭時期最大的政治就是救亡圖存，一切其它看似有理的主張，比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救亡圖存這個大政治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現在我們看國貿的閃唱，充滿溫馨和歡樂，似乎這才是人的生活，可在一個帝國主義侵略、民不聊生的舊中國，有多少人有心情去欣賞這樣的溫馨和歡樂呢?
紅歌的根子不是文革，而是延安時期，是起源於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中國的紅色文化也是發端於抗日戰爭時期。對毛澤東的這個講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派人士從這個講話看到的隻是黨管文藝、文藝為政治服務、限製創作自由，甚至是法西斯文藝。可在另一些人眼裏，比如莫言，看到的是講話所強調的文藝為大眾服務，藝術的人民性和文學藝術的社會責任。
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抗日戰爭時期的文學藝術就會遊離於救亡圖存的時代主旋律。在國破家亡的時代，如果中國人都沉浸在張愛玲式的自愛自憐的的租界情調中，那中國真就成了麻木不仁的國家了。
西方的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是將個人權利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從來不強調個人權利，而是強調家、國、天下這種集體價值。兩種價值觀各有其曆史淵源和利弊，在此不加詳述。我想強調的是，由這兩種價值觀衍生出來的文藝創作思想，也具有鮮明的個性。
改革開放以來，一反毛澤東時代的集體主義精神，掌握了話語權自由派知識精英一下子跑到另一個極端。導致個人主義和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如排山倒海般摧毀了過去的一切。自由主義不僅摧毀了毛澤東時代的集體主義價值觀，也摧毀了殘存在民間的中國傳統的價值觀。一時間，自由似乎成了人類至高無上的價值，甚至連正義和人倫也可以被踩在腳下。
在自由派知識精英幾十年這樣一邊倒的教育下，大公無私的人被當作傻子，雷鋒被當作奴才，所有革命年代的英雄都受到攻擊和質疑。在這樣的輿論環境和功利主義價值觀的長期熏陶下，我們除了培養出一批貌似精英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之外，還能培養出有為人民服務精神的真正精英嗎？現在貪官遍地有體製上的原因，但也不能排除思想和價值觀混亂的原因。
在毛澤東時代，文學作品有著鮮明的特色，即強調集體主義和樂觀主義精神，連殘酷的戰爭題材的文藝作品，也充滿了樂觀主義和英雄主義。紅歌其實就是這種精神的體現。這種特色，與現在娛樂至死的流行文化形成鮮明的對照。
紅色文化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他的人民性。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曆史中，文藝舞台上從來都是被才子佳人、帝王將相所占據。占據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勞動人民則一直處於邊緣化、甚至被忽略的狀態。普通勞苦大眾和曆史是無緣的，他們被整體被排斥在曆史之外。因為在上智下愚的傳統觀念看來，在下的都是愚民，而愚民是沒資格進入曆史的，更別提成為文學藝術的主人公了。但毛澤東時代的文藝作品，卻將普通勞動人民作為謳歌的對象，讓他們成為文藝舞台的主人翁。這在中國曆史上還是第一次。
紅色文化作為一個革命年代的曆史現象，曾經為中共的勝利和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做出過貢獻。在文革時期，紅色文化因為過分強調政治性，為“極左”路線的泛濫推波助瀾，成為被批判的對象，這是其走向極端的應得的報應。但無論怎麽說，在漫長的中國文藝史上，紅色文化寫下了別開生麵的一頁。盡管相對於幾千年的曆史來說，紅色文化也許隻是曇花一現，但這短暫的光芒（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是黑暗的時期）將對整個中國文藝產生深遠的影響。
紅歌和紅歌所代表的紅色文化已成為曆史，成就紅歌和紅色文化的那代人也已大部分走進曆史。這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凡是在曆史上發生的，都將在曆史中消失。然而，當那段狂風暴雨般的曆史過去後，一些沉澱下來的文化也許會經久不衰，構成我們這個民族豐富多彩的文化的一部分，並融入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智慧海洋之中，成為後人借鑒和引以為訓的教材。我們今天回過頭來再去看樣板戲，感覺就和當年完全不一樣了。時間會改變我們的認知。
當炫目的紅色漸漸被漂白後，曆史也失去了本來的麵目。就像被徐克武俠化和好萊塢化了的《智取威虎山》，雖然娛樂性更強了，故事也基本是那個故事，可離曆史的真實卻越來越遠了。
我很慶幸自己生長這樣的一個時代，讓我有幸見證了資本主義是如何在人們不知不覺中複辟的。這是人類曆史中從未出現過的曆史過程；我也慶幸我在青少年時期一直接受的是集體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教育。這種世界觀始終伴隨著我成長，雖然曾有過動搖，卻從來沒有改變過；我也很慶幸，當我有了一定的思考能力的時候，我又接受了自由主義的觀念。從對自由主義的懷疑到欣賞，再從欣賞和全盤接受到批判的接受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使我不僅加深了對自由主義的認識，也懂得了自由主義的局限性和危害性；我也慶幸，雖然我生活在一個沒有戰火硝煙的和平年代，卻能感受到人們思想上的巨大變化，目睹了人們是如何從一個極端跑到另一個極端的。
如果說人生是一個道場，那我所經曆的這個時代則是一個最難得的道場。對於我這樣愚鈍的人，隻有在親身經曆了兩級的變化後，才會悟出很多人生的道理。
